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域下的《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的文化解读

肖燕姣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文化是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所形成的成果。《格萨尔》 《荷马史诗》是作为早期人类文明成果，在展示历史的同时，也整体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荷马史诗》发端于古希腊，是希腊文明的杰出代表，而《格萨尔》出现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区，所以，两大史诗在呈现出文化共性的同时，也展示了各自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尝试将人类早期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史诗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宗教文化为两部史诗奠定了文化底色

（一）奥林波斯宗教奠定了《荷马史诗》诞生之基

宗教属于人类早期基本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类崇仰心理的重要呈现。《荷马史诗》是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等基础上，经过文学加工逐步形成的。古希腊神话的出现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希腊神话也称之为奥林波斯宗教，该宗教是一神和多神的科学统一，不仅有主神宙斯，也包含其他的神。生活在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灵，参与了发生在特洛伊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源自“金苹果”，雅典娜、赫拉、阿佛洛狄德都想拿到这个苹果，而这场战争的主导之神——宙斯，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下进行着，并且每一个出场人物的命运已经预设。《伊利亚特》描写了太阳神阿波罗，惹怒了阿基琉斯，挑战阿伽门农的权威，雅典娜从天上降临到阿基琉斯身边，告诫其不要生气；阿基琉斯让其母亲向父亲宙斯请求帮助，后来雅典娜到希腊军队中，鼓励战士展开对特洛伊的战争，这时候阿基琉斯彻底愤怒了，带领军队积极应战，取得战争大胜后，便将赫克托尔置于死地，看上去是阿基琉斯完成的，实际上是神灵提前预设好的。奥林波斯宗教也贯穿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遇难到最后实现返乡，这些也都是神灵早安排的。波塞冬曾受神明指使，制造了大量灾难，但智慧女神则帮助主人公逃脱灾难。因此，希腊神话、奥林波斯宗教，为《荷马史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奥林波斯宗教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观，体现在宿命论、神力上，尤其是拥有超自然的神力，[1]这是神明独有的神力与本领。生活在奥林波斯山上的众位神明自然都具有超凡的神力，特别是主神宙斯，他作为希腊人、特洛伊人的主宰，能左右人的生死，也能调配人的成功与失败，这样看来，特洛伊城是由奥林波斯的诸神所控制。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交织下的《格萨尔》

《格萨尔》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全景式呈现了宗教文化，既有大量的宗教遗址，也有宗教理念。自然宗教突出泛神论，体现万物有灵，在史诗《格萨尔》中，不管是动物，还是普通的植物等，都有魂灵，比如山神、湖神、树神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寄魂物都呈现出灵魂观，再如《格萨尔》中提到的寄魂物是阿尼玛沁雪山，霍尔国的白账王、黑账王以及黄账王的寄魂物是白色、黑色和黄色野牛，然而，鲁赞王的寄魂物比如寄魂牛等多达9个。英雄格萨尔在战事来临之前，先想尽一切办法去毁坏敌方的寄魂物，这实际上是将人和大自然物结合在一起，让自然物获得灵魂。实际上，这些也隶属于自然宗教领域，《格萨尔》更强调了人文性质的宗教文化，主要包括苯教与佛教文化。苯教源自藏文化，是在藏族本土文化出现并渐渐发展起来的，苯教经典著作《大藏经》系统描写了自然崇拜，以及神山、战神和神湖等等，这与《格萨尔》中提到的“马赞”、“山赞”等理念本身有内在一致性。所以，史诗中存在大量自然崇拜，既有自然宗教，也有苯教的文化渗入，两者是相互交融的。[2]

佛教对藏族来讲，属于外来宗教，是经由中原、印度传入的，唐代的文成公主对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史诗《格萨尔》的流传和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文化和史诗在吐蕃王朝得到空前发展，历史上称此为藏传佛教前弘期；11世纪后，史诗发展逐渐完善，佛教也在这时渐渐兴盛起来，历史上称为后弘期。《格萨尔》诞生于该文化背景下，曾受佛教文化的长时间熏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宗教文化在《格萨尔》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3]《格萨尔》中存在大量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传至青藏高原后，与当地文化结合，并生成了佛教支派，和主流佛教差别非常大。《格萨尔》因受藏传佛教的长期影响，带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印记：一是史诗中保存藏传佛教中的大量神灵，比如，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世尊阿弥陀佛、天父白梵天王等，神灵在天界居住，但也各自承担不同的人间事务，神灵决定人间每一个人的命运，就连英雄格萨尔的生死都是由神灵设置好了的，格萨尔只是按照神灵预设的步骤演出一场威武雄壮、惊心动魄的戏剧。善恶观属于人性、人生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是宗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善良是应认可的积极的、正面的思想与行为，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让民众获得福祉；恶是负面的、应否定的行为和思想，这样不仅能全面推动社会发展，也能符合社会大众的基本礼仪，这样才能实现在相互斗争中实现发展，不仅对立相互统一。藏传佛教、苯教内存在善与恶的对立，并引发美丑、黑白与是非等的对抗。藏传佛教核心教义是善，《格萨尔》既然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自然表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格萨尔是善的代表，而魔王便成为恶的代表，伏魔降妖自然是惩恶扬善。善恶之间的斗争，最终善将战胜恶。格萨尔抑强扶弱、伏魔而投胎来到凡间，在历经长期的斗争，最终完成大业，回到了天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属于宗教中常提到的“轮回”。[4]

宗教文化为人类童年及早期意识形态，尤其体现在早期史诗中；《荷马史诗》 《格萨尔》向人们呈现了早期宗教文化的发展状态，是典型的宗教文化美，充分表明宗教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宗教文化属于早期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对推动历史进步及全方位增进民众福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财富。

二、人本主义文化得到了彰显

人本主义注重以人为中心，让个体价值得到满足与实现，“人”自然成为其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得到呈现。通过从不同视角来审视人本主义文化，能更好明确史诗的人本主义底色。[5]

（一）物质、精神双重利益追求的肯定

首先，这一张扬展示了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肯定。《荷马史诗》中爆发特洛伊战争，导致这场战争的表面原因是为争夺美女海伦，然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为掠夺并占用更多的奴隶及财富。考察历史发展可知，当从氏族公有制逐步发展到奴隶私有制时，那个时代新兴阶级的欲望是占有更多的财富与奴隶，这在史诗中得到了赞许与肯定。阿基琉斯因为女俘虏被别人抢去，就敢于挑战权势更大的阿伽门农。而奥德修斯不惧艰难险阻，毅然回到故乡本身也存在财产方面因素，将财产带回家是为了增加财富，而回家后将敌人铲除则是为了保全财产。格萨尔的神圣职责是拯救百姓的苦难于水火之中，苦难正是源自魔妖的掠夺导致的物质匮乏，当一个魔国被征服后，格萨尔便将战利品分给部下及民众，比如，格萨尔在征服大食国后，其举行了财产分发仪式，并对民众讲道，将财产分发，是让民众都享受福禄，这是上天的安排。王绒察查根便根据格萨尔的安排，将财物进行科学分配。其次，人本观在精神层也有体现，在英雄时代，荣誉和尊严是第一位的，是其他任何财富都不能比的，尤其是阿基琉斯，其发动战争的直接诱因是为荣誉而战。[6]

（二）淋漓尽致展示个体自由意志

从整体的框架来看，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格萨尔》，都呈现了命运的安排、神灵的意志，阿基琉斯、奥德修斯、格萨尔等其人物的命运是由天神所掌控，然而，因为他们并未对神明的命运所屈服，而是在能掌控的时间与空间中，去全面展示个体的自由意志，将人的命运加以全面审视。发挥自由意志，不仅是抗拒神明本意，更是张扬了人本理念。从这里能看出，《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讲到的英雄去展示个体的智慧与本领，并彰显了个体生命价值。史诗中的人本文化重点体现在人本文化方面，英雄文化作为激发民族崛起的时代精神，歌颂并弘扬英雄，成为那个时代发展的旋律。在《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谈到的英雄，不仅本身有超出常人的英勇精神，还有超越常人的军事本领，其本身拥有半神半人的特色，也有天神之子，还有和神明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不管是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赫克托尔，还是格萨尔等，都是在民族主义感召下，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努力拼搏，采用个体的身体和生命换回个人、集体的尊严、荣誉与财产，进而在对大自然或者对敌抗争中，展示个体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那个张扬英雄的时代，这也展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7]神本主义、人本理念是英雄史诗独有的文化特色。纵观人类长期的发展历程，将其粗略分成神明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特别是英雄的时代是从神明到人发展进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该时代，不仅存在旧神本主义文化，也包含新人本主义文化，两者不仅相互排斥，也相互统一，达成二元共生的局面，这一特点在史诗中有较好的体现。

三、外在展示的风俗文化

英雄史诗的深层结构是人本文化与宗教文化，其外在的风俗文化也能让人感受到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荷马史诗》 《格萨尔》向人们呈现出许多风景。风俗文化是人们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较好呈现。风俗表现出保守性、稳定性和模式化的特点，展示出变异性与时代特色，呈现出史诗所描绘时代的风俗文化，让史诗更贴近生活。[8]

（一）独具匠心的战争风俗

英雄史诗《荷马史诗》 《格萨尔》都大量描写战争，阐述战争风俗，《伊利亚特》描写到在发生战争时，将领们身穿铠甲、头戴铜盔，手拿盾牌、铜枪，不管是集体冲锋，或者是单个决斗，都展示了英雄的本色，特别是对手间的决斗，都事先量出地面，然后再抓阄决定谁先进行铜枪投掷。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车战，也有步战，也能看到马拉战车进行战斗的情境。在战争开始前，还要举行长老议事团会议，展示军事民主。在战争开始前，交战双方都要开展一系列的祈祷、献祭等活动，向神灵传达信息，并求神灵保佑，祭祀中最为重要的宗教祭祀是百牲祭，将牺牲围着祭坛一个圆圈，经参与祭祀的人举行简短的净手礼之后，每人抓一把大麦粉，按照祭司的安排开始祷告，祭司宣布祷告结束后，宰杀牺牲，再由祭司继续主持祭祀仪式，奠下美酒，举行集体会餐。《格萨尔》中谈到的每次战争开始前，天神将进攻命令下达给格萨尔，战争过程中，不仅有士兵之间，也有将领之间的拼杀，各种法术也齐上演，其中也有大量的占卜、祷告等仪式。

（二）普通的文化与家庭风俗

生活习俗是较为广泛的文化风俗，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格萨尔》中，都有体现。《荷马史诗》中全面展示了当时人们的餐饮、衣着以及丧葬等多个方面的习俗，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伊利亚特》中，通过赫菲斯托斯绘制阿基琉斯的盾牌画，插叙了希腊人的婚俗以及歌舞娱乐等。[9]《奥德赛》展示了家庭生活，特别是普通家庭中，丈夫远征未归，求婚者便向家中女主人求婚，进而达到挥霍、享用家产的目的。然而，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却表现出对丈夫、爱情的忠贞，采取多种方式故意拖延求婚人的爱意，而在其家中，牧羊奴、牧猪奴及一些奴仆有的一直忠诚，而有的则直接选择了背叛，通过全景式展示奥德修斯的家庭生活，呈现出贵族家庭生活。

《格萨尔》蕴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神秘气氛多，烟火味少，但是也描写了大量的生活风俗，比如衣着、赛马、饮食等，风俗文化在文化中处在重要地位，是深层次文化的外部显现。[10]风俗文化形成了史诗的社会风貌，其展示善恶美丑，在进入文学作品后，就成为独特的风景。比如，《格萨尔》中谈到了佩饰铜镜，这是用作装饰品，称之为"宝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铜镜只有巫师的服饰中才能佩戴，是重要的法器，象征着太阳的光芒，能除魔辟邪，诊治疾病，戴铜镜还能从镜子中拥有神秘的能量，这实际上是早期人类原始文化的展示，显示了铜镜的地位与作用。

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解读《荷马史诗》、《格萨尔》，向人们呈现出价值。宗教文化作为两部英雄史诗的文化底色，奥林波斯宗教成为《荷马史诗》的源头，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交织演绎了《格萨尔》。此外，人本主义文化得到了彰显，物质、精神双重利益追求的肯定，并且淋漓尽致展示个体自由意志，最后，还能看到两部史诗所展示的风俗文化，既看到了独具匠心的战争风俗，也能很好领略普通的文化与家庭风俗，提升对《荷马史诗》、《格萨尔》这两部史诗的了解水平。

参考文献：

[1]韩伟，李雄飞.《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08，(2)：70～74.

[2]褚娜.《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男性形象及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2）：35～36.

[3]罗文敏.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J].青海社会科学，2009，(5)：103～106.

[4]陶铖.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美学建构之比较[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18～22.

[5]陶铖.荷马史诗与《格萨尔》艺术比较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29～33.

[6]王海.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原始思维之比较[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20.

[7]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8]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41～144.

[9]金石，彭敏.深度的挤压与广度的繁荣--论《格萨尔》的传播形态[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130～133.

[10]丹增诺布.浅析《格萨尔》史诗中的口头程式语[J].西藏艺术研究.2013，(02)：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