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知文懂法

父亲没有朱自清笔下的伟岸，也没有刘和刚歌声中的坚韧，平凡不过的他，却经历了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叫甘宗维，个子不高，偏瘦，脸颊上挂满了胡须，满脸的老年斑，牙齿漆黑，头发稀少泛银，从小到大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可能是笑容和父亲没有缘分罢了，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的“苦瓜”脸了。

父亲出生在云贵高原边陲，赤水河畔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二郎镇清水村，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父亲今年60岁，已患癌5年了，他本来可以和我一起住城里享受幸福晚年生活的，可他却拖着几十年来被风雨摧残得伤痕累累的身躯，带着一颗永不变色的心，决定回到老家照顾一位耄耋孤寡老人。她叫罗安芬，有90岁的高龄了，我叫她祖祖，但不是很亲。

父亲的决定，让我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

父亲是农历1957年五月初九出生的，那时的农村非常贫瘠，大多吃的是粗粮，白米饭很少得吃，肉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到头只能吃上几次。有些邻居还过着有上顿无下顿的生活，我父亲一家也不例外，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拮据，住的是板壁茅草房，本来就穷困潦倒的家庭，厄运却又降临，30来岁的祖父生病后无钱医治，过世了。顶梁柱倒了，整个家庭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那时父亲才3岁。

祖父的样子在爸爸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象，所以父亲很少提起祖父。祖父的坟墓就在我家门口不远处，每到清明或春节，爸爸都会给祖父烧钱纸，每当烧钱纸时父亲都会流泪，父亲的泪水中包含些什么？是遗憾，是思恋，只有他自知。除了烧钱纸，父亲还会把祖父的坟上的杂草和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我想，也许是父亲作为儿子为自己没尽到孝心的一些弥补吧。

那个年代，年轻人20岁都不到就要谈婚论嫁了，因为家庭贫穷，父亲30岁才结婚。我祖父过世后，祖母带着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弟弟圆了房，生下了我大姑、三叔、幺爸，加上我父亲还有个哥哥，一家7口人住在了一起。人口多，土地少，赚钱的途径也少，家庭收入很微薄，所以我父亲很小就当家了。

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我们四姊妹，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靠父亲一人找钱供养我们。那时父亲经常外出打工，一去就是一年，基本上是年初出去，腊月二十七八才回家。母亲在家种2亩多地，收获的粮食只能够我们一家人吃，喂养几头猪，可以卖点钱，买点生活用品和给我们几姊妹买点衣服，过年的时候，我们几姊妹是最开心的，因为只有这时候才有新衣服穿。父亲打工找的钱就只够我们缴学费和生活费。在父亲几姊妹当中，伯伯是单身汉，天生带病，40多岁就过世了。其他的姊妹都没有父亲那么能干，那时是在生产队干活，父亲总是带头干，干得最多，因为只有多干点才可以多得点公分，多分点粮食。听父亲说当时一家人一天分的粮食，一个小孩一顿就吃完了。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后，在父亲的带领之下，粮食稍微充足一点，三爸、幺爸成年了，可以打工找点钱，80年代初，一大家共同修了一幢有100平方左右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在当地还算洋气的。

由于我三爸也结婚了，人多屋窄，按农村的风俗，所以一大家就分家了。自从分家后，我大伯和幺爸住老房子，因大伯去照顾大姑婆，很少在家，所以老房子就我幺爸和祖母他们住，我父亲和三叔分到了这幢新修的砖木结构瓦房，大小共有9间屋，一家人住4间半，中间三间是通的，就用来当厨房，煮猪草和堆猪草。剩下的每家就是有三间房屋了，有两间作为卧室，一间是客厅饭厅共用，还有堆其他杂东西，我们家人口要多一点，所以在客厅里边还安了一张床，剩下的空间就可想而知了。3间屋，40多平方，3张床，6个人，上厕所是在猪圈里，离房子10米左右，特别是冬天的晚上我们几姊妹都不敢独自去上厕所，都要父亲打起电筒送我们。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們一住就是10多年。

慢慢的我们几姊妹开始上学了，花钱的地方多了，父亲算了一下账，外出打工不如在家附近挖煤划算，那时没什么企业，就只有挖煤最找钱，在家附近挖煤收入要可观一点，还可以多喂几头猪，多种点粮食，也可以照顾我们几姊妹。于是父亲就没有出去打工，在我家下边的河沟头挖煤。

现在我想起父亲挖煤，都心有余悸，太可怕了。那时的小煤窑没有任何营业证照，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没有任何应急救援保障，就村上的队长组织起几个人，在山脚下开一个洞，就进去挖煤。用的工具是铁爪子，两头尖中间穿一根长约1.5米的木棍，就是挖煤的工具了，每天挖了回来挖秃了，父亲还要用煤火把它烧红来锤尖，第二天才能用。父亲挖煤穿的是最破旧的衣服，基本上不用洗，穿来实在不能穿了就扔了，头上戴的是黄布帽子，只能挡一下煤沙，怕煤渣进眼睛，根本就保护不到脑袋，在煤洞里是用煤油灯来照亮，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危险了。一般的煤窑要挖到2公里左右才有煤，所以背煤出洞也是很辛苦的，一般上一个班12小时，一个人一天背10多次煤出洞，重量可能有1000斤左右，也只能赚几十块钱。

挖煤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般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不愿意去挖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挖煤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我还小不懂事，母亲讲给我听的。那是一年的冬天，父亲上的是白班，从中午12点上到晚上12点，中途休息1个小时吃饭。大概是下午6点左右吧，我母亲给我父亲送饭去，在煤坝的草棚里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见背煤的和挖煤的出来，我母亲和一个邻居大娘就去洞口看看，去洞口一看，有很多血，于是我母亲心慌了，不知怎么办，就先去队长家，队长家没人，连忙就去我们村的一个赤脚医生那里，隔着一条河沟，看到那个医生家里灯是亮着的，是有人受伤了，有很多人的声音，母亲和邻居大娘一口气跑了过去，走进一看，原来是我父亲的手被砸伤了，医生正在给他包扎。父亲看到母亲来了，问了一句，“你来干嘛呢，一点小伤，没事，把小的些照顾好”。我妈妈红着眼睛说，“没事就好”。

那时我们村的小煤窑经常出安全事故，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隔壁村的就有个煤窑因为一次透水事故，淹死了4个人；另一个煤窑因瓦斯爆炸炸死了3个。我父亲现在在家照顾的祖祖罗安芬的儿子，就在挖煤的时候，煤洞里边的煤渣落下来打死的。还有我父亲的堂哥甘宗春也是在煤洞里边塌方打死的。我父亲的堂弟甘宗云因挖煤得了肺尘病，40多岁就过世了。

我上初中了，知道挖煤是很没脸面的活，所以在学校我也不愿意提及父亲是挖煤的，也不愿意让父亲去挖煤。可是父亲为了让我们一家过得好一点，还是坚持去挖煤。当父亲去挖煤时，我们一家人总是很担心，晚上，父亲还没下班回来，总是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直到等父亲下班回来了，我们才能甜甜的进入梦香。

父亲挖煤第二次受伤是在我上高一那年，我们村的小煤窑被一个叫廖权的老板承包来开采。于是，小煤窑煤洞口扩宽了许多，开始用电灯照在井下，用炸药来采煤，然后用绞车把煤运出来，稍微要省力一点，但是没有专门的通风口，没有瓦斯检测设备，工人没有专业培训过，开绞车的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啥文化。一天，正是我父亲在井下当班，开绞车的妇女没等斗车完全出洞就把安全栅拔了，于是斗车往后飞速的向井下滑了下去，我父亲听到很巨大的轰隆轰隆的声音，挖了很多年煤的他感觉不对劲，就叫几个工友赶快撤在离轨道稍高点的位置，他还没来得及躲闪，斗车就向他们砸了过来，他和这个没躲闪开的工友受伤了，我父亲左手骨折，头部受伤，另一个工友大腿骨折，右手骨折。后来，他们被送往郎酒厂职工医院救治，都已经送到医院一天了，我都不知道此事，因为我住校没回家。还是第二天我们班的同学甘文江，也是我堂哥，他昨天回家去晓得了此事，回学校告诉我，说我父亲在煤厂里了出事，被送到职工医院了。听到说我爸出事了，我顿时崩溃了，心很慌，上课根本听不进去。下课后，我马上给班主任请了假，急切的向医院飞奔而去，当在医院看到我的父亲时，他的头，手都用白纱布包裹着，他问我：“你不上课，跑来医院干嘛？”我扑通跪在我父亲的床前，大声的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哭着对父亲说：“您不要再去挖煤了，您要是再去挖煤，我就不读书了”。父亲用右手握住我的双手，用浮肿的双眼深情的看着我，干燥而厚厚的嘴唇间慢慢的挤出一句话，“你快起来，你妈妈刚给我煮的稀饭，你吃点去读书吧，爸爸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父亲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终于康复出院了，但却留下了后遗症。

断断续续的，我父亲挖了10多年的煤，但随着年龄大了，考虑到我们几姊妹都还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一家人就无法过下去，于是我父亲的伤好了后，也就再也没去挖煤了。

邻居的祖祖甘大吉，罗安芬二老看到我父亲的负担比较重，就拿了几块土地给我家种，祖祖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挑水，背煤都很艰难，而且还住的是土墙茅草屋，风吹欲倒，雨到屋湿。我父亲看到他们生活很困难，就安排我们几姊妹每天放学回家后轮流去帮他们担水，背煤，做农活。于是慢慢的我们两家就建立起了亲情。他们就给村长说我父亲心好，想让我父亲赡养他们，请村长来给我父亲做思想工作。当时我妈妈不是很同意，因为我们四姊妹都够我父亲折腾了，可是父亲二话没说，毅然答应了。村长请来了几个祖祖的亲戚和村里的几个干部，在祖祖家和我父亲签了赡养契约，我父亲负责赡养二老直到送终，二老的土地财产归属父亲享受。

就这样，父亲帮祖祖他们盖了新房，祖祖他们也在我们的帮助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2007年祖祖甘大吉因脑梗塞过世，现在就只留下了另一个祖祖罗安芬了。

我父亲虽只上过初中，但在我们村上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也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内心深处，他都希望我们几姊妹能考上大学，脱离农村，过上城市生活。因为身处农村，我们上学条件很差，初中就要去10多公里外的兴本中学就读，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就只有带点干馒头当中午饭，回家后太阳没下山就还要帮家里干农活，但我们几姊妹读书都非常刻苦。

2005年我大学毕业，我妹妹中专毕业，都可以上班挣钱了。父亲的负担稍微轻了一点，就在这时，父亲的身体慢慢的开始出现问题了。

记得是在2007年年底，父亲说要想去我四姨妈家耍，问我同意不，我感觉有点诧异，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父亲说过要去哪里耍。我四姨妈住在重庆合川区，是一名医生。我就对我父亲说：“你要去合川耍，就来泸州耍几天吧”。那时我大学毕业已经在泸州上2年的班了，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有所结余。心想，也可以带他逛逛泸州城。电话那头突然没声音了，他没有回答我，过了好一会儿，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我急切的问他怎么了？过了许久，他才说他的左碎骨上长了一个包，不知道是什么病，在乡镇上找医生拿了几次药来擦都没有好转。我立即安慰了他说：“没事的，您来泸州，我带您去医学院检查，应该没多大的问题”。他说：“你才出来参加工作没啥子钱，我去你四姨妈那边吧，她是医生”。我四姨妈读书的时候，我父亲帮助过她，她读大学差学费或生活费，给我父亲说，我父亲都会想尽办法凑给她。我说：“泸州医学院比合川中医院好，你就来泸州检查医治就是，我能承担您的一切费用。我已经上班领工资了，又不是读书的时候没钱，况且不管怎样都要帮你把病医好的”，他勉强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回到住宿躺在床上，彻夜未眠。心想，父亲这么辛苦，是该我报答父亲的时候了。第二天父亲就坐客车来到泸州，我请了假，带他去泸州医学院门诊挂了号，接诊的是一位女教授叫丁尔英，当叫到我父亲名字时，我陪我父亲走进诊断室，帮父亲把衣服解开，看到父親瘦骨嶙峋的身体到处是伤疤，我很心酸，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端详父亲的身体。丁教授摸了摸那个包，问了问父亲的一些情况后，断然的说到，“是左碎骨增生，问题不大，打两针，控制不再长大就好了”。我松了口气，紧接着问丁教授：“需不需要照个片”？丁教授说：“没必要”。于是我按照丁教授开的药方，去把药捡了回来，她马上就给我父亲打了一针，第二针要隔一个周才打。走出医院，我对父亲说：“你就在泸州耍几天吧，等把第二针打了才回去”。父亲先是答应了，后来第二天却说要去我四姨妈家，我搞不清楚原因，于是先联系了四姨妈告知她父亲的情况后，四姨妈同意了我才把他送上车，并叮嘱他要按时回来打针。去了我四姨妈那里后，我四姨妈带他照了个CT，的确是左碎骨增生，这他才放心了。

2011年元旦节，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特别的冷，交警把来习水县城的公路都封了，可父亲还是带着家乡的几十个亲人，徒步从老家来到离家40多公里的贵州习水县城参加我的婚礼。我是在2008年来到习水创业，所以当时是住在习水，婚礼也在习水绿洲酒店举行的。婚礼结束，父亲看我稍微空闲一点，才把我叫到一边，给我淡淡的说了一句，“我的左手拿不起东西，好像在萎缩”。我拉过他的手，粗糙的双手满是老茧，左手比右手的确萎缩了许多。幸好我四姨妈在，我告诉了四姨妈，当天就把他接去重庆西南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经多方面会诊，才查出了病因，原来是因上次挖煤左手受伤，手术后缝针压迫到他的手胫，导致左手开始萎缩，拿东西都不能拿，后来实施了手术，他的左手萎缩才得以缓解。

2013年5月，我妹妹家办酒，我去吃了酒，顺便回了趟老家，听说我父亲在帮我幺爸修房子，我就去了我幺爸家，当我看到父亲时，可他还在拼命的帮助幺爸捡砖，凑近父亲时，感觉他又瘦了许多，干起活来都有点力不从心，他吃力的抬起头，开始和我说话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顺便给了他些钱，让他买衣服。他接过钱，眼眶湿润了，哽哽咽咽的对我说，他吃东西时感觉喉咙有点梗。我知道，一般小问题他不会给我说的。我安慰他说：“明天我带您去检查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我留在家，第二天开车送他去泸州医学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出来让我大吃一惊，食道肿瘤！我心都碎了，心想，哪有这么苦命的父亲！

当时父亲还不知道是癌症，我也没告诉他有多严重，只给他说要做手术。我对他说，会让医生用最好的器件和用最好的药物，也请最优秀的教授为他做手术，让他放心。我和主治医生戴天阳主任进行了沟通，他给我讲了手术的风险和需要用的器件。我要求戴主任用最好的，也是美国进口的器件，也请戴主任亲自为我父亲做手术，因为戴主任是泸州医学院胸外科的主任，做手术很有权威的。沟通后，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但我心里却是空空的，不知道这字一签老天又会怎样对待父亲？手术在2013年5月15日下午2点钟进行，戴主任说2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可我们一家人等在手术室外等了2个多小时，手术都还没完，就在我们焦急万分之时，戴主任从手术室出来，拿了一坨从我父亲食道上割下来的肿瘤，给我们亲人看。他说，“手术很顺利，现在在缝针，马上出来了”。我们松了口气，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可是又等了2个多小时，父亲都还没出手术室，我们又开紧张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心想。一直等到晚上8点左右，护士才把父亲从手术室推了出来，父亲微微苏醒，但呼气很困难，还得用呼气机辅助呼气，全身上下都插满了管子。刚出手术室，他看到我们一家人，他嘴巴動了一下，从他唇缝里吃力的挤出了几个字：“你们吃了吗？”我们含泪微微点头，不敢和他多说话。我伸手过去紧紧的握住他那双冰冷的手，把他推进病房。后来问医生才知道，是父亲手术后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非常危险，所以就在手术室里多观察了几个小时。幸好老天有眼，父亲又闯过了一次鬼门关。

现在，父亲为了赡养祖祖，花甲之年，体弱多病的他还在用行动来兑现他的承诺，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什么是孝。

作为儿女的我又能说什么，又该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