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

李 强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中产阶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社会群体，并且已经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社会功能。当然，中产阶层也是社会学界乃至社会传媒、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拟对有关中产阶层的界定及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关系、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发展趋势、发展中遇到的制度障碍及解决问题的思路等，尝试着作出一些分析。

一、改革开放、社会分层与中产阶层

如果要深入了解中国的中产阶层，需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根据我国宪法，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土改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四大阶级”的说法，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是国旗设计的初衷，大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代表四大阶级。这体现了当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党的八大报告延续了这一表述，也提到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接受改造。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除少数上层外）和小资产阶级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所以，从新中国成立直到1956年，主导意识形态是认可中产阶层地位和作用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畅的阶段。

然而，后来的社会变迁速度极快，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消失了，当然，社会上还有一些小的个体户。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长期以来流传着“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即认为社会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辨析称，这个说法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①陆学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确实，这个说法至少将在社会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干部阶层忽略了，干部和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等同，如果加上全国农村的干部，也是个很大的群体。而且干部和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被忽略的还有其他社会群体。

从1956至1978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知识分子。按照毛主席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中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在那个时期宣传中占主流的说法还是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更有所谓“臭老九”的说法，这些都是错误的，并且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

土改时给农村每个人划分了阶级成分，党的八大报告提出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但后来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期又延及了这些家庭的子女，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文革”结束后，给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摘帽”，不再强调阶级成分，这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笼统地讲，农村户籍的老百姓都可以被称作农民，但实际上其中有少数的农村干部、农业技术人员、商业购销人员、多业经营人员等。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土地不够耕种了，有几亿剩余劳动力，他们有强大的外出挣钱的动力。很多农民在家乡附近发展乡镇企业，很多农民转到工业劳动中来。与农业劳动相比，工业劳动有更高的附加值，工业产品周期短赚钱容易。不少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变成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年轻力壮的农民长途跋涉到城镇、城市、特大城市去打工，通常被称作“农民工”，其实他们就是现代工人阶级，据统计目前其总数达2.8亿，是全世界从农村转出来的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不过他们的户口还是农村户籍，并没有融入城市。根据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占比从63.20%下降到46.49%。目前仍然留在农村的人口年龄偏大，农村的年轻人外出比例非常高。

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多数在国营、集体企业里面当职工（主体是工人）。当然，工人也分为不同层次，福利和收入待遇比较低的是在“小集体”（即街道或居委会办的小的工厂或服务站）里面工作。直到80年代末以前，城市里面在各种类型国企就业的职工层，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福利待遇都是很不错的，笔者曾论证该阶层属于“类中间阶层”②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35-44页。。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职工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最为突出的一次是90年代中后期的体制变革。“破三铁”“抓大放小”“优化组合”“下岗分流”，此后只留下少数很大的国有企业，其他中小企业都转制为私营、民营企业。目前，全国城镇就业者超过75%的人都是在这种私营民营的中小企业、中小公司、中小经营单位、中小组织中就业。真正在大型国企、大型央企里面就业的不足20%。在各种企业、公司、经营单位里面就业的，体力劳动者、普通服务劳动者大部分来自农民工。原来的城市居民转而从事非体力型的劳动，城市居民大部分走上了白领劳动者的道路。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城市白领群体（也就是城市中产阶层）的队伍中来，而到城市里来打工的农民工则承担了城市里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比较辛苦的普通服务劳动的工作，成为城市里的蓝领群体，或是城市里较低的社会阶层。

当然，城市里面地位高一些的是“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分别对应着干部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今天，干部阶层有了明确的定义，即公务员。其他事业单位很多人都不属于公务员。我们可以将各种从事管理工作的，统称为管理者阶层。该阶层除了少数高层管理者外，绝大部分可以划入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极大发展。高校毛入学率从恢复高考初期的不足1%，上升到今天的接近50%，高校毕业生逐年攀升，最近十多年时间里总数达到上亿人。所以，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大体上与知识分子可以划等号。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以后，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中，两个最大的群体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法律规定雇工八人及以上算私营企业，雇工七人及以下算个体户，这一界限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总之是指中小工商业的经营者。这两个阶层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然，目前的规模已相当巨大，个体户总数为5165.2万户，私营企业总数为1598.6万户。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业的城镇劳动者已超过2.6亿人，是城镇就业的主体。回顾个体私营经济的起源，80年代初政府鼓励大量“返城知青”办个体经济以解决就业问题，也鼓励农民独立经营多种产业，统称为个体户。后来个体户越做越大，到80年代中后期很多成为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尤其在邓小平南巡以后，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我国宪法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曾经有过激烈争论，最终问题得到解决，党章的党员条件在“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之后加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近来，不少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阶层。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大多数工商户的运营，成为大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但成为稳定的中小资本、中小企业是常见的现象。中小资本的运营，对于具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极其重大，最突出的功能是解决巨型人口社会的就业问题，也体现了来自民间的社会活力。包括个体户、小资本，社会学术语叫“自雇佣”，有些是家庭经济、家庭成员自己雇佣或者另外雇几个人，这都是在帮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其发展潜力极其巨大。中小资本、中小工商户、中小企业经营者，都是我国最典型的中产阶层。

近年来，我国职业分层光谱中还产生了其他众多新生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中国正在发生增长方式转变、产业模式转变，过去那种偏制造业、重工业的体力劳动工人队伍也在发生变化，各种新兴的服务型劳动者，包括体力服务型和白领服务型职业群体迅速成长起来，比如流通、物流、快递有了极大的发展，与互联网接轨的新生职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新生职业群体中，有不少可以归类到社会中层、中下层或中产过渡层①李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11页。。尤其是白领服务型职业群体，在国际上都归类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所以，七十年以来，我国中产阶层的构成已发生极大的变迁，今天所说的中产阶层与历史上所说的中产阶级也不是一回事了。

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把当代中国分为十个阶层，即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按照陆先生的构想，这十个阶层是从上到下排列的，这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一种敏锐观察。但这样的地位区分也有问题，比如，私营企业主被排在第三，而被他们雇用的经理人员却排在第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将两个不同维度的变量——职业地位与所有权地位混淆在一起了。国际上研究阶级的“赖特模型”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维度不同的问题，这是很学术很专业的问题，在此恕不赘述。

我本人以往的研究，是采用一种纯粹量化的方法，给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打分，都换算成“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然后将一定范围内的指数定义为中产阶层，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中产阶层了。当然，这种量化方法需要全国大规模的调研数据。

此外，采用职业对应的方式，也是了解中产阶层的很好方法。根据国际上多年的研究，中产阶层对应着一些大的职业群体，多数社会学家比较认可的主要是四大职业群体。一是管理者阶层，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者，如政治行政的管理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组织社会活动的管理者等等，除了极少数地位极高的高级管理者外，一般都归类到中产阶层。二是专业技术阶层，“专业阶层”指有明确职业资格地位的专业人士，如医生、教授、律师、规划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等；“技术阶层”比“专业阶层”稍低，指各类技术人员、有各类技能的劳动者，这些也是典型的中产阶层。三是普通办公室职员，他们没有管理者地位高，但从事的也是很体面的工作，上文所说的我国近来“普通白领服务型职业群体”有了很大增长，也与此类别有密切关联度。四是各类市场、商业营销人员，这个群体就业人数巨大，在国际上一般也归类到中产阶层。中国的职业分类早已经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接轨了，所以从职业上区分出中产阶层也比较容易。

二、怎样界定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概念最初是从英文翻译来的，英文中叫“middle class”，比较简单。而在我国，则有多种概念——中产阶级、中等阶级、中产阶层、中间等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等等，涵义大体相似，使用不同的说法，有微妙的差异。

本文主要使用“中产阶层”的说法，是因为这个概念比较温和。在我国有段时期，“中产阶级”被视为敏感概念，人们常常避开敏感词汇。其实今天我们也不必有顾虑，马克思的著作就多处使用middle class概念，并在《剩余价值理论》里指出：middle class呈现人数增长趋势，“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①《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3册（第19-24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3页。。党中央的文件使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使用过“中等收入阶层”概念②《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0/c64094-28337020.html。。“中等收入群体”更强调从收入上区分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优点是比较容易操作和区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讲到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强调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关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方法或界定方法有多种，笔者以为，可以从收入、教育、职业上区分，以及用综合指数区分的方法。

收入的区分最简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都十分明显，要想找出普遍应用的标准，必然是一个很大幅度和跨度的标准，而且由于经济不断发展，标准也要随时更新。“国家发改委课题组”2005年提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是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十多年过去，显然已不适用了。最近我们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计算，得出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人民币、家庭年收入6.9万—23.6万元人民币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或“收入中产”的界定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大约为22—24%。

相比较而言，从职业上区分中产阶层准确度更高一些。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是每个人的首要社会地位，又常常涵括收入地位、权力地位、教育地位和社会声望地位。上文已经阐释，用职业地位区分，有四种大的职业群体大体可以纳入中产阶层。更细的职业测量，可以用ISEI的测量方法。按照职业地位测量的中产阶层，目前在我国就业人口中占比，与上述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大体一致，为22—24%。

国际上，也有从教育证书角度区分中产的，如吉登斯（A. Giddens）、帕金（F. Parkin）就主张以教育和技术证书区分中产阶级。但是，从教育角度区分中产阶层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中产阶层需要具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但反过来认为凡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就一定属于中产阶层，显然是不准确的。所以，教育只是一种参考标准。

由于中产阶层是一种上、中、下的等级划分，而不是严格的属性的划分方法，比如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的划分就是属性区分，所以中产与上层、下层之间的界限也就不是那样壁垒森严。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很严格的说法。比如，人们常常将有房有车视为中产标志。此外，除了客观地位的区分以外，也常常有关于“主观中产地位”的研究，即询问人们自己评价是否属于中产阶层。“主观中产”也是有意义的，它背后联系着对社会满意或不满意的问题：如果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主观上自认为是中产，就能判定社会比较稳定；如果大部分人甚至上层阶级都自认为是底层，这种不满就表明社会出了问题。

三、怎样进入中产阶层？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究竟是否属于中产？这就是前面讲的中产界定问题。另一个是，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怎样进入中产阶层呢？

中国社会传统上中产阶层比例很低，迄今也就是22—24%的比例。但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产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中产阶层属于明显的上升发展趋势。笔者的研究也证明，中国总体社会结构的图形，已经从过去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转变为今天的“土字型”社会结构①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第1-11页。，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比例的上升。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想进入中产阶层，有三条重要的渠道。②李强：《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重要渠道》，《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一）正规教育渠道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自古就创立了科举制度，在全世界最早创立了通过考试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正式渠道。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高考制度，高等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培育基地。世界上那些发达经济体，都是在二战以后大踏步推进高等教育，创造了大批新型的白领劳动者，同时产业结构也从“前工业社会”转型到“后工业社会”，于是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我国从新世纪以来，大学扩招，高校毛入学率急速攀升，目前在国际上也算是比较高的了。近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已达到八百万左右，十年就是八千万，如果将成家后的家庭成员也计算在内，来计算“中产家庭”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人数就更多了。当然也必须看到，过去大学毕业生人数不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进入中产阶层了，但是今天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不少人在进入中产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解决。

（二）专业技术证书渠道

在世界各国，专业技术劳动者都是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自己专业技术技能的积累、晋升，实现地位上升，是最重要的地位上升渠道。专业技术渠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教育渠道接轨的专业工作者，这是传统上最正规培养的中产阶层，如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中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专业人才评估认证制度，如会计师证书、律师证书、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城市规划师等等。另一类是技术工作者，主体是技术工人，目前我国在生产一线从事有技术、技能工作的劳动者人数众多。包括很多农民工，他们的技术技能水平并不低，却没有被认证为技术工人，没有技术等级和相应的工薪，通常仅被称为“农民工”。通过比较我国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笔者发现，在我国工业产业极大增长的十年中，技术工人所占比例反而有所下降。问题的发生不是我国具有技术能力的工人人数真的减少了，而是那样多的农民工不被看作是技术工人，可见我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很大问题。笔者曾撰文分析，我国农民工为什么有技术无地位？③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8-18页。是体制障碍，阻碍了像农民工这样的劳动者通过技能提高实现地位上升的途径。最近在主流舆论媒体上一再鼓励“工匠精神”，应该将这种舆论落实为技术晋升制度。

（三）市场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很大进步，其中市场的进步十分突出。市场不仅给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的服务，也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多种发展机会。市场的范围很广，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信用市场、土地市场、房产市场等等。目前，最少被垄断、最少被少数人操控的，最容易让每一个老百姓进入、真正让老百姓受益最多的，就是商品市场。笔者曾经使用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里，人们是怎样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结果发现，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最为通畅的渠道是商品市场渠道。有近1亿的中国人是通过商业经销、市场营销、做小买卖、商品销售、商品经营而实现了社会地位上升，这是中国大陆从下层向中层上升的最大人群。对于我国人口迄今最大的群体“农民”而言，他们无权无势，在城市里和在经济发达区域也没有社会关系，在教育方面也不占优势，怎样能实现地位上升呢？就是通过做小买卖，通过市场营销。市场是公正的，不歧视任何人，只要守信义、卖的东西质量好、物美价廉，就会赢得声誉。笔者在社会调查中，经常询问农民工将来怎样规划自己人生，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回答说，将来开个店、做个小买卖。商业营销人员属于典型的白领阶层、中产阶层，从未来发展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最畅通渠道仍然可能是市场渠道。

通过对全世界各民族中的华裔社会的观察，会发现中国人是非常善于商业经营、商业营销的，成为中小经营者也是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所以，城市里不要一味排斥，更不要打击中小经营者，而应该为他们创造经营条件、规范经营秩序。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广大老百姓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1页。，城市的发展当然就应该遵循人民中心的原则，反对以权力、资本、少数人的利益为中心。所以，城市发展的正确战略应该是创造商业营销环境、完善商业营销规范，而不是简单地打击商业营销活动。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中，污染环境的制造业比重在下降，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比重在攀升，可以预计更多的中国人会通过市场营销实现地位上升。

四、培育中产社会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11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阶级阶层问题上就是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弱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育中产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十分重大的任务。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大体上呈现出倒“U”字型的走势。改革开放以前，奉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基尼系数很低，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3。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计算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笔者比较世界各国数据，也从未见过这样低的基尼系数。这与当年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有直接关系。平均主义的政策也损害了经济效益，造成当年的商品短缺和普遍贫穷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主张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老百姓的经济活力。但是，贫富差距也一路攀升。1994年和1996年，笔者亲自组织过两次全国大规模PPS（等比率、等概率抽样）城乡居民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1994年为0.4340，1996年为0.4577。数据公布后，在学界引起很大震动。后来，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也印证了类似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③李强、杨艳文：《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21-22页。，到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为0.49的水平，此后有所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约0.47的水平，目前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社会学界一般认为，如果基尼系数维持在0.3至0.4之间，属于中等不平等程度，属于和谐社会状态。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状态还属于比较高的水平。党中央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表述，就是对于我国当前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科学判断。其实广大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近来网络上关于少数明星巨额收入和逃税问题的讨论，就体现了广大网民对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的不满。

党中央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就是为了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等收入群体是相区别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战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承认差别、承认社会分层的事实，我们的战略是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能够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我们也称之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即像橄榄一样，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人数都很少，大多数人处于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是符合人民中心原则的。人民群众是最大的群体，当然人民的不同部分利益也有差别，那么政策应该更有利于哪一部分呢？社会学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人民服务就要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真正实现的时候，当然在政策制定上要有利于大多数人，这样人民中心与中等收入群体利益就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而今天，当中等收入群体仅占到22—24%的比例时，社会容易呈现出两极化的现象，决策有很大难度，政策向下倾斜则中上层不满，政策向上倾斜则中下层不满，在意识形态上也容易发生“极端思潮撕裂社会”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构建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比较容易实现社会和谐，反之社会两极分化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比如，美国近年来的社会不稳定，就与中产阶级缩水有直接关系。二战以后的美国，曾发展为典型的白领阶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比较稳定。法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用数据证明，美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倒U型”的发展趋势。但自80、90年代以来，金融大资本掠夺了过多的财富，典型的白人家庭经济地位下降，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社会底层有所扩大。经济学家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①［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一书中，用坚实的税收数据证明了这种新变化。这导致美国社会不满情绪高涨，特朗普当政也是此种不满情绪的反映。贫富差距攀升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美国也呈现出“民粹主义”泛滥、极端思潮撕裂社会的现象，这在以往是极为罕见的。所以，目前美国社会发展也不稳定。

中国正在推进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产业化，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所以，只要我们坚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坚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就一定能够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五、破除阻碍实现中产社会的体制机制弊端

十九大报告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46页。这其中当然包括破除某些体制机制弊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而不是阻碍和排斥他们，从而逐步发展稳定的中产阶层和中产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笔者以为，有三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比较突出，阻碍着人才流动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应该大力进行改革。

（一）户籍制度改革

对于户籍制度，以往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迄今它仍然是阻碍着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最大障碍。我国人群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的大多数仍然是循环于城乡之间的流动群体，难以融入城市居民群体。城市居民是中产阶层的大本营，笔者曾用统计数据证明，2012年我国的职业中产阶层在城市中占比为35.74%，在农村占比仅为3.93%，前者为后者的9倍以上；同年我国的收入中产阶层在城市中占比为26.82%，在农村占比仅为6.06%，前者为后者的4倍以上③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社会》2017年第3期，第171页。。所以，城市居民进入中产的比例是很高的，让农民、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扩大中产阶层的重要的途径。如果长期将农民和农民工排斥于市民之外，就等于将他们排斥于中产阶层之外。

户籍制度对于中产阶层成长的阻碍还特别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就业方面。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迅速攀升，他们中很多人希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定居、成家立业。然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有很多户籍约束，阻碍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机会。从现代化发展的规律看，此种阻碍人才发展、造成极高交易成本的现象，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现代化转型比较成功的三个高密度人口巨型特大城市，也被称作“全球城市”④［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城市的人口的总量和密度都很高，但在人口自由迁居的局面下，城市管理得依然很有秩序。所以，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治理水平低下，而不能一味地归咎于人口多和外来人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自我调节”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社会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而我们的管理者总以为自己的本领大，频频采取人为干预，结果往往带来更严峻的社会治理难题和极高的社会交易成本。

（二）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

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城市迅速发展，农村出现凋敝，大城市高度发达，中小城市发展没有活力；大城市、超大城市中产阶层发展迅速，中小城市则有极大差距。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非常突出，东部沿海地区中产阶层攀升，西部地区则出现中产阶层比例缩小现象。采用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如果仅对比东部和西部的话，2005至2013年东部“收入中产”占比从53.30%上升到66.65%，东部教育中产从39.21%上升到55.91%，东部职业中产从40.92%上升到56.17%；与此形成强烈反差，西部中产阶层则明显萎缩，西部“收入中产”占比从21.23%下降到14.37%，西部教育中产从25.30%下降到16.14%，西部职业中产从25.09%下降到17.22%。①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第7页。西部的中产阶层比例缩水与西部的人才大量外流是同一件事情。人才愈是外流，经济社会发展就愈加滞后，这最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与资源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的财税体制是央税拿大头，地税拿小头，虽然中央的资金也会反哺给地方，但各省在获得中央财政拨款的时候，基本上首先是建设省会、大城市，资金被层级高的部门控制，中小城市很难获得资金支撑，这样造成了区域间更大的发展差距。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于资金匮乏，发展没有活力，更造成了人才的外流。按照传统的平衡理论，大城市由于资本高度集中，高昂的土地价格带动房租等运营成本过高，资本就会流到小的地方去，中小城市具有资源、人力、土地价格较低的优势，人们对这一现象称为“扩散效应”。但在我国，资本垄断性太强，基本上看不到资本的扩散效应。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打破资本、资源的高度垄断，建设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打破利益集团对于优势资源的垄断，让那些被垄断的经济机会、社会服务等资源充分自由流动，并向外辐射，带动农村、中小城市的发展。

（三）人事管理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传统上，大学毕业生进入事业编制，就会比较稳定地进入中产阶层。而今天，传统事业编制大大压缩，改用劳动合同制，与实现中产地位的各项体制机制均不能接轨，比如不能得到户籍、专业职称、单位福利等，工资、档案体系也不同，这实际上就阻碍了大学毕业生实现中产地位的渠道。所以，是我们的人事管理体制机制大大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状。目前大城市、特大城市里聚集着大量的白领年轻人，他们在孩子的入托、入学教育、住房、购房等诸多方面受到种种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积蓄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谓“北漂”、“蚁族”现象②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反映了大学毕业生、中产潜在群体被屏蔽在中产大门之外的现象。所以，我们的人事档案制度、职称评审制度、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体制都面临全方位的深化改革任务。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与社会仍处在现代化转型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尽管还会遇到很多难题，但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仍然居于世界前列。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产业化的高峰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动机”，与城市化、产业化一道，中国的中产阶层也会有极大发展。如果城市化、产业化、增长方式等现代化转型都能够顺利推进，按照十九大报告所述，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明显扩大，笔者以为，到2050年能够进入中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