从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胶东的实践

邵 洁

(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山东 威海 264200)

天福山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24日，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基础上重新恢复建立的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诞生了胶东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暴迅速席卷胶东大地，点燃胶东抗日烽火。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根据威海实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发动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开创了胶东抗日新局面。

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中共胶东党组织总体谋划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和威海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是文、荣、威三县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大集结，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起义，是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法宝取得抗日武装起义胜利的范例。

一、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起义中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实践

1937年9月，中共北方局将胶东临时工委的关系移交给山东省委。为了加强胶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回到胶东，帮助发展胶东党的组织，加强对起义工作的政治领导。根据国共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协议，被国民党关押在济南监狱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于克恭、宋竹庭、宋绍九、邹恒禄等出狱后也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大批干部回到胶东，分别联络各县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在中共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胶东临时工委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共产党员要站在抗日的最前列”，要求“每个党员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以党组织为核心，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为骨干，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运用各种不同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放手发动群众、巩固群众基础，扩大同盟队伍，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准备骨干力量。在工作中，发展抗日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放过一个党员的线索和一个救国会员、“民先”队员的关系，积聚力量，动员人民“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武装保家乡”。各县纷纷成立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人民群众深受感染，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奠定群众基础。

荣成城里党支部以民众教育馆为活动阵地，组建青年剧团，后更名为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采取演讲、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戏剧等形式控诉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政策，号召民众团结抗日，使五六万观众受到抗日救国教育。

天福山起义前，胶东各地有一定数量国民党的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封建地方武装，有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有想保持中立、企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的；有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顽固势力，依然破坏抗战的。在民族矛盾急剧加深的危急时刻，胶东党组织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了艰辛细致的工作。1937年10月，柳运光、于烺同志到牟平城与国民党第三路军胶东政训处主任屈凌汉商谈联合抗日的事宜，提出国共合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建议，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一直在昆嵛山坚持战斗的王亮同志与文登县政训处进行商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并在威海《黄海潮报》刊登；柳运光、于烺同志与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进行拉队伍的共同抗日谈判；曹漫之、李耀文等同志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及影响，在荣成国民党的军政部门开展联合抗日活动。努力促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取消“限共”的政令，承认人民组织抗日武装的合法化。

12月初，日军从海上登陆进攻青岛、烟台，胶东地区形势紧张。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回到胶东，同胶东共产党员一起整顿党组织，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基础上重建胶东特委。15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分析抗战形势，理琪传达山东省委关于分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和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指示，决定于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会后分散到胶东各地发动群众，做好统一行动准备。

天福山地处文(登)、荣(成)、威(海)三县交界处，地域偏僻，交通不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12月24日，胶东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天福山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有“一一·四”暴动后在昆嵛山坚持下来的红军胶东游击队及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80余人。理琪代表特委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林一山、柳运光分别就武装工作和统战工作讲话，参加起义全体人员中的60人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和第三军第一大队成立，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诞生，揭开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天福山起义次日，一大队按照特委部署西上文登、牟平边界进行武装宣传，宣传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战歌曲，召集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和访问，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吸收爱国青年参军，扩大抗日的武装队伍。并根据群众的揭发，收缴部分地主的枪支。队伍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人民奔走相告，青壮年踊跃报名入伍。

“三军”的威声使反动势力惊恐万状，以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为首的顽固派害怕动摇其统治地位，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和人民苦难，出尔反尔，勾结县保安大队，纠集公安队、盐务局、乡农学校、联庄会等地方反动武装进行清剿包围，妄图趁起义部队弱小之机一口吃掉。12月31日，一大队在文登县岭上村遭到李毓英部数百人围攻，政委宋澄等29位同志全部被捕，于得水率余部突围，李毓英撕毁曾商谈的共同抗战协议，三位曾参加过“一一·四”暴动同志被捕后被秘密杀害，起义暂时受挫，“岭上事件”暴露出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合作抗日”的假面具。胶东特委意识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两面性认识不足造成了军事失误的严重性，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对策：一方面去函严正谴责和抗议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的反动行径，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另一方面提高警惕性，分散成小队活动，公开的宣传和秘密的活动分开进行，继续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和壮大抗日队伍；加快步伐，重新组建和发展其他武装，加紧筹划组织威海起义。

历史已充分证明胶东特委斗争部署的正确性。李毓英等顽固派一方面对特委的去函故作镇静、不加理睬；另一方面密切探听和注视党组织的每一步发展动态，当最后得知威海的武装起义已准备就绪的消息，遂被迫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宋澄等26人释放，时间正是1938年1月15日威海起义的当天。同日，李毓英即挟款携眷仓皇逃走。胶东特委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斗争策略性，从而使胶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二、中共胶东特委在威海起义中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实践

虽然“岭上事件”使刚刚成立的“三军”受到较大损失，但中共胶东特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的方针和决心没有改变，于1938年1月成功发动威海抗日武装起义。胶东特委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以共产党人群体人格力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灵活有效的策略，感召了孙玺凤等威海军政上层人物，成为支持威海起义的力量。

全面抗战初期，威海统治阶层矛盾尖锐，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与威海卫管理公署警察局长郑维屏以及反动威海商会会长戚仁亭的矛盾突出。孙玺凤想抗日，但信心不足；郑维屏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戚仁亭等地方势力则暗中筹划，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孙玺凤想离开威海，郑维屏等便要扣留他，孙玺凤急于找到帮助解脱的力量。另外驻威海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官兵有爱国之心，周军需官和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是“民先”队员，倾向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但因威海卫管理公署克扣军饷等事，与专员孙玺凤有矛盾，属于一股中间力量；威海卫管理公署卫队倾向起义；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及政训处官兵、“民先”威海队部负责人袁时若等人及一些进步教师、青年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通过“民先”“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打击亲日派，发动群众抗日救国。

中共胶东特委客观地分析形势，制定“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决定依靠威海政训处的左派力量，团结和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的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郑维屏，联合专员孙玺凤和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最大程度地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抗战的强大力量。

威海起义是胶东人民要求抗战这一形势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抗日，威海的工厂、学校、乡村举行救亡集会；进步青年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走向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于天福山起义的第二天，就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队部，“民先”起到重要作用，国民党山东省民先总部代表孙明光(孙玺祺)和“威中”教师袁时若、国民党威海政训处主任孙端夫等威海民先成员都成为起义的骨干。孙明光利用是时任专员胞弟的特殊身份，联络政训处、海军教导队，对孙玺凤及专员卫队施加影响。

早在1937年8月，胶东临时工委就调烟台“民先”队员张次愚、宋坚到威海协助领导筹划武装起义。11月，胶东临时工委派林一山到威海，经孙明光引荐与孙玺凤进行多次谈判，分析抗战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指出只有共同抗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争取合作。1938年1月初，理琪等到威海，一面布置起义事宜，一面继续做好孙玺凤的工作。当孙玺凤同意理琪提出的条件后，胶东特委决定发动威海武装起义。1938年1月15日凌晨，由威海、文登的党员、“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共100余人组成的各路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分别从文登县大水泊、沟于家和威海郊区的羊亭等地相继到达专员公署，与政训处的部分力量会合，打开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百余支枪械和大批军用物资。国民党海军教导队采取中立的态度，伪公安局长郑维屏也未敢妄动。理琪与孙玺凤进行最后谈判，孙玺凤答应将枪支交给起义队伍，并在以郑维屏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准备包围起义队伍时，阻止其反动行为。16日晨，起义队伍召开大会，理琪发表重要讲话，分析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号召大家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武装斗争，联合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当日下午，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登上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孙玺凤后投身到敌后山东抗战的洪流之中，在抗战胜利之后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列。起义部队100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向文登沟于家村进发，威海起义取得成功。

随着形势发展和抗日起义队伍壮大，为加强党对抗日武装和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共胶东特委于1938年1月19日成立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胶东特委、军政委员会和第三军司令部合署办公，胶东特委为领导核心，第三军司令部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军政委员会兼管民运、统战、社会等工作。特委将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的两支起义部队重新整编，为扩大影响，壮大武装力量，“三军”及领导机关移驻到文登、荣成两县交界的重镇大水泊一带。

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后，荣成、黄县、文登、蓬莱、牟平、即墨、莱阳、掖县等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成立了“三军”第一、二、三、五、七、八、九、四十一大队，起义队伍汇集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下，发展壮大了胶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

三、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

(一)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的成功是胶东党组织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成功的根本。起义从组织到形成燎原之势，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在全省发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派出部分党员和省“民先”队部的队员到威海开展工作，加强胶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胶东党组织始终冲在组织发动起义的第一线，从胶东临时工委到重建的中共胶东特委，放手宣传发动民众，开展全民族抗日统战工作，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发挥中坚作用。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的成功，是胶东党组织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给胶东其它武装起义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提供经验和教训。胶东党组织从抗日大局出发，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开始接触和合作，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把社会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爱国武装力量都凝聚在救国御侮的大旗之下，形成以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义的成功和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但由于胶东国民党力量的顽固，国民党政权以正统自居，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面临着曲折和艰难，建立统一战线面临斗争和困难，同时也存在对顽固派的力量估计不足出现的偏差，“岭上事件”本身就折射出建立统一战线的艰难性。在阻挠、破坏和镇压面前，中共胶东特委和威海党组织不屈不挠、加快发展自身，审时度势，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继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彰显出胶东党组织的成熟和组织指挥能力。

(二)威海起义是在城市复杂条件下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胜利，为胶东各地起到示范作用

威海起义的成功既非盲动，又非侥幸，而是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周密的准备。中共胶东特委面对复杂的形势，吸取之前的“一一·四”暴动失败和“岭上事件”深刻教训，既不急进盲动又不贻误战机，灵活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敌我友之间的关系，争取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势力，团结大多数爱国志士，正确地开展统战工作：一是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早在胶东临时工委1937年2月迁到威海后，工委领导成员吕志恒、柳运光、李紫辉等经常与威海卫“民先”队员孙端夫、袁时若等人在一起筹划武装起义事宜，利用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的合法地位，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扩大影响，发动群众收集武器，积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成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奠定基础。二是山东省“民先”队部派员来威海工作，为威海起义的准备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利用是威海专员孙玺凤的胞弟的特殊关系，以省“学联”“民先”的合法身份到威海，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后，联络政训处、海军教导队，对孙玺凤及专员卫队官兵进行影响，为起义的组织准备发挥了作用。同时，“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成立，“民先”骨干大部分加入党组织，其他“民先”骨干也在威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武装力量的继续发展，也对国民党内部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吸引力，政训处的20多人全部参加了起义，并成为以后“三军”的重要骨干。海军教导队在威海起义前，明确表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起义。三是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对起义的支持与参与。孙玺凤是国民党官员中的开明人士，具有爱国热忱，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南京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对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估计不足，处在犹豫和苦闷之中。胶东特委通过频繁接触，正确分析其心态和处境，启发其爱国抗日之心和正义感，同时采取灵活政策，尊重其意愿，不强拉硬拽，保护安全离威。由于党的统战工作及时、细微及当时局势紧迫，争取了专员孙玺凤同意支持起义。威海起义挽救了“岭上事件”后危急的革命形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声威，使“三军”得以发展壮大。

(三)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的“火种”，引燃胶东子弟保家卫国之民族情怀，为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天福山·威海起义的成功为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起义掀起的革命高潮激发出人民的抗战热情，胶东各地爱国群众被压抑的怒火爆发出来，人民群众参军热情空前高涨，驻军的附近地区以及远至百里以外的牟平县境内每天都有群众络绎不绝来报名参军，甚至除夕过年来的人也没有减少。中共胶东特委通过扩人扩枪扩大武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各地的影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胶东半岛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迎来了胶东抗日的新时期。从1938年1月至3月，胶东党组织先后率领起义武装一度收复牟平、福山、掖县、蓬莱、黄县等县城，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天福山·威海起义的“火种”，引燃了胶东子弟保家卫国之民族情怀。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胶东的危急关头，刚诞生的“三军”即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奔赴抗战第一线，整编西上抗日。2月13日攻克牟平县城，活捉伪县长宋健吾以下人员百余人。是日下午，雷神庙战斗打响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4月底，“三军”各路会师黄县，创建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8月，掖县三支队编入“三军”，辖4个团。9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奉命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三军”由弱到强，迅猛发展壮大，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中，成为中国地方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的一支雄狮劲旅，为后来我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31军、第32军、第41军四个集团军撒下了原始的火种，谱写了胶东人民抗战史和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