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困境与突围
—— 以中国对外援助领域为例

孙明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梦想；另一方面，中国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越是接近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时刻，越是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战略考验。国内外战略学界有关“崛起困境”和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等流行话语便是对这种战略压力的具体研判。当前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态势围追堵截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战略遏制不是单方面的围堵，而是全方位的遏制。其中，西方强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外部战略风险。中国的国家行为往往被国际舆论社会误读乃至有意歪曲，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困境在我国对外援助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援助的新兴大国，不仅发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而且贡献了“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更在组织架构上组建了国家国际合作开发署，成为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专职机构。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被西方曲解为乌托邦幻想或外交辞令，“一带一路”战略被扭曲为类似“马歇尔计划”的地缘政治阴谋，中国对非洲等国的援助更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这便形成了中国在对 外援助领域的国家形象建构困境，即中国越是在对外援助加大投入，越被西方社会视为别有用心。如何摆脱中国对外援助领域的国家形象困境，应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对外援助领域国家形象建构的困境及其根源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对外援助行为与其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正相关关系。许多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对外援助领域不断加大投入，都有建构积极国家形象的战略考量。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之所以参与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和英国主导的“科伦坡计划”以及加拿大自主实施的“非洲计划”和“加勒比计划”，都是为了建构加拿大“亲善的国际主义”国家海外形象。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把对外援助视为国家软实力投射和国家海外形象建构的主要方式。①有关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形象构建的关系，参见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构建》，《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在此意义上，中国对外援助事业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也是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实施路径。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陷入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困境，即中国对外援助的投入与中国海外形象的建构呈现为悖反关系：

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与效益不断提升。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的投入资金稳步增加，1995年约为29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超过45亿元，到2007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已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对外援助的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的统计数据，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9.4%。②转引自朱民：《中国经济：崛起在世界的地平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根据我国第二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的最新统计数据，仅2010年至2012年三年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总额达到了893亿元人民币。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4年。此外，在对外援助方式上，中国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有援建成套项目、提升基础设施、减免受援国债务，而且还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与志愿者等。在援助方式更加多元的同时，援助效果也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却遭到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妖魔化的曲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即是一例。早在2006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克•斯特劳在访问尼日利亚时便将中国与贫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列为非洲面临的十大挑战之一，并公开宣称：“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所做的。”④转引自谢琪、田丰、黄海波：《澄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几种误解》，《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非洲访问时都曾明确表达过类似观点。具体而言，对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新殖民主义”指控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质在于掠夺非洲的能源资源，即所谓的“以援助换资源”，这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核心要素。第二，中国对非援助的意图在于侵占非洲土地，由此缓解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的人地矛盾，西方国家甚至为此指责中国运送本国农民到非洲开垦耕地，为中国生产粮食。第三，中国对非援助的方式是“掠夺性贷款”，这些贷款迫使非洲国家因债务压力而仰仗中国鼻息，被迫接受中国政府的政治操纵，沦为中国的政治附庸，又使非洲国家过度依赖中国资金，破坏了自身的经济增长能力。第四，中国对非援助在效果上加剧了非洲的失业，中国企业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工人，以致中国工人在非洲抢夺了原本属于非洲人民的工作。第五，中国对非援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对抗西方。西方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往往附带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为了促使非洲国家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与之相对，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名义而扶持非洲的威权主义国家，以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资金都落入了非洲国家领导人与官员的口袋之中，没有惠及非洲人民群众，反而加剧了非洲威权国家的腐败现象。总之，在西方社会主流媒体的眼中，中国对外援助不具备道义正当性，无非是当年西方国家海外殖民老故事的当代重演。

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海外形象建构由此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困境，进入“越干越错”的怪圈。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对我国崛起的遏制战略和敌意态度作祟，也与我国对外援助国家形象建构的策略有关。在短时期内，我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西方国家的态度，只能从自身的内因入手而加以改变。关于中国的自身因素，笔者发现国家形象困境的造成既有因中国对外援助的保密性而对外透明性不高的因素，也有中国对外援助的宣传力度不足而导致误解的因素，还有中国未能掌握国际传播渠道而导致失语的因素。事实上，国际舞台并不缺乏为中国对非援助加以辩护的声音，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对中国援助抱有好感，并驳斥了西方媒体的不实指控。西方世界也有专家学者出版了诸如《龙的礼物》等专著为中国援外政策仗义执言。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未能掌握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这些声音无法进入西方主流媒体而被倾听和重视，反而淹没在了世界舆论市场之中，因而无法实现为中国援外辩护的积极声音与西方主流媒体消极批评相对冲的局面。但是，与“渠道缺失”的问题相比，中国援外的国家形象困境更多地表现为“内容不足”的问题，毕竟传播领域奉行的是“内容为王”的法则。

在造 成中国国家海外形象困境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层面的因素还不是主要因素，更为深刻的根源是中国尚未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出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在此方面，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构建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我国援外的国家形象构建存在“理念缺位”的问题。对外援助理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对外援助行为的动机与意图。动机不明、意图不清，就会给海外的“阴谋论”和“殖民论”等负面观点以可乘之机。换言之，这意味着把我国对外援助事业的解释权拱手相让。目前，我国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援外的国家形象困境，然而他们的回应方法是简单罗列我国援外事业的成就与数据。①对此问题的研究，参见胡鞍钢、张君忆、高宇宁：《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这种回应方法看似用数据说话，凭事实立论，但却没有注意到我国援外形象困境的结构性特征，即援外投入越多，遭受批评也越多。其中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回应方式没有有效解释中国援外的动机意图。

其次，我国对外援助理念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援外理念的定位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援外理念的传播效力。目前，我国援外理念要么被定位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话语层面，这容易被外界视为高蹈之论而难以信服；要么被定位在具体援外政策与方式的微观层面，由此又出现了“理念缺位”的问题。换言之，中国援外理念应当被定位在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援外具体实践之间的中观层面。在此意义上，中国援外理念不能照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成话语，也不能降格为中国援外的具体方式，而应当需要精心定位并重新建构。

最后，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阐释存在“话语对抗”的问题。目前，我国学界在阐释援外理念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彰显中国援外的独特性，而将中国援外与西方援外进行模式比较，乃至一味批判西方援外模式，进而陷入“话语对抗”窠臼。例如，为了彰显中国援外具有“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特点与优势，我国学界便批判西方在对外援助中对受援国罗列附加条件、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②参见 任晓、刘慧华：《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63-69页。一旦陷入“话语对抗”的思维惯性后，这种阐释方式看似“针锋相对”，实则“自说自话”，最终沦为“孤家寡人”，容易在国际社会中引发舆论抗性，无法摆脱我国援外事业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困境。与其以“话语对抗”的方式逆水行舟，不如通过顺应国际主流的方式顺水推舟，使中国援外理念与国际援助发展趋势相契合，为中国援外理念赢得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支持。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中国应当在中观话语层面重塑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不仅要解决“说什么”的问题，即提供中国援外理念的话语体系，而且还要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即根据国际援助事业的发展趋势而提供援外理念的合理阐释路径。

二、“发展有效性”应当成为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

为了 摆脱我国对外援助领域的国家形象建构困境，我国应当将“发展有效性”确立为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从定位上看，“发展有效性”理念既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下位概念，又是中国对外援助各种微观实践的系统整合。从内涵上看，作为我国援外理念的“发展有效性”的具体含义是“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从外延上看，我国对外援助中诸如帮助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不带附加条件的援助资金、援建成套项目都可以被“发展有效性”理念所涵盖。从实践上看，“发展有效性”理念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初心与使命。从历史上看，曾经作为受援国的中国在利用援助资金、实现自主发展方面具有充分的话语权。之所以将“发展有效性”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发 展有效性”理念能够高度契合国际对外援助的发展趋势。为了避免我国援外理念所引发的国际舆论抗性，我国援外理念应当积极主动地顺应国际援外事业的时代潮流，以便中国援外理念从局限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升级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对外援助发展趋势是从关注“援助有效性”转向重点关注“发展有效性”。200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并通过协商产生了“千年发展目标”，为各国在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的援助行为提出了最基本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时限与衡量标准。随后，在2002年，各援助国达成了《蒙特雷共识》，提出了对外援助的量化指标，即援助金额应当达到各个援助国国民总收入的7%。尽管援助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援助效果差强人意，因为人们普遍关注援助数量，而忽视了援助质量。直到2005年，各援助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首次明确提出“援助有效性”理念，标志着国际援外事业从关注援助投入规模转向关注援助效果。但是，《巴黎宣言》所关注的“援助有效性”强调的是援助操作的方式与程序是否合理，尚未真正关注到援助的实际效果。衡量援助是否有效，关键是看援助效果是否与2000年联合国所提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国际公认的其他发展指标是否一致。有鉴于此，2011年“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在韩国釜山召开，这是迄今为止国际发展合作领域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会议。在该论坛上各国签署了《有关新的全球合作关系的釜山宣言》，首次提出了“发展有效性”理念，认为对外援助应当与人权、就业、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等国际承诺相一致，以实现基础广泛的、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增长。这标志着国际对外援助的主导范式从“援助有效性”转向了“发展有效性”。至此，“发展有效性”理念成为国际援外事业的普遍趋势。①有关国际社会对外援助理念的变迁过程，参见曹黎：《从千年发展目标到釜山合作宣言——国际援助理论的变迁》，《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9期。

其次，“发展有效性”理念能够充分 发挥中国发展道路的示范效应。既然国际社会对外援助理念已经转向“发展有效性”，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有效性的生动演绎。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发展有效性？最初，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发展现代化产业，亦即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于是结构主义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直接配置资源进入现代化产业。然而，按照结构主义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在起始阶段能够通过投资拉动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后劲，很快陷入发展停滞的困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针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西方世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提升发展有效性，根源在于政府干预过多，没有建立起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出现了灾难性局面，拉美困境即是一例。正当发展中国家由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破产而陷入普遍迷茫之际，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回答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发展有效性问题而备受瞩目。按照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具有优势，而资本不足；发达国家是资本充足，然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不足。由此可见二者在要素禀赋结构上构成了耦合关系。在此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应当立足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而提出合理的产业结构演进道路。这正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区别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关键所在。进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引导下寻找到产业结构演进的突破口，就需要克服企业与市场的自发盲目性。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通过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的解决，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在此意义上，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有为政府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提炼。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根据本国劳动力资源充足的要素禀赋结构，在政府引导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将劳动力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制造业等现代产业，最终实现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由此提升发展有效性。现在正是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发展道路的有利时机。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捐助者和战略伙伴，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一个在近期拥有类似经历的伙伴，它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功（具体说是它在快速经济转型和减少贫困中的成功）使它具有更大程度的可信性”①［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在提升发展有效性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中国故事”，而且“中国故事”也在理论上被提炼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而成为“中国智慧”，那么我国对外援助事业应当根据“中国故事”与“中国智慧”，围绕“发展有效性”理念进一步形成我国对外援助的“中国方案”，即帮助受援国实现自主发展。

最后，“发展有效性”理念能够有效满足 广大受援国家的援助需求。中国发展道路在提升发展有效性的问题上具有示范效应，因而广大受援国家更渴望学习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对外援助领域中，援助资金只是“鱼”，而发展经验才是受援国家所希望获得的“渔”。很多受援国家深刻意识到，援助资金仅是实现发展的外源性条件，而发展经验的借鉴吸纳才是实现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内源 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报告，认为“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只有当发展能够加强和巩固社会的创造力时，发展才显得有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到发展的必要性，有能力并决心付诸行动的人们来承担发展任务时，发展才有成功的可能”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陈雅丽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vi页。。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依赖外部援助资金而没有形成自主发展能力，那么就会形成“外国援助成瘾”的危险局面。有学者指出，“许多遵循了来自标准增长模型的传统政策处方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深陷于低增长和难以自拔的高度贫困的状况，这使得它们的借款能力受到限制，即使是为了开展具有高回报潜力的活动，也无法向国内外进行借贷。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往往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而只要依靠外国援助”③林毅夫、［喀麦隆］塞勒斯汀•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张彤晓、顾炎民、薛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许多受援国家陷入了因自身发展不足而依赖外国援助、又因外国援助成瘾而进一步扼杀自主发展能力的恶性循环。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径直宣判了“援助的死亡”，“援助不再是可能奏效的解决方案，而是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援助本身就是问题”④［美］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3页。。因此，相比援助金额，广大受援国更为重视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对此，许多非洲学者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崛起对于非洲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使其高度依赖各种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使得非洲进一步落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又可以推动非洲的工业化，改变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边缘的地位”⑤转引自草莽：《中国对非洲工业化的影响》，《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因此，中国一旦在对外援助中注入“发展有效性”理念，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授中国自主发展的成功经验，必将能够契合广大受援国家的发展需求。

由此可见，“发展有效性”理念是国际潮流、中国经验和受援国需求的汇合点。更为重要的是，“提升发展有效性”理念具有中性色彩，发展问题是一个超越各种意识形态的普遍议题。因此，我国若能确立“发展有效性”的对外援助理念，必将使我国的对外援助行为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绑架”，进而实现我国在援外领域中建构国家形象困境的成功突围。

三、依据“发展有效性”理念回应“新殖民主义”指控

将“发展有效性”理念确立为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并不是包装我国对外援助事业的表面文章，而是回应“新殖民主义”指控，塑造我国国家海外形象的理论利器。

在针对中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指控中，中国对非援助最为西方国家所诟病的关键问题在于所谓“以援助换取资源”的中国援非模式。以中国援外的“安哥拉模式”为例，中国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约定用未来开采出来的石油偿付，以此启动安哥拉的战后重建。具体而言，中国与安哥拉两国政府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然后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给安哥拉政府以支持安哥拉的国内建设，中国公司通过竞标获得承包安哥拉的基础工程的机会，并进入安哥拉进行建设。而安哥拉以石油作为担保，并以出售石油所得的资金支付中国公司在安哥拉的建设费用。西方国家和部分海外媒体将“安哥拉模式”视为中国对非援助中“以基础设施换取石油”的典型案例。

如果我国将“发展有效性”确立为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便可回应“以援助换取资源”的指责。依据“发展有 效性”理念和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安哥拉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在自然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结构。换言之，石油能源业是安哥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予以优先发展。在石油资源的对外出口中，安哥拉将能源领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并以此换取安哥拉自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正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对外投射。正如有学者指出，“要培育市场经济，就要加入到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中来，通过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国际市场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和技术，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中国的发展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四小龙）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①任晓、刘慧华：《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65页。。也就是说，“通过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中国的发展经验，而安哥拉向中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石油产品正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实际运用，是基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做出的合理选择，是安哥拉实现自主发展的必经之路。换言之，安哥拉向中国出口石油是无可厚非的正当行为。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安哥拉模式中并不是“以援助换取资源”，而是帮助安哥拉实现“以石油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将安哥拉的石油资源转化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工程，从而为安哥拉的自主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同样源于中国提升发展有效性的成功发展经验。与西方援助国不同，作为援助国的中国也曾接受过国际社会的援助，而这种“被援助”的经历是其他西方援助国所没有的。对于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运用援助资金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学习效仿。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所接受的日元贷款和世行贷款，很多都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建设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②任晓、刘慧华：《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第206页。。这也正是中国“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智慧。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国内统一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拉动有效投资、吸纳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观之，安哥拉模式的核心在于“以石油资源换取基础设施，以基础设施推动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而非“以援助换取资源”的恶意掠夺。此即中国的能源贸易与西方殖民主义的能源掠夺的本质区别。事实上，“安哥拉在接受中国援助的过程中一跃从非洲最落后、最混乱的国家，如今已发展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③白云真等：《中国对外援助的支柱与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198页。。所以，基于“发展有效性”理念，西方社会将中国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视为“以援助换取资源”的新殖民主义指控无法成立。

在此意义上，“发展有效性”理念在回应所谓“新殖民主义”指控的过程中是一个发挥视域转换功能的棱镜。在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视域中，人们只关注中国得到了什么，而非洲失去了什么；但是在“发展有效性”理念的视域中，人们将会发现非洲得到了什么，而中国贡献了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有效性 ”理念不仅是扭转西方偏见的棱镜，同时也是反制西方国家的利器。依据“发展有效性”理念和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既然非洲的要素禀赋优势在于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那么非洲为何无法发挥禀赋优势而摆脱贫困的命运呢？根据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自主发展，不仅因为中国找到了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成功地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由此观之，许多非洲国家恰恰在本国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受阻，从而未能实现充分发展。如果中国将“发展有效性”作为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就能依据“发展有效性”而占领国际社会的道义高地，进而可以批评西方对非洲发展潜力的掠夺。在此意义上，“发展有效性”理念可以发展成为反制西方国家“傲慢与偏见”的有力武器。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援外领域中的国家形象的污名化、妖魔化行为，“发展有效性”理念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道义制高点，是我国海外形象突围的战略突破口。基于“发展有效性”理念在我国援外领域中建构国家形象的战略意义，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紧紧围绕“发展有效性”理念，系统梳理并整合我国对外援助的实施方式与相关政策。对于符合“发展有效性”理念的援外措施与政策，将其进一步打造成我国致力于“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亮点与名片；对于不符合“发展有效性”理念的援外措施与政策，则进行必要的清理或转型提升。只有将“发展有效性”理念贯穿于我国对外援助体系与过程，才能确保我国对外援助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保持对外援助理念与实践的连贯性。

第二，加快推进有关“发展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提炼中国发展经验，贡献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根据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倡议，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已于2017年8月正式启动运行。在组织架构成立后，当务之急是进行必要的理论供给，围绕“发展有效性”理念，形成一批面向世界“说得清”、发展中国家“学得会”的中国发展经验，为我国援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第三，切实加强提升“发展有效性”的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对外援助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鉴于“发展有效性”理念已经成为国际对外援助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当顺势而为，将中国致力于提升“发展有效性”的援外举措与成功经验迅速进入国际舞台，发出有关“发展有效性”理念的中国声音，提供衡量“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体系，抢占国际援外领域的道义制高点，扭转我国援外领域的舆论困境，最终建构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海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