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升《孝经释义》的诠释特色

焦桂美,李 硕

(1.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2.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宋书升(1842—1915)，字晋之、贞阶，号旭斋，山东潍县人。他自幼丧父，虽家境贫困，但天资聪颖，敏而好学，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十八年(1892)成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宋书升因不满官场争斗，不久即放弃仕途，回到济南，专心治学，潜心著述。曾在金泉书院任山长，又曾主讲于济南高等学堂和济南师范学堂，声望颇高。光绪三十三年(1907)，得皇帝召见，赏五品卿衔。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派子袁克定携重金贿赂，求为己用。宋书升婉言谢绝后，又遭多次催逼，只好避难于章丘女婿家，终因内心抑郁，饮药而卒。

宋书升一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以学识渊博著称于时，与荣成孙葆田、胶州柯劭忞、临清徐坊并称“潍上四贤”。宋书升在经学领域影响尤大，是颇具名气的经学家。他与孙葆田、郑杲等创立了清末朴学的一个学派——东甫学派，被时人誉为“小康成”。

宋书升著作宏富，有《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七卷、《尚书考》一卷及《禹贡说义》《夏小正释义》《春秋长历》《读春秋随笔》《续春秋三界考》《孝经释义》《宋晋之遗稿》《初篁书庐文稿》等。他还参与了宣统《山东通志》的编纂工作，与孙葆田、法伟堂等同为山东通志馆的核心成员。

宋书升是清末山东地区享誉全国的重要学者，但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他的学术贡献极不相符。所著《孝经释义》一卷，稿本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献集成》影印，此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该书诠释《孝经》，并非逐章逐节进行，而是选取了十八章中的四十二节进行阐发。总体来看，宋书升除对少数字词及今古文文字、章节、顺序之异有所关注外，主要运用以经释经、联系上下文进行诠释的方法阐发《孝经》相关章节的大义，这也是本书名为“释义”的原因。在此仅对其诠释特色略加探讨。

一、训释字词，简明精当

《孝经释义》涉及字词训释者虽仅六条，却颇具特色。

其一，《开宗明义章》第一“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条，宋书升云：“‘教’从‘孝’得声，古人制字，声即其义。然则外乎孝无以为教矣，教所由生，含爱敬二义在内。”[1]333这是通过音训释“孝”为“教之所由生”之义，这种由音明义的研究方法，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特点。

其二，《庶人章》第六“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条，宋书升云：“孝无终始，谓孝行之大小皆失也。分大小，故言终始。患，灾患也。下文‘居上而骄则亡’三句，皆不能尽终始之孝道而灾必逮身者也。前注多误。”[1]335

“患”有二义，邢昺在《孝经注疏》中梳理为：灾祸；忧恶。其引《说文》《广雅》，释“患”为忧恶之义：“案《说文》云：‘患，忧也。’《广雅》曰：‘患，恶也。’”[2]21又援《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不患无位”“不患寡而患不均”及《左传》“宣子患之”为证，云此之“患”字“皆是忧恶之辞也”[2]21。《苍颉篇》则谓“患”为“祸”，孔安国、郑玄、韦昭、王肃、皇侃等皆引之以释《孝经》。清阮福在其《孝经义疏》中曾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得出“福谓孔、郑、韦、王之说是也”[3]10564之结论。宋书升联系《纪孝行章》第十“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句，认为三事皆为亡身之祸，故释“患”为“灾患”，并由此指出前人释为忧恶之义是错误的，其说是对孔安国以来持此论者的有力补充。

其三，《圣治章》第九“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条,宋书升云：“或曰‘顺’当读‘训’。”[1]337这是并存“顺”之异读。按：训、顺古通，阮福云：“是《孝经》之‘顺’字亦兼‘训’字以为义。”[3]10566

其四，《广要道章》第十二“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条，宋书升根据经文阐释“其”、“悦”之义：“三‘其’字指本身言，故下曰‘敬一人’。”[1]339“‘悦’也者，敬父，敬兄，敬君，动乎人心之所同然也。”[1]339

其五，《广至德章》第十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该条中有三个“以”字，宋书升据经义释之：“教孝、教悌、教臣，三‘以’字承上敬其父、敬其兄、敬君言。”[1]339

其六，《感应章》第十六“光于四海”句之“光”字，唐玄宗注未作阐释，宋书升云：“光，犹横也。”[1]340邢昺于《庶人章》疏云：“说孝道包含之义广大，塞乎天地，横乎四海。”[2]21可知宋书升释“光”为“横”，源于邢说。

由上可见，《孝经释义》阐释字词总共七条，这说明文字训诂不是宋书升的关注重点。但从中也能看出他训释字词的主要特点：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如训“光”为“横”、云“顺”又读为“训”即属此类；也有对前人成果的慎选别择，如释“患”为“灾患”之义，既是对邢疏并存二义做出的选择。其释“‘教’从‘孝’得声”，则是清代由声求义治学特点的具体体现。宋书升置于文本中阐释“悦” “其”“以”义，避免了断章取义，利于经文的正确解读。宋书升训释字词直截了当，与释义的简约风格相一致，表现出与义疏学者繁复的举证、论说迥然不同的诠释特色。

二、标注今古文之异，一目了然

《孝经》有今文、古文之分。汉代人把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典籍称为“今文”，而用秦统一之前的六国时期的文字书写的典籍称为“古文”。随着古文经的发现，今古文之争成为汉代经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今古文经不仅经书文字有异，篇目、章节也有不同。《孝经》今、古文同样如此：文字差异之外，今文分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孝经释义》以通行的今文本为底本，涉及今古文问题的共有以下六条。

其一，《庶人章》第六篇名后云：“古文析为二章。”[1]335

其二，《圣治章》第九篇名后云：“古文析为三章。”[1]336又云：“《周礼》贾疏引《孝经援神契·敢问章》，又引《孝经援神契·五刑章》，此古篇目之可考者。”[1]336

其三，《圣治章》第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条云:“古文‘父子之道’上有‘子曰’二字。”[1]337

其四，《圣治章》第九“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条云：“古文‘不爱其亲’上无‘故’字，有‘子曰’二字。”[1]337

其五，《广扬名章》第十四“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条云:“古文此章下有‘子曰：闺门之内’二十四字，自为一章。”[1]339

其六，《感应章》第十六“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条云：“古文此章在《广扬名章》后。按：此章申释‘德之本’句，宜从古文之次第。”[1]340

由上可见，宋书升重视的是《孝经》今古文章节、篇目之异(如例一、二、五)，文字之别(如例三、四)，顺序之差(如例六)。他不仅标明了今古文的异同，而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例六认为《感应章》阐释的是“夫孝，德之本也”之义，如遵从古文顺序排在《广扬名章》第十四后当更合理，这体现了他在以今文为本的基础上对古文择善而从、兼容并蓄的基本态度。

三、援引他经，互相发明

以经释经即从诸经中发掘相关经文、利用经部文献互相释证，通过会通诸经来通一经，这是前人治经的重要方法。邢昺疏解《孝经》，广泛采用这一方法，宋书升亦长于此法。宋书升认为诸经具有内在相关性，故彼此之间可互相引证、发明。他分析《孝经》多章中援引《诗》《书》作结的原因即缘此而发，如于《开宗明义章》第一“《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下注云：“首章引《诗》，独标篇目，重其经之教，与此经为表里也。”[1]334于《天子章》第二“《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下注云：“继《诗》引《书》，亦标篇目，《书》教与此经亦表里也。”[1]334宋书升于此明言这两章援引《诗经·大雅·文王》之诗与《尚书·甫刑》之言作结，皆因其义与《孝经》经文可互相辅翼，触类旁通。

基于对诸经之间互通关系的认识，宋书升多引他经阐释《孝经》，所引有《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大学》《大戴礼记》等。如《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1]334条，宋书升引《孟子》释之：“《孟子》对曹交‘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即显举此经本节之旨，证知先王谓尧舜也。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1]334由此可知，宋书升认为先王指尧舜，尧舜以孝悌教化天下，后世明王绍承尧舜之道，以孝悌治理天下。先王与明王有先后之分、化治之别，二者不同：“明王者，述先王者也。先王曰化，明王曰治，感召与推行之分也。”[1]336邢昺则认为先王即先代行孝之王，明王乃贤明之王，二者名异实同：“经言‘明王’，还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谓之先王；以圣明言之，则为明王。”[2]28我们看到，宋书升的观点虽与邢昺不同，但据《孟子》立论，并非无据臆说，可为一家之言。

除引诸经经文之外，宋书升还于《诸侯章》第三“《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下引清冉觐祖的《孝经详说》两条。一为阐释《孝经》于此章引《诗经·小雅·小旻》作结之因：“《孝经详说》云：‘此孝子保身之法，独以证诸侯之孝者，以诸侯易于骄侈也。’”[1]334二为《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时亦引此诗，说明曾子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平时戒慎，恐有毁伤。有疾恐死时，令门人弟子开衾检视手足，以免于毁伤为幸。宋书升引用冉说，明《论语》《孝经》经义相通，且皆引《小旻》之诗，以之证明曾子《孝经》确得夫子亲传：“又云：‘曾子启手足时犹引此诗，其传于夫子者有自来矣。’”[1]334《孝经释义》中引前人解说惟此一家，宋书升直接引证，未作阐释。

由以上诸例可见，宋书升援引经书阐释《孝经》，主要是看到了诸经中的思想与《孝经》有相通之处。他发掘、援引的他经经文及前人注解皆为邢疏所不载，藉之阐释《孝经》，往往深相契合，故其援经释义，往往不着一字即具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之效。

四、本经互证，贯通上下

《孝经》本章之内、各章之间均存在密切联系，刘炫、邢昺等已注意从上下文的关联中阐释经义，宋书升尤重此法。他阐释大义往往前呼后应，贯上通下，既有利于理解《孝经》本章的具体思想，又便于更好地把握全书的整体内涵。

其一，《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1]334条，宋书升云：“‘在上不骄’，即下文‘事亲者，居上不骄’也。”[1]334此“下文”云云，指《纪孝行章》第十“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1]338之首句。这两章之间经义关联，故宋书升联系后章阐释前章。

其二，《孝治章》第八“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句，宋书升的阐释分为三条：一是从上下章的关联中揭示章义：“此章重安亲与下章重扬名对。”二是阐释本条“生安”与“祭享”之间的一致性：“惟生安故祭享，无两义也。”三是指明此条与上文的关联：“上文诸侯、卿大夫皆体明王爱敬之心，以佐其孝治者，故此但揭明王为收合。”[1]336

通观全文，《孝经释义》联系本章上下和前后章节阐释者最多，体现了宋书升对经文的娴熟理解及对《孝经》内在逻辑的准确把握。

五、发微掘隐，敢于质疑

宋书升阐释《孝经》简约明畅，不乏新见。《孝经》宣扬孝悌，倡导移孝于忠，移顺于长，这些思想在经文中是显性的，宋书升则进一步发掘了其中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等隐性思想。如其于《圣治章》第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条，由经言父子之道、君臣之义，推演出“仁主父子而义主君臣”之理，提出“孝所以为仁之本也”，“次乎仁者为义”的观点[1]337。又引《公羊传》明君臣之义与父子之道本质相同，都是仁、义的双重体现：“《春秋传》曰：‘臣、子一例也。’则仁之中，又有义在，故于此特发其旨。”[1]337在《广扬名章》第十四“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条重申仁为孝之本的思想。其引《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阐释“事亲孝”三句，强调经文“曰孝，曰弟，曰理”，彰显的是“一家仁也”[1]339，并将此章之旨概括为“言仁能显亲也”[1]339。宋书升于此以“仁”统孝、悌、理，是看到了《孝经》“孝所以为仁之本也”与《论语》“孝弟为仁之本”的相同主旨。

于《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条，宋书升在再申父子之道为仁、君臣之道为义的基础上，又提出君臣之道体现的是上下等级秩序、是礼的外在反映的观点：“父子之道，仁也，行成于内者”，“君臣上下之道，义也，礼也，行贯于外者也。”[1]340

于《感应章》第十六“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条，宋书升因事天、事地及宗庙致敬皆属于礼的范畴，进而引入了知、信观念阐释经文：“此章事天、事地及宗庙致敬，皆言礼也。通于神明，兼知言之也。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兼信言之也。”[1]340

由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宋书升因《圣治章》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把父子之道与君臣之义相提并论，进一步发掘出《公羊传》《大学》中的相关内容，力图把仁、义、礼、智、信都嵌入《孝经》中，这与他援引冉觐祖说强调曾子亲受经于孔子的目的一致，旨在强化《孝经》的儒家思想内涵。

宋书升阐释《孝经》时对前贤注释的不当之处也提出了明确批评。除前面提到的《庶人章》释“患”为“灾患”，认为前人释为“忧恶之辞”多误外，另有两例。

其一，《三才章》第七“《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条，宋书升云：“借《诗》明民之从化，存乎观感，师尹佐王化民者也，举师尹而诸侯卿大夫赅其中，民外用此补，足以分著五者之孝，又与下章通消息。引《诗》之妙如此，议删者无乃莽甚。”[1][335-336]宋书升认为本章引用《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中师尹之例进行教化，与《孝治章》第八前后呼应，恰到好处，主张把这两句诗删掉的，是很鲁莽的。

其二，《圣治章》第九“故亲生之膝下，以养其父母日严”条，宋书升云：“紧承前节有圣人之德，则有圣人之教，前人或谓二节文意不属，谬甚。”[1]337宋书升认为前节言圣人之德着眼于严敬、此节言圣人之教着眼于亲爱是一致的：“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1]336有人认为这两节之间“文意不属”，是没有看清二者的本质，宋书升斥为“谬甚”。

综上所述，《孝经释义》短小精悍，以阐释《孝经》章句之义为主，偶涉字词、今古文。他训释字词虽少，却颇具特色：既有对前人并存之义富有理据的抉择，又有关注文本背景的正确解读，而注重由音明义，则体现了清代学者重视音韵的治学特点。他不但关注今古文章节、文字、顺序之异，而且能够择善而从，体现了开明、兼容的治学态度。他诠释《孝经》之义，并非逐章逐节进行，而是精心选择，解释疑难，呈现自己的心得识见。以经释经、联系上下文疏通经义是他运用的主要方法。在阐释过程中，他也发现并指正了前人注解的一些错误。他的阐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新见。总之，《孝经释义》一书在《孝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