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转用及对策研究

冯红梅 张晓传

（1.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东北财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从世界语言的发展历史来看，语言消亡现象一贯存在。据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至中世纪时大致为七八万种，而到20世纪，世界上仅剩下6000多种语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传媒大众化的迅速发展，语言濒临消亡的危机有增无减。据语言学家们最保守的推断，21世纪世界上将有50%的语言陆续失去交际功能，这意味着，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至少有一种语言消亡。当前，伴随西部大开发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形势也很不乐观，部分语言的功能在急剧萎缩，有些已处于濒危状态，如木雅语、裕固语、苏龙语、康加语和鄂伦春语等。由此可见，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语言的濒危与消亡已成为新形势下全球的一个总趋势，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严峻现实。

一、语言转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濒危现象日益引起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研究涉及语言濒危的界定、类型、原因、危害和对策等诸多方面。有学者认为，根据濒危原因的不同，“语言濒危”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理解认为，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造成的使用群体的灭绝和语言的转用。狭义的理解认为，语言濒危主要是由于语言转用。当前，人们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突发事件的能力显著提高，对于生命和文明的毁灭也随认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逐渐减少，因此，本文采用狭义的“语言濒危”观，据此来探讨导致语言濒危的重要原因——语言转用。

语言转用，指语言群体放弃某种语言而改用另一种语言，一般是放弃本族语，改用本地区的强势语或国家通用语，是伴随文化同化发生的语言功能的转移。

依据使用者的态度，语言转用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强制性转用，即所谓“语言谋杀”（language murder），指依靠政治或军事上的统治地位，采取强制性政策和手段，强迫人们转用某种语言。自愿性转用，一般为本族语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交流需求，使用者自觉主动地转用交际功能更强的语言。国家制定的各项语言政策都是以保护传承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因此，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如赫哲语、土家语、毛南语等的转用，都是使用者为了改善自身交际和生存状况，提高政治经济地位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自愿性转用是多种因素错综交织的结果，是造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

依据转用程度，语言转用可分为整体转用和部分转用两种情形。整体转用，指语言群体全部放弃本族语而转用另一种语言；部分转用与之相对，指部分使用者放弃了本族语。木乃热哈（2005）详细调查了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境内的彝族语言使用情况，认为“境内彝族大多已转用汉语”“从范围看，‘理泼’和‘水田彝’支系属整体转用，‘诺苏’支系只能算是主体转用。”[1]转用程度可以作为衡量语言是否濒危的一项核心指标：转用程度越高，语言濒危的倾向越明显。若80%以上的使用者已经转用了其他语言，并且还在呈增长趋势，那么“该民族语言可视为已走向濒危状态的语言。”[2]转用程度与使用群体的年龄结构具有一定对应规律。整体转用中，使用者涵盖不同年龄阶段；部分转用中，转用程度越低，母语保持者的老龄化倾向越明显，即较之于青壮年和少年儿童，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本族语。木乃热哈（2005）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少数民族语言转用的原因

（一）语言使用群体的结构

在一定地区，语言的功能强弱和通行范围，与区域内语言使用群体的结构密切相关。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其交际功能强，通行范围广，在语言竞争中占据优势；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其交际功能较弱，使用场景有限。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差不太明显时，使用群体的结构能决定语言功能的强弱。当使用人数相差不大时，不同语言各尽其职、和平共处、互补分布，形成典型的“语言和谐”局面。当语言群体的人数悬殊较大时，语言生态平衡的局面难以相持：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由于能满足多元化的交际需求而在语言竞争中获胜，得以保存和发展；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功能逐渐下降，甚至走向衰退或濒危。

当然，伴随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区域内的人口结构和民族关系会发生重构，而这也会影响语言的生态格局。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相对偏僻的地区，维持着封闭自足的地域社会形态。这时的语言接触多限于个体并未形成规模，不同语言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社会文化功能，形成一个个语言地理小区域。伴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自给自足、封闭自守的情形越来越少，“小聚居，大杂居”更为常见，相应地，很多民族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其他语言的包围之中，与其他语言接触并受到影响，有些还逐渐让位于本地区的强势语言。如攀枝花地区很早以前主要分布着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彝族人口比重较大。后来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致使当地彝族人口所占比例严重下降。民族成分和群体结构的变化，也给当地的语言甚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较大冲击，很多彝族百姓开始转用汉语，穿汉服，易汉姓，庆祝汉族节日，供奉汉族神灵。

（二）文化基础和文化渗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和标志牌。毫无疑问，文化基础的深厚直接影响着语言的生命力。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长期渗透和影响，导致弱势语言“维系族内社会交际的功能就会逐渐削弱，甚至走向濒危。”[2]中国历史上，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等少数民族都曾先后建立政权，但他们的语言最终都被历史渊源深厚的汉语取而代之。以蒙元时期为例，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对当时的中原之音采取语言绥靖主义，默认汉语的通用性与蒙古语等同。国家重大仪式和其他行政活动中，汉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如“皇帝即位受朝仪......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读毕，降榻，以诏授侍仪使，侍仪使置于案。”[3]汉语的强势地位固然和汉民族的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等因素有关，但毋庸置疑，汉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渗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国家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最早由Uriel W einreich 提出，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管理语言生活所做的各种规定和实施的各种活动”，[4]按照规划内容的不同，“包括语言地位、语言本体、语言声望形象和语言教育四种规划。”[4]其中，语言地位规划旨在通过人为规定，为某种语言配置一些新的功能，如官方语言、国际语、学校课程语言、文学语言和宗教语言等。我国法定推行普通话，高度杂居的社会环境中，各民族为了适应快节奏、高效率的交际要求，不得不选择通用、经济的汉语作为族际交际共通语。民族语只能退居到家庭内部或本民族的亲友之间，使用范围不断缩小，使用频率不断降低，交际功能逐渐衰弱，甚至家庭内代际之间也需要经常变换语码，最终导致某些弱势语言发生转用。这充分表明，语言地位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的社会威望和交际功能，是影响语言转用的重要因素。

应指出，尽管我国确定了普通话的官方地位，但推广普通话是在坚持语言平等和多元化的前提下进行的，绝不意味着要实现各民族语言的统一。为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因此，虽然语言转用与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有很大关系，但语言接触中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语言转用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不能将其直接归结为语言地位规划的必然结果。

（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常伴随社会经济形态、人们生活方式和职业性质等各方面的变化。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进程促成了新的经济移民现象，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改变过去单一的从业方式，进入城镇从事服务性等工作，有些还在城镇置业定居。为了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对城市主体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如近60年来，鄂伦春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迁徙不定的游猎经济转变为定居生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族群成员开始从事多种经营，社会职业也变得丰富多样。上述因素导致本族语的社会功能降低，使用范围萎缩，大多数成员已转用其他语言。传统的地理分隔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延缓因经济因素而导致的语言转用，但这种分隔作用并非绝对有效。当今时代，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展和普及，交通条件大幅度改善，一些长期封闭或半封闭的地区和族群，也逐渐对外开放，当地的语言生活难免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

综上，导致语言转用的因素并非各自独立，而是错综交织，共同影响语言的使用。有时各种因素综合统一，对语言的发展趋势发挥一致性作用；有时不同因素各有利弊，各种影响综合抵消后，最终由最主要因素来决定语言的发展趋势。

三、减少少数民族语言转用的策略

语言是人类用于表达思想、协调行动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单一的语言和文化是缺乏活力的，只有语言多样，文化多元，世界才谈得上稳定与和平。语言转用打破了不同语言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平衡体系，由于转用导致的某些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往往伴随最后一位使用者的去世而无可挽回地彻底消亡，这必然造成我国民族文化的残缺，也是人类珍贵的文明遗产的重大损失。另外，语言和谐是从属于“社会和谐”的下位概念，也是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语言转用现象，维持语言生态的自然平衡，努力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当前形势下，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为紧迫的。

（一）健全完善双语教育体制

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转用的一般过程为：全体人员使用本族语，过渡到部分成员使用本族语，部分成员使用强势语，本族语的使用人数越来越少，强势语的使用人数越来越多，最终语言群体完全放弃本族语而改用强势语，本族语消失，语言转用完成。可见，语言转用必然要经历强弱两种语言兼用的双语阶段。这也表明，语言功能层次的变化并非完全不受主观意志控制，语言群体的积极态度对于本族语的生存和延缓转用过程，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们应努力营造双语环境，鼓励使用双语，发展双语教育。使用双语，发展双语教育，旨在不以转用为代价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成员习得并提高使用主流语言的能力；也是全面贯彻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二）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场合和机会

语言的地位和功能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地区经济越发达，语言的使用机会越多，交际功能越强，其传播和推广也越容易。因此，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延缓或遏制语言的转用至关重要。此外，除了全国性的显性语言政策，很多民族地区还根据自身实际颁布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研究和落实均需要经济支撑，双语教育的顺利开展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上述种种支出单纯依赖国家扶持远远不足，民族地区必须努力变“输血”为“造血”，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不损坏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前提下，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三）深入挖掘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财富

少数民族语言蕴藏着本民族丰富深厚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对其深入挖掘和开发，可以获取经济财富。如通过悉心整理和编译彝族经典著作《毕摩经》，医学研究者总结出针对咽炎和心脑血管问题的民族医药，为人们治疗疾病的同时，也收获了丰厚的经济回报。遗憾的是，目前只有藏医、蒙医和苗医等有所重视和开发，大多仍埋没在民间。在少数民族语言渐趋式微、部分语言还面临转用危机的形势下，必须引入经济理念，充分挖掘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财富，推动语言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强民族成员的母语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

（四）提高母语权意识，促进民族语言的使用和繁荣

母语权，即语言群体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基于对各民族语言权的尊重，同时为了呼吁保持语言的多样性，自2000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我国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诸多政策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在一些经济和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对本族语言和文化的认同感不高，母语观念淡薄，代际传承中断，有的甚至羞于使用母语，误认为母语是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言的转用。

语言属于使用群体，使用者自身的愿望和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言前景。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大力宣传母语权，鼓励民众使用本族语，提供使用本族语的诸多机会和条件，让少数民族成员在频繁的使用中充分认识到母语的价值，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强自觉使用民族语言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主动性。此外，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应积极开设民族语言类版块和节目，努力提升内容的丰富性和实用性，增加节目播出时间和频率，加大民族语言宣传力度，促进民族语言的恢复和繁荣。

参考文献：

[1]木乃热哈，沙志军.仁和彝族语言转用及其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2).

[2]戴庆厦，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3]（明） 宋濂等.元史，卷67，礼乐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张晓传.少数民族语言规划与少数民族电影对白语言——以建国后少数民族电影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