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徐 锋，朱 虹

（1，2.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国家治理是现代社会中延展的政治过程、历史进程，而特定的政党制度则总是特定国家治理的经验积淀的产物，它同时也直接影响着特定的国家治理。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共性，在于它们都珍重某些政治价值、都指向某种政治秩序。换言之，政党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一样都是某种政治秩序外化的结果，而国家治理则和其他统治模式一样也都是将某种秩序付诸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历史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就纵向的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而言，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构建在基本逻辑、价值取向上都是一致的，或者说在政治秩序的原点上是合一的。就横向的政党制度驱动新中国国家政权、新型民主政体运转的过程而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效能也存在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相辅相成的效能结构。完善而又科学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及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能够直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而且能从根本上确保国家权力以合乎政治理性、政治规律的方式来运行，从而确保社会主义中国基本政治秩序能够深入民心，确保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共同的价值目标

政党制度在一国民主体制及其运行中的作用，就是构建和确保特定的秩序。此种秩序有两大基本内核——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及基本的利益格局。就经济和社会的存在发展而言，此种秩序主要是一种导向效率和公平的东西，因而总会落实为特定的利益格局。这一利益格局的基本内容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集中体现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特定的分配制度上面。在当代中国，由于长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对不发达的生产、相对不均衡的发展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基本矛盾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将长期存在，我国所有制将长期维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基本格局；我国分配制度则将长期维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模式。这样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既是我国政党政治能动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国政党制度赖以维系的经济社会基础——它当然就要在国家治理中竭心尽性，不断致力于发展、完善和巩固这样的基础。

就政治和文化生活而言，此种秩序根本上是要凸显社会主义的政治正义，并推重一种通向共产主义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层建筑领域，以影响和塑造社会个体、群体或整体的意识和观念，继而影响和左右个体的选择以及集体的行动。简言之，就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它们主要致力于解决怎么看世界、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情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看法、想法和做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总是会被政党政治纳入国家治理深层次的范畴当中，并被反复重申、一再强化为意识形态原则和政治社会化轴心，以此在人民内心塑造出一种自觉，使特定的看法、想法和做法（也就是特定政党制度、国家治理所要展现出的统治者的意志）在被统治者看来仿佛就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东西，也正是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愿意努力去实现的东西。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统治或治理以此获得了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在我国，此类政治价值已经有了非常浓缩的概括和表达，亦即国家层面上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公民层面上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结合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国家政权的基本性质来看，这三个层面上的每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符号都有着中国人自己的相对独特的理解和把握，尽管还是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它们的内涵在根本上是有别于西方同类语汇、同类范畴的。

概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价值基础。无论是从纵向、横向来看，还是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看，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部要求，都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所维系和凝聚的所有政治主体政治共识的来源，也是我国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价值与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间价值可通约、目标一致性的现实基础，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承载者、相同的组织和政治行为主体——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稳定的但又日新月异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民主党派等及其他政治力量，以及最广泛的作为政治联盟的中国人民。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存在和发展之所以是现实的、不可或缺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在于它直接致力于实现公众有效参与和政府有效统治的有机统一，从而有效地维护、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继而不断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效能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②习近平：《扎根本国土壤 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最可靠也最管用》，2014年9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336.htm。这是对我国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原则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制度之一，长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中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进程当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因其独特的结构、构造，以及其相对于中国社会、中国问题的亲和性适应性而具备了无可替代的功能，因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进一步努力，充分提升其效能，它将对我国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作出更广泛、更卓越的贡献。

何为政党制度的效能？它与政党的职能、制度的功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我们的理解来看，所谓功能是包括制度在内的事物因其结构而得来的专门的满足某种需要、通向某种目的的用途。所谓职能，是指主体因具备某种结构功能而获得的来自体系或社会的特定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自己被希望去做些什么。所谓效能，就是主体职能实现的程度，以及体系、制度功能实现的情况。因此，政党制度的效能，自然就是政党职能实现的程度，以及政党制度功能实现的情况。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中国政党的职能就是领导或参加国家政权，领导或参加民主协商，以及开展政治监督或民主监督。就民主党派而言，它们的职能就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以及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一般认为包括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其实，前述这些政党职能、政党制度功能的实现，基本上可以归作两大部类：

第一，政党民主职能、政党制度的民主功能及其实现。相对于国家治理的框架结构，无论是内生于这一架构当中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还是事实上在旧体制之外生成并实际上造就了新的国家治理架构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就其政治本质而言，都是天然为了民主、天然指向民主的。民主有它的基准的底线，就是让权力得到限制、让权利得到保护、让参与得到尊重。在当代中国，从整体来看，此种底线上民主的实现靠的还不是选举，而是持续的政治沟通，是主要依托政党政治或政党制度而促成并予以规范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民主监督、维护稳定。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多党合作制度来实现自己的集中统一领导，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则主要是通过这一政党制度实现自己的充分参与。在此基础上，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得以有效运转，从经济治理到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脉络得以贯通，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指向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价值和目的得以实现。

第二，政党整合职能以及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及其实现。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整合意味着包括意见和利益整合在内的社会整合，以及包括共识与力量整合在内的政治整合。就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体系构建和格局巩固而言，社会整合是基础，政治整合是关键。就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问题来看，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功能实现中最根本的是利益整合，最紧迫的是凝聚共识。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比较关注社会生活的政治性、政治影响，也向来比较注意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弥散性作用②［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当代中国政治、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更是如此。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实现模式，就是广泛动员社会、紧密凝聚心力共识、紧密整合公众利益，以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发展的大局。如果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整合效能不能得到彰显，那么，它们自然就会在心力凝聚方面强差人意，而此种情况则又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分殊而有所加剧。所幸我国政党制度所直接关联的领域不只限于政府体制，我国国家治理所依托的途径也还有贯穿和交织于政府体系内外的统一战线，这就使得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在面对社会和政治的整合时就会有更强的自信和更大的弹性。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检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标准

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总是有多样化的存在样态，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也不会有唯一标准的模式。判定一种制度是不是好的制度不能靠主观臆想，更不能简单全盘套用西方民主、西方政党政治的标准——它们并不适合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检验和评价。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合乎中国国情同时又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要求的标准体系。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较早作出了理论上的尝试。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习近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这一标准的理论，他更聚焦政治、更着眼于国家治理，从而更加明确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②习近平：《扎根本国土壤 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最可靠也最管用》，2014年9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336.htm。

无论是邓小平“三个比较”的标准，还是习近平同志“八个能否”的标准，都贯穿了政党制度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的民族性的一面，是强调它要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且在解决中国的问题和矛盾时具有自身优势和比较优势。这一逻辑的现代性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出于政治理性、理性治理的要求，也就是合理性的要求——一是要在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权力—责任”体系的构建上合乎现代政治规律、民主政治一般性的要求；二是要在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合乎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原则。这两方面的合理性要求既有其客观性，又有主体能动的特点，它们的内在统一因此就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并集中体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会指导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充分吸收利用国内外一切优秀民主政治成果、融汇人类政治文化和文明精华，从而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更好地促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党政治相对于国家治理的工具属性，决定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完善必须满足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要求。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要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另一方面，要更有利于国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各领域，才能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更好地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围绕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来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以此种政党制度来把握和推进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又必须充分遵循我国政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从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两个层面着手，对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安排和运行效能作进一步改革，同时调动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资源，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治理途径，并为推动治理现代化在理念、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变革。

第一，要着眼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协商治理模式。中国特色协商治理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其他多样性、多层次的政治主体参加的，以协商民主形式与过程推进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经过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相关的体制基础和能力基础，但尚未形成一种比较稳定、成熟和高效能的模式。在这一方面，要做到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协商治理模式。这是一种由历史接续而来的关于新型民主政体的宏观建构的继续，它无论是对于我国政党制度而言，还是对于我国国家治理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也都是非常关键的。

一是坚持、改进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组织原则，同时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正确规范我国政治生活、科学处理各方面政治关系的基本行动准则和基本组织制度，它反映和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政治本质，是保证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国政治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的源头。我们必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始终坚持这一重要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正如中共中央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所强调的那样，要始终把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放在突出位置来看待，把更好更坚决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建设、民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个系统工程、核心工程来抓。一方面，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使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充分展现出民主集中所特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到包括政党制度在内我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实践当中，使民主集中成为我国协商治理最基本的组织手段、组织特色。总之，既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充分保障政权运行效率，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通过扩大政治协商范围和规模，探索多种合作协商渠道，促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他相关政治主体有序、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和民主监督，最大限度地实现并贯通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是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模式的基本原则。

二是促进中国民主的广泛深入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及其运行逻辑有别于西方。当代中国不是通过代议政治、分立权力和多党竞争来搞民主的，而是通过代表政治、议行合一和多党合作来实践人民民主的，是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来实践其民主的。因此，中国民主制度的安排就是要实现和确保作为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作为基本制度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我国政治的民主性、现代性，直接体现主权在民和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它确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认体现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以及它的决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充分保障人民以整体的力量承担国家的组织与治理，并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充分体现我国政治的民族本位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的各利益主体自主表达利益诉求、共议大政方针、监督党和国家、促进人民团结。概言之，通过完善和强化这两个制度，并通过努力促成这两个制度更进一步的有机统一，以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来驱动我国政体高效运转，在避免代议制分权纷争的基础上，在民主政治的民族形式和演绎方式上实现并贯通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选举和议决中有充分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和协商基础上有理性议决，从而促成中国特色有领导、重共识和协作的新型民主广泛深入发展，这是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模式的根本所在。

三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充分发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政治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视野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要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有效推进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各项改革和发展，并相应提供坚强的政治支持、政治保障。但总揽不是包办，协调不是取代。党的领导，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由党组织来干。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依法开展工作，就要支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依托我国政党体制、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党的领导并长期保持这一领导地位，关键是要靠执政党自身活动的正当性、权威性来实现。权威来自成功的说服，当然主要不是靠权力强制，而是更多地要靠高效率、高效益的治理及其产出的政策产品和政治成就，要靠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向往和认同。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在领导多党合作、领导国家治理中朝向合规律和合伦理的方面。当前，将党领导国家治理的秩序目标、制度规范融入治理体系，统筹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必要、非常关键的举措，也是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模式的关键一步。

第二，要着眼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政策过程中、在具体实践中提高我国政党政治和协商治理的质量。人民民主、现代国家治理都崇尚和遵循人民意志。在当代中国，人民意志的形成和贯彻既要有权威性，又要体现共和原则、寻求最大的公约数。融汇这两方面要求，我国权力运行、国家治理首选的政治形式就是协商民主。至于选举民主，它不可或缺，但还是要在选举民主充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才可有效运作。就当代中国而言，协商治理不只是民主手段、政治工具，而是实现了价值、制度与程序有机统一的新共和形态、新治理模式。在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没有协商治理的大发展，就不会有成熟有效的新型共和、民主政治；如果协商治理不全面适用、贯穿于全部政策过程和政治实践中，也就不会有卓越的政治领导、政治团结和政治稳定。所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共同面对的一个最具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如何在具体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在鲜活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切实提升政党政治和协商治理的质量。

一是提升主要协商治理主体的素质与能力。从理论上讲，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这一最广泛政治联盟的所有成员，包括一切有参与政治意愿和相应能力的人们，他们同掌握权力、主导我国政治生活的党和政府一起结成多元的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无论是主导者还是参与者，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风云和国内社会，都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本领，都必须充分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这样一种学习提升的过程不是抽象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具体的治理实践、实际的政策活动而渐进完成的。就我国协商治理的主要主体（也就是政治过程中制度化地主导、参与权力运行和政策制定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成员）而言，适应现代化深入发展要求的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更是尤其必要。这些能力和素养，既包括客观理性认知特别是逻辑判断推理的能力，也包括必要的反思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相对于越发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对于国家治理体系越来越精致化的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它们作为政党所基本的、必备的政治能力或政策能力（特别是政策把握能力、政策想象力）都必须跟得上、足够用。

二是重视政党政治过程，优化协商治理程序。切实发挥好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作用，首先就要不断健全、完善和始终严格遵守包括宪法法律在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充分依托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各方面主体的权力运行和权利行使，全面依托制度来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实现政治活力的释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的地方，就是不能够总是基于规范的实体的角度去理解和刻画民主和参与。要想把协商治理搞得有声有色，要想把中国民主和国家治理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就必须高度关注更贴近政治实践、更毗邻政策活动的政治过程以及政治程序。片面重实体的民主观、治理观，只看结果而不论其他，就很容易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看待政策问题，也很容易束缚相关政策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其实，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及国家治理实践中有太多的政策问题实际上是来源于程序的不合理不科学，而并非是源自政策问题本身。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究其原因，恐怕更多地还是习惯于用选举民主更重结果的思维惯性来看待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更重过程，即便协商最终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它的过程本身也使参与者有了完全的参与的经验——他们可能恰恰就关注此种在参与中当家作主的感受。当然，没有共识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倾向一致认为，相关政策问题的解决尚不具备条件、或是相关方案上不够成熟等。总之，是要以科学、合理和具备了适度的刚性约束的协商程序来保障协商过程理性、平和地展开，并能够自然地走向由其自身规律性所客观决定了的结局——形成某种解决或搁置相关政策问题的共识。要做到、做好这一点，要全方位满足来自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协商治理的需要，就要在协调议事过程和制定通用议事规则等与经验细节相关的各个方面用足心思、下足功夫，这个就不是传统的偏重规范性探索的努力所宜解决、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三是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强化政治监督作用。“权力—责任”逻辑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当然要基于多元化的有关各方面政策的意见表达以至反对的声音。一党领导和执政、多党合作和参政的政党制度在构建理念上，首先就是为了倾听不同的声音、为了实现异体间持续和有效的监督。当然，我国人民民主范畴中的监督在内涵上、在体制机制上并不同于西方。除了基于宪法法律的刚性的权力监督以外，我国其他形式的监督特别是政党间的民主监督，都应当是基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建设性的监督。此种性质和特点的监督，对于构建和维护和谐的关系和氛围，对于促进协商民主和互动治理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都是极其必要的。回顾历史，正因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能够面对这样一种特色监督的存在，我国政治发展才能够得以挺住考验、走出风浪并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但也要清醒看到，与我们构建监督体系的初衷相比，与现实实践的需要相比，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此种监督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有必要尽快祛除其建构性强于经验性的不足。这个不光是顶层设计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在具体监督中如何创造性施展的问题。当代政党政治、当代国家治理面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精致化处理的社会生活和治理问题，犯错的概率、成本和代价也都越来越高。因此，这将是我国执政党、参政党和各方面协治主体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将会是各方面首先会在日常的政治生活、政策过程中最多碰到的问题。既然问题不以人的意志而存没，那么，最好的选择还是从具体细节问题入手，依自下而上顺序，切实思考怎样强化民主监督、政治监督，并将其落到实处。当然，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自上而下的法定的权力监督，一定要强起来、硬起来——不能有这样的错位，即原本应属权力监督的问题反倒成了民主监督、政治监督所要面对的东西。此外，也还有一个在切实夯实、做好民主监督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民主党派受命承担的各种专项监督任务，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无论何种情况，都应当强化和优化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从而从根本上维护人民利益、构建强大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为了不断趋近、最终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我们就必须有高度的自信、有强大的定力、有不懈的努力，同时要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政党体制、政治体系的继续构建和完善上，在以具体政策活动强化和维系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不断推进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