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冲突的典型写照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与海尔茂冲突的现代文化内蕴

刘建军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自问世以来,经久不衰。在一般人的眼里,这部剧作常常被看作是一部深刻暴露了资产阶级家庭关系虚伪的杰出戏剧。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在谈到这部戏剧的时候,无不将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看作是一个正面的和肯定性的形象,认为她的离家出走行为以及她对丈夫海尔茂的批驳,体现了作家对资产阶级虚伪家庭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反叛,这种反叛甚至涉及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等一些本质的方面。尤其是在一些具有女性主义情结的批评家看来,女主人公娜拉的反抗声音,可以被称为“妇女解放的宣言”。而她的丈夫海尔茂,则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很多教科书都指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市侩的形象,是资本主义道德和价值观的维护者,是资产阶级丑恶思想意识的体现。对此,若从表层结构来看,以上的说法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在该剧的表层意义结构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深层精神冲突结构,体现了易卜生敏锐地把握时代文化发展趋势的能力。这种深层精神冲突就是现代西方社会中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矛盾冲突。

一 现代西方社会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矛盾冲突

特雷·伊格尔顿曾指出:“如果把文学看作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那么把文学说成只是人们随心所欲地想要称为文学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它根植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文学并不是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1]14《玩偶之家》这出以家庭婚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戏剧,透过其表面的情节看,可以说它是欧洲新的社会文化矛盾出现的产物,受着当时挪威“话语-权利”特定“知识型构”的典型制约。应该看到,北欧社会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除了激烈对抗的阶级矛盾,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凸显之外,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矛盾,即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成为人们面临的棘手问题。

所谓“理性”,对其内涵的阐释虽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则是指人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或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问题的态度、思考的逻辑和处理事情的思维本身。简单点说,人类能够以现实情况的发展想事情、思考问题,就是理性。有无理性,这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但是人在想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总是要有一个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在这个出发点的基础上所生发出的逻辑结构中进行,从而得出思考这个问题的结论。加之世界上的人是众多的,所处的地位与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导致每个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考逻辑和结论。假如我们承认这个前提,那就可以区分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区别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理性”,它是一种以人的自然的本能、个体的欲望要求为出发点并以人生的快乐幸福为目的的思考问题的理性。也就是说,人文理性本质上是人的本能和欲望要求的产物(如兴趣爱好、情感需求等)。而“技术理性”,也被称为“工具理性”,是以基于社会集体的相对共识所形成的共同契约为出发点,以法律、指标、各种规范为逻辑思考问题的方式。“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是由西方著名的学者哈贝马斯最先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它以科学的结构(尤其是数学结构)来解释世界,坚信理性的典范就是数学和演绎逻辑,以及大自然的结构可以被人认识,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揭示。他还指出,技术理性只注重功能和操作,只关心实用目的;它把事实和价值、伦理、道德严格区分开来。[注]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等相关著作。还有一些学者,如马尔库塞、韦伯等人也把工具理性等同于技术理性,认为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成为统治理性,即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控制人、社会、自然的主要手段。他们认为,社会文明愈是发展,科学技术愈是进步，就愈扩大对人性的奴役和摧残。换言之,技术理性使个人意识、内心自由、心理本性的私人天地被完全占有,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批判性,只满足于物质需求的单面人。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中,体制就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似乎成了理性的全部内涵。如果再通俗点讲,技术理性就是以外在的契约(如数字指标、各种规范和投入与产出等)等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的理性。它主要目的是按技术指标和消费的要求来推动着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

由于人文理性是为满足个体人的欲望和人性需求并以这个为出发点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而技术理性是以某种社会性的指标、规范和消费契约等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的理性，它们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我们知道,现在市场商品经济社会是个契约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技术理性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因为技术理性的要求可以保证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技术理性由于带着强制的指标性和契约性,因此,它常常是以压抑和损伤人的个体欲望、生活情趣和个性独立为代价的。而人文理性固然可以满足个体的自然要求,但这种理性由于缺少指标性的、规划性的和强制性的要求,又会导致人们会单凭本能欲望行事,行动缺乏组织性,使社会发展缓慢。

当今,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矛盾冲突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从每个人到各个国家都面临这个冲突。这个冲突甚至在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出现的时候就产生了。例如,19世纪的很多浪漫主义作家反对工业文明,但他们所反对的不是“工业文明”的结果,而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出现的技术理性,或者说反对的是与人文理性相对立的、以技术理性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方面是世界各国为了各自社会的发展,对技术理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盛，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增强,对人文理性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已经是一个弥漫于世界各国的突出现象。举例来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一方面随着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更想满足自己的独特的个性要求,渴望实现我们自己的个性价值(包括自己的生活质量与生存质量)。例如,我们从心底渴望晴日里踏青采花、细雨中浅吟低唱、夜幕中卧看星河灿烂、平日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个人的完全合理的欲望要求,也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文理性的表现形态。但同时,我们又无时无刻不感到,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指标、很多规矩等在要求着和束缚着我们,这些东西又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我们今天制定了众多的法律,强调依法治国,这就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同时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只有依靠法治还不行,还需要“德治”。这其实本质上就是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两者共存的反映。这些现象说明,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冲突,也是我们今天的人类遇到的类似于哈姆莱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应该说,易卜生是非常伟大的剧作家,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文化上的冲突,他的《玩偶之家》就是通过尖锐的戏剧矛盾的安排,深刻地表现了作家对刚刚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文化上的这种全新矛盾的认识,即对现代社会中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冲突的认识。

为什么易卜生会有如此的敏感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北欧的阶级矛盾表现得不如西欧那样强烈。尤其是挪威,具有较好的自然资源和特殊条件,加之没有经历过西欧那样激烈的社会变动和政治革命,社会发展一直比较平稳。这样的现实决定着此时挪威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相对平稳,而新旧文化上的冲突则相对强烈。这样的状况导致易卜生对阶级斗争的感受必然不如对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冲突感受那样明显。二是易卜生并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论者,而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这样,也决定着他必然要从文化上来感受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新出现的矛盾冲突,从而对挪威社会新的现实做出自己的解说。

二 《玩偶之家》戏剧冲突中的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

《玩偶之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女主角娜拉。在剧本的交代中,她是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女性。我们之所以说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妇女,首先是因为她生于小市民家庭。从剧本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在没有出嫁以前,她就过着虽然说不上殷实,但仍然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结婚后,家境小康,丈夫能干,孩子可爱，虽无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我们知道,小资产者身上具有强烈的两重性:一是他们接近于下层社会,从而具有自食其力的特点。例如,她自己就常常从事一些女红的劳作以补贴家用(结婚后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具有投机冒险的心理。作品交代,她父亲就是一个曾经说过谎、骗过人的资产者,身上有许多小资产者的污点和毛病。例如海尔茂曾经指责说:“你父亲的坏德性你全都沾上了——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作者这样描写是要告诉我们,娜拉从小接受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按照个人的欲望行事,追求个人或家庭的快乐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有时也会使些小手段。这样的家庭出身,也造成了她在性格上的两重性。

一方面,娜拉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作品中反复说她在没出嫁之前就是父亲的“开心果”；结婚后也仍然是丈夫的“小鸽子”“小松鼠”；结婚八年,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仍然热情、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但同时她又敢作敢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和愿望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性格独立。例如,她自作主张地去找柯洛克斯泰借钱,并且还用造假签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再如她激愤之中毅然离家出走的行为,也体现了北欧妇女的那种“独立的精神反叛”特征。对此,恩格斯在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就指出:“挪威的农民从来就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他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和独立的精神”。[2]473再如,她对生活的态度上,也是充满着热情的幻想和强烈的追求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她的生活的格局太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从个人快乐和家人幸福出发的。这甚至表现在后来被人称作“妇女解放的宣言”中的一段话中,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情感的激愤之语,而不是真正理性思考的产物。例如,当她听到丈夫说“你要负起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时”,她的回答则是“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即“我对自己的责任”。[3]89至于什么是“对自己的责任”,她其实是不清楚的。再如,她对当时的法律、宗教和社会也颇有微词,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除了行坚信礼的时候牧师对我说的那套话,我什么都不知道。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也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我也听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

请看这里面的几句话：“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在这些话语中,这些“我要想一想”,就是说,她的行动是走在思考之前的,就是说,已经行动了,她才刚刚开始想,或者说刚刚开始判断和质疑,从而暴露出娜拉对宗教、法律和道德等东西的怀疑都是激愤之情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那么,这也说明了娜拉作为一个人文理性的符号,她对社会进行批判和质疑不过是从个人欲望和感受出发的,或者说是从人文理性的出发点进行的。

相对于娜拉,她的丈夫海尔茂则是技术理性的代表性符号。与娜拉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海尔茂考虑和判断问题的出发点与价值标准都遵循着技术理性规则的要求。例如,他爱娜拉、爱孩子、爱家庭,表面上似乎是人文理性的表现，但是,本质上则是依据于家庭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进行的。戏剧中对此有过明显的提示。从剧情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海尔茂很爱他的妻子,平日里也是“小松鼠”“小鸽子”等甜言蜜语不离口，他也很在意家庭的温馨与和睦，即使剧情发展到最后,他仍然也是打心眼里不愿意让娜拉离开这个家庭。但是这种爱的前提是娜拉必须遵守家庭的责任,必须听从他的意见和听命于社会所制定的规则。这本质上就是技术理性在家庭关系上的反映。在说服娜拉不要出走的时候,他也反复强调的是女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以及宗教信仰、法律规范乃至他人的看法等等,而不是出于人性的要求。请看,在得知娜拉造假借债事情之后,他对妻子娜拉的斥责、辱骂和取消娜拉对孩子的教育权等行为,就是从社会看法和规范的立场上做出的举动。甚至当借债危机发生了逆转,事情平安地过去了,此事再也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之后,他的甜言蜜语中,也包含着大量技术理性的成分。例如他说:

受惊的小鸟儿,别害怕,定定神,把心静下来。你放心,一切事情都有我。我的翅膀宽,可以保护你。喔,娜拉,咱们的家多可爱,多舒服!你在这儿很安全,我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我不久就能让你那颗扑扑跳的心定下来,娜拉,你放心。到了明天,事情就不一样了,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我不用再说我已经饶恕你,你心里自然会明白我不是说假话。难道我舍得把你撵出去?别说撵出去,就说是责备,难道我舍得责备你?娜拉,你不懂得男子汉的好心肠。要是男人饶恕了他老婆——真正饶恕了她,从心坎里饶恕了她——他心里会有一股没法子形容的好滋味。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不但是她丈夫的老婆,并且还是她丈夫的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吓坏了的可怜的小宝贝。别着急,娜拉,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你的事情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

请注意这里面的一些话:“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娜拉,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你的事情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就典型地体现了海尔茂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在用资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束缚着娜拉。最后,当他得知娜拉决意要出走的时候,竟直接说出了:“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看到此话不管用,接着又说:“难道你不信仰宗教?”“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即你难道不遵守社会的法律?)”。换言之,从他所问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是从外在的责任、道德、宗教、法律的立场上思考家庭关系和他与娜拉之间的矛盾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尔茂是个典型的特定时期的技术理性的符号。也就是说,海尔茂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技术理性上的。

由此可见,《玩偶之家》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的安排,表现了作家对刚刚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全新矛盾冲突的认识,即对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冲突的认识。

可以说,在这出戏剧中,明显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性的代表:一个是代表着个人欲望、要求、亲情和善良的女主人公娜拉,她的身上具有强烈的人文理性特点；而她的丈夫海尔茂,则是法律、规则、法纪和制度的化身，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社会原则、实际利益和在他人眼中的声誉和评价,具有浓重的技术理性的味道。这样,这出戏剧所描写的家庭的矛盾和夫妻间的冲突,就超出了简单的婚姻和家庭矛盾的范畴,成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两种观念和文化力量冲突的写照。如前所言,资本主义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这一方面使得人们更加渴望个人的幸福、欲望的满足,主张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反对各种束缚，这种人文理性无疑是非常合理的，尤其是随着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这种个人欲望要求必然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增长；但另外一个方面,越是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就越需要更加严密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规则的规范。由此,法律的尊严与人文的需求,就成为新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越演越烈的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弥漫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冲突。易卜生在资本主义刚刚建立之后不久,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加以成功的艺术表现,这反映了他对历史文化发展趋势把握的前瞻性。

三 《玩偶之家》对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矛盾的解决

如何解决这样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矛盾,《玩偶之家》没有做出回答,也不可能回答。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和现代社会既需要人文理性,也需要技术理性有关,同时也和易卜生本人的思想认识还处于困惑中有关。

我们知道,一个美好健康的社会,一方面必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要求,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按照自己愿望来幸福快乐生活的渴望,即实现人文理性的价值和目标；但同时,由于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和物质文明的高速度的发展,更需要严密的规范和法律约束。二者缺一不可。如前面所言,在易卜生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矛盾才刚刚出现,人们对此新出现的矛盾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尤其是考虑到在当时的挪威以及北欧大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即北欧的资本主义出现得较晚,发展也相对缓慢，加之北欧的资产者由于没有经历过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大规模的激烈斗争和革命失败后的暴力摧残,导致每个人的个性要求较为强烈。因此,此时挪威的社会就根本不可能提供解决的方法,结果导致剧本也就只能是提出问题,引起争论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娜拉出走后,剧情就结束了,而没有表现任何结论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详细地考察一下娜拉和海尔茂各自的主张。可以看出,娜拉和海尔茂二者的主张或两个人的活动之间,其实都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从娜拉这方面来说,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她性格善良,勤劳能干,具有独立性格。她不仅操持家务,关爱孩子和丈夫,还要忙里偷闲做兼职工作去还债。事发后,她甚至为了丈夫的名誉愿意一死了之,以便不影响丈夫的前程。这都说明,娜拉的行为是合理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在娜拉看来,人们所制定的法律、宗教、道德乃至责任,都必须要符合人性的要求,要以满足人的快乐、幸福和健康的生活为基本目的。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在她看来,这样的法律、宗教和道德等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她在和海尔茂吵架时就说过:“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也听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并且申明:“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娜拉的话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它体现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要求和可贵的人的主体意识。但问题是,若从技术理性要求的层面而言,这些合理的要求绝不能成为在社会生活中违背法律的借口和理由。无论如何,不管娜拉借钱的动机多么高尚合理(即为了救患重病的丈夫)，也不论她后来多么勤勉地劳作并独自去偿还她所欠下的债务,但造假签字的犯罪事实是不能被否认和抹杀的,这些行为也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

再者,娜拉出走的决定和行为固然很让人敬佩,但不能不说,她这种靠着激愤之情(本质上是人文理性)做出的任性的举动,尚缺少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毫无疑问,娜拉对自己在家庭中乃至在社会中玩偶地位的认识上是极为深刻的,反抗也是决绝的。但她的反抗,如前所言,充其量是在争取个人的人格上的自由和平等,是北欧没有经过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变革条件下独有的“个人精神反叛”的产物。虽然她在愤怒中也指责了当时的法律、教育、宗教、习俗等方面,但本质上是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战。她没有看到,一个人要争取人格独立,前提是必须要在经济上独立，若经济上不能独立,所谓的人格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必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4]鲁迅指出,一个女人如果光有精神自由,没有经济独立,是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的。但经济上的独立又必须以政治上获得权利为前提。我们知道,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因此,她们要求工作从而获得经济自立的要求,是被排除在当时的政治议程之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成为玩偶的根本原因。因此,妇女要想获得人格独立,首先要获得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又必须有政治上的权利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的美国、欧洲蓬勃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首先把争取政治权利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娜拉的用人文理性的主张去反抗社会,固然可喜,但在现实中又是行不通的。

海尔茂作为技术理性的象征符号,毫无疑问,他是冷酷的，因为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按技术理性的原则进行。在他眼中,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符合社会的规范和要求,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只能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存在。例如,他爱娜拉,但他对娜拉的爱,是建立在丈夫的责任、家庭的规则之上的。换言之,是建立在 “他高兴,娜拉也要高兴”以及“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娜拉的行为会给他的名誉造成损害,或者说违背了那些公认的社会规范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不仅用恶言辱骂她,而且还剥夺了娜拉教育孩子们的权利。甚至他根本不问娜拉为什么要借钱?借钱干了些什么?娜拉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况下才造的假签字?也可以说,他的表现就如同法律条文一样冰冷,像法官判决罪犯一样决绝。而一旦危险过去,也就如同无罪释放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谴责他、批判他,甚至否定他，但细细想来,若从技术理性的层面来看,海尔茂的行为也不能被完全否定。换言之,就违反法律这件事的本身而论,海尔茂指责娜拉造假签字、做假证据的犯罪行为,也不能说就是错误的。因为海尔茂身为一个银行家,一个公众人物,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干违法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错的。因此,我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娜拉在他病重的时候,瞒着他和自己的父亲伪造签字借钱救他的性命,本来是为了他好,但反而受到海尔茂的指责和怒斥，从而认为他没良心,不知感恩,反恩将仇报,因此,他就是个利己主义的“市侩”。相反,我更认为,在指责娜拉“违法”的事情上,海尔茂是没有错误的，他错就错在将娜拉当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品,当成了“玩偶”，他在娜拉借债这件事情败露前后的表现,才是剧作家真正要谴责的。

由此可见,海尔茂不能理解娜拉,认为娜拉违背了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原谅;而娜拉也不理解海尔茂强调的法律为什么不允许违规借债去救自己丈夫的生命,认为这种法律没有人情味,是反人性的。总之,这两种主张和想法都各有道理。

我认为,若从深层次上看,两个人的观念又都是有毛病的,即他们都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了。一个家庭,若都像娜拉那样,一切都按着自己的想法,任性独行,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行为应该有法律和道德的匡正。但若像海尔茂那样,缺少人文关怀,一味迎合社会的所谓“法律”“道德”“宗教”的规定,成为各种陈旧规则的奴隶,也是不行的。就家庭关系而言, 海尔茂所主张的不平等的家庭关系,固然是落后的和反人性的,是应该抛弃的，但是,一味以资产阶级所主张的那种强烈的个性解放、极端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就是合理的吗?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到易卜生创作的时代,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和实践了三四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早已证明:个性解放之路是走不通的。娜拉作为北欧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妇女,仍然企望用这种已经过时了的个性解放、人格解放武器去重建其家庭关系,无疑也是难以成功的。与之相关的是,娜拉出走固然有出走的道理,她选择出走等于用这种方式消解了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但在易卜生看来,她的出走也等于放弃了婚姻带来的幸福与快乐。作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否应该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个持续讨论了一个世纪的难题。那么,如何处理海尔茂与娜拉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建设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和谐的家庭关系？易卜生包括当时的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易卜生通过《玩偶之家》所提出的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冲突的问题,其实就暗示了我们,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更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是重要的,它是现代社会快速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人文理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它关系到人们生命的质量和生活快乐幸福的程度。这两者不能偏废,缺一不可。正如鸟儿要靠两个翅膀才能平稳地飞行一样,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快车也需要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双轮驱动。一个社会如此,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但问题的要害是掌握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平衡点。而要掌握这个平衡点,一是两者都不要将自己的主张绝对化;二是要在一个事物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之间的平衡(即当人文理性过度强烈的时候,适当加大技术理性的分量;反之亦如此)。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从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深读中得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