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休假制度

□ 生云龙

汉代以前，已有官吏休假的记载。如《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时（公元前246—前210年），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丞相李斯的长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但目前尚无当时官吏休假制度的详细史料。汉代官吏休假制度已经有较为系统的规定，本文将对有关规定及实施情况等进行探讨。

一、官吏休假的有关规定

（一）日常休息日

汉代官吏有法定的日常休息日，称为“休沐”或“洗沐”。官吏办公时通常住在官署中，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沐浴休息一天。《汉书·杨恽传》注引晋灼曰：“五日一休沐也。”唐代徐坚《初学记·政理部》曰：“休假亦曰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汉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中朝官及三署郎平时住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每五日可以出宫休息一次。《资治通鉴·汉纪》注云：“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诸郎亦然。”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文颖曰：“郎五日一下。”中朝官又称内朝官，是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相对的。《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资治通鉴·汉纪》注引“孟康曰”此段文字，“中朝官”中多出了“给事中”。

三署郎为“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属光禄勋”（《资治通鉴·汉纪》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光禄勋，秩中二千石。《史记正义》曰：“孔文祥云：‘（石）建为郎中令，即光禄勋，九卿之职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作为光禄勋属官的“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汉书·百官公卿表》）。

《资治通鉴·汉纪》注云：“汉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清代王先谦注《汉书·萧望之传》也有相同的文字记载。禁中位于宫门之内，是皇帝及嫔妃的生活区，管理非常严格。《资治通鉴·秦纪》注引东汉蔡邕曰，“禁中，门阁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故“入直禁中”者应仅为一部分中朝官，由于他们要值守，休沐的间隔可能更长一些。

外朝官也可享受休沐或洗沐，他们的休沐时间应更灵活一些。《汉书·循吏传》载，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较为勤政，“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说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每五天定期参加朝会，在日常时间安排上相比中朝官更加宽松。西汉文帝时（公元前179—前157年），丞相张苍“洗沐”时经常先去拜见他视为父亲的故安国侯王陵的夫人，“然后敢归家”（《史记·张丞相列传》）。东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太尉胡广曾“患风疾”，他“休沐南归”，应是从京都洛阳返回家乡南郡华容，他坚持饮用当地“菊水”，得以痊愈（《后汉书·胡广传》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明他休假的时间不短。

地方官吏同样享受休沐。《后汉书·种拂传》载，东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南阳郡吏在休沐时“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后汉书·独行列传》载，东汉时，会稽人彭脩的父亲曾担任郡吏，有“得休”之时。《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载，东汉灵帝时，华歆在平原高唐为吏，每当“休沐”离开官府，就回家闭门不出。廖伯源推测外朝官和地方官吏的休沐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其休沐是在郡县府中供职五日（或若干日）后，得出府休沐一日，在工作期间，不得离开府衙”。“其二，官吏于上班时间到府衙工作，下班后可自由离开府衙，每工作若干日有一日假期，或每年有若干日假期；其不在府衙上班之时间皆可说是‘休沐’”。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出现了较早的轮休和调休制度。在宫中当值的官吏不可能一起休息，故其休沐日应有所不同。《史记·日者列传》载西汉文帝时，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同日俱出洗沐”，对“同日”特别强调，说明有不同日的情况。《汉书·霍光传》载西汉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霍光“休沐出”时，由左将军上官桀代为理政，说明同为中朝官的二人休沐日不同。此外，《汉书·杨恽传》载西汉宣帝之前，郎官请病假满一天，就要用一个“休沐”日来补偿，这应为我国较早的调休制度。

（二）节日休假

一些民间的传统时令节日，官吏可放假或“早退”，包括冬至、夏至、伏日、腊日、岁首等。

《汉书·薛宣传》载汉代有“日至休吏”的制度，即官吏于冬至、夏至之日可以休假。注引师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续汉书·礼仪志》注引《白虎通》曰：冬至、夏至等至日“不兴事”。《续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京都百官从立冬之日至冬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绝事，不听政”；“日夏至礼”与冬至之礼相同。注引蔡邕《独断》曰，“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气始起”，因此“不听事，迎送五日”。据廖伯源考证，“夏至休假五日，从夏至前二日始，至夏至后二日止”。“西汉最迟在宣帝时，已有夏至、冬至放假五日之制。此制在东汉为一代之制度。”

“伏日”这天，官吏也会提前或全天放假。伏日“专指三伏中祭祀的一天”（《辞源》）。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常侍郎东方朔言，“伏日当早归”（《汉书·东方朔传》）。《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载，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即当时已经有伏日在家中闭门“歇伏”的官方规定。东汉应劭《汉官仪》中有“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之语。

此外，《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独断》曰：“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迎气，故但送不迎。正月岁首，亦如腊仪。”既然岁末腊日和正月岁首，吏能够敞开宴饮，应该无须办公。《后汉书·张酺传》载，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后，“岁节”时“公卿罢朝”。岁节“或是岁首”，公卿不再办公，百官自然也都可以回家过节。

（三）长期休假

汉代官吏可享受被称为“告”的长期休假。《史记集解》引孟康曰：“吏休假曰告。”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韦昭云：“告，请归乞假也。”《汉书·高帝纪》注引师古曰：“告者，请谒之言，谓请休耳。或谓之谢，谢亦告也。”《后汉书·张湛传》注曰：“告，请也”。《后汉书·薛包传》注曰：“告，请假也。”另《后汉书·张湛传》注曰：“告归谓请假归。”《后汉书·樊准传》注曰：“告归谓休假归也。”这均说明休假归家需要提出申请。

长期休假包括予告、赐告，按规定秩二千石以上官吏可享受此项福利。《史记集解》引孟康曰：“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者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复其告，使得带印绂，将官属，归家治疾也。”《史记集解》引如淳曰：“赐告，得去官归家；与告，居官不视事。”《史记索隐》注曰：“赐告，得去官家居；予告，居官不视事”。即予告（与告）是官吏因有功、考课结果为优而获准休假，官职不免但无须办公；官吏因患病获准回家休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超过此期限者应免职，但经皇帝恩准可继续在家疗养、治病，称为赐告。

关于“予告”。《汉书·冯野王传》载，“三最予告，令也”。注引师古曰：“在官连有三最，则得予告也。”即对于考绩连续三次达到优秀的官吏给予“予告”。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每年可享受60天的予告，其他内官则享受40天的予告；如果离家二千里以上，两年探家一次，每次80天。这说明予告并非高级官吏的特权。

关于“赐告”。西汉官吏可长期休病假，一般以三个月为上限。如西汉宣帝时，琅琊太守在任时生病，“满三月免”（《汉书·酷吏传》）。西汉成帝阳朔年间（公元前24—前21年），安定太守谷永“病满三月”而被免官（《汉书·谷永传》）。《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前书音义》曰：“吏病满百日当免。”如果超过三个月的上限，继续带秩禄休病假则需要向皇帝申请，由皇帝赐其“告”，《汉书·冯野王传》载，“病满三月赐告”。

西汉的公卿生病，一般都会得到皇帝的“赐告”。《汉书·谷永传》载：按照旧例，“公卿病”，皇帝就会“赐告”。西汉武帝时，位居列卿的主爵都尉汲黯“多病”，生病将“满三月”，武帝多次“赐告”，却始终“不愈”（《史记·汲郑列传》）。高级官吏生病休养时，除获得赐告外，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赐或特别问候。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乞骸骨”，武帝赐告并赐予他“牛酒杂帛”（《汉书·公孙弘传》）。东汉卫宏撰《汉旧仪》载：“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从西门入。”《后汉书·陈忠传》载，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之后，“九卿有疾，使者临问，加赐钱布”。

东汉时仍然有官吏告归的情况，不限于秩二千石以上官吏。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牟长被征召担任秩六百石的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后汉书·儒林列传》）。《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曰，至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时，“予赐皆绝”。廖伯源认为，这是指“郡国二千石予告、赐告俱不得归家”。

中央与地方官吏的属吏，申请长假是由其长官批准的。西汉宣帝时，丞相魏相让属官掾史如果“休告”后从家里回到官府，就向他禀告“四方异闻”（《汉书·魏相传》）。接替魏相担任丞相的丙吉，其属官掾史若“有罪臧”或“不称职”，丙吉总是“予长休告”（《汉书·丙吉传》）。《汉书·丙吉传》注引师古曰，“长休告”为“长给休假，令其去职也”。汉宣帝时，胶东相张敞试守京兆尹，将当地偷盗者的首领任命为“吏”，并将他们遣回“归休”（《汉书·张敞传》）。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后数年，瑕丘令钟离意属下吏有个叫檀建的“盗窃县内”，后檀建“叩头服罪”，钟离意不忍心对他施刑，“遣令长休”（《后汉书·钟离意传》）。东汉时，大度亭长王忳由其上级新都令“假（王）忳休”（《后汉书·独行列传》）。《后汉书·蔡邕列传》载东汉灵帝时，蔡邕上书称其曾向济阴太守刘郃请托，让其属吏张宛“长休百日”。李贤等注曰：“休，假也。”

（四）丧假

汉代的官吏可以享受丧假，称为“宁”。《汉书·哀帝纪》注引师古曰：“宁谓处家持丧服。”“宁”与“告”常连用，《史记集解》引李斐曰：“休谒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宁。”汉代崇尚孝道，如官吏遭遇父母丧事，可向朝廷申请一定时间的丧假。这一制度于西汉之初即已确立，所谓“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后汉书·陈忠传》）。

西汉官吏享受丧假的时间通常为36天，此项政策是公元前157年西汉文帝去世时制定的。《汉书·文帝纪》载：西汉文帝遗诏，其下棺后三十六日，服丧者便“释服”，即除去丧服。《汉书·文帝纪》注引东汉应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释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孝安帝纪》曰，“文帝遗诏以日易月，于后大臣遂以为常。”二者均认为汉文帝将古制中服丧36个月改为36天。因此，自西汉景帝即位（公元前157年6月）后，“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后汉书·刘恺传》）。

至西汉后期，丧假制度或许有所变动。公元前7年，西汉哀帝即位后，有司条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汉书·哀帝纪》）西汉平帝于公元5年崩，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汉书·王莽传》）。不过此次服丧期间官吏应该未离职，否则国家便无高级官吏在职理事。类似的情况发生于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西汉元帝的皇后也即王莽的姑妈“文母皇太后崩”，已称帝的王莽还“为太后服丧三年”（《汉书·王莽传》），王莽自然不可能退位服丧。

东汉建立之初，官吏依然无法享受三年丧假。《后汉书·陈忠传》载：“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二月去世，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即他遵循了汉文帝的丧假制度。

之后，在东汉安帝（公元107—125年）和东汉桓帝时曾经有过两次政策的反复。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冬十一月，“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后汉书·孝安帝纪》），即设立三年丧假制度，大臣们服丧期满除丧服后官复原职（《后汉书·陈忠传》）。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冬十一月，“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后汉书·孝安帝纪》），即废除了三年丧假制度。

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二月，“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即“常侍以下”。不过，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后汉书·孝桓帝纪》）。至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依然是“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公卿群寮……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后汉书·荀爽传》）。

官吏如果正常享受丧假，相当于暂时离职，丧假结束后通常恢复原职。《后汉书·独行列传》载东汉安帝时，郎官“有告归宁者”，等“宁丧者归”，依然担任郎官。蔡邕《范丹碑》载，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去世的范丹曾任郎中，在离京赴任莱芜县长前，“丧母行服”，按惯例，“服阙后还郎中”，范丹就未去地方任职（《全后汉文》）。

二、官吏休假制度的实施情况

（一）节假日实施情况通常良好

《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不少关于中朝官、郎官等休沐、洗沐的记载，官吏休沐时可以出宫回家，行动比较自由，通常是处理各种家庭事务，如拜谒父母、拜访或接待亲友等，有的则追求学业。西汉惠帝时（公元前194—前188年），中大夫曹窋“洗沐归”，“侍”其父相国曹参（《史记·曹相国世家》）。西汉景帝时（公元前156—前141年）太子舍人郑当时“每五日洗沐”，常夜以继日地拜访、答谢宾客（《史记·汲郑列传》）。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郎中令石建“每五日洗沐归谒亲”，看望孩子，并取走父亲的内衣内裤和便器亲自洗濯（《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西汉成帝时，光禄勋、领尚书事、诸吏给事中孔光“沐日归休”，与兄弟妻子聊家常时，始终不提及“朝省政事”（《汉书·孔光传》）。西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每当“休沐出”时，拜访侄子王光的老师（《汉书·王莽传》）。东汉光武帝时（公元25—57年），南阳宋均任郎官时，“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后汉书·宋均传》）。蔡伦于东汉和帝时任中常侍，“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后汉书·宦者列传》）。

由于官吏休沐时不再处理政务，常常被政敌利用。西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初年，在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萧望之的“出休日”，被待诏的郑朋、华龙二人上告，后被下狱、免官（《汉书·萧望之传》）。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中常侍王甫“休沐里舍”，被司隶校尉阳球上奏，后被下狱、杖杀（《后汉书·酷吏列传》）。

丧假制度在西汉初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擢升为丞相的翟方进即遵行了丧假36日制度。他幼年丧父，一直由其后母抚养，成为丞相后，供养后母非常周到，在后母去世、“葬三十六日”后，翟方进就除去丧服开始办公（《汉书·翟方进传》）。东汉同样有官吏获准请丧假，《后汉书·独行列传》载，东汉安帝时，郎官“有告归宁者”，其告归是因为“宁丧”。

官吏对节假日通常比较重视。《汉书·薛宣传》载，西汉成帝时，贼曹掾张扶放弃休假在官署工作，其长官左冯翊薛宣劝导他说：“日至”时官吏依照规定休假，由来已久，官署中“虽有公职事”，但家中也盼望私人间的恩爱情意，建议张扶遵从众人习惯，回家陪伴妻子儿女，“设酒肴，请邻里”，一起欢笑“相乐”，才是合乎时宜的。薛宣的话让张扶很惭愧，而属吏们都认为薛宣的话非常正确。这个故事体现了官吏对休假的重视，认为节日休假既是一种规定，又是一种风俗，应该享受假期。《后汉书·虞延传》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细阳县令虞延“每至岁时伏腊”，就让刑徒囚犯休假“归家”，这些刑徒囚犯“感其恩德，应期而还”。这同样体现了官吏对伏日、腊日等岁时节令休假的重视。

（二）一些官吏因个人原因放弃休假

有的官吏非常敬业，为了公务而放弃日常休假的机会。西汉武帝时，张安世担任郎官期间，“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汉书·张安世传》）。东汉和帝时，尚书令韩棱办理窦宪案，“数月不休沐”（《后汉书·韩棱传》）。

有的官吏为了政治前途而放弃休假。西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担任太官献食丞的陈汤为了等待升迁，“父死不奔丧”（《汉书·陈汤传》）。西汉哀帝时（公元前6—前1年）驸马都尉侍中董贤“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在皇帝身边侍候（《汉书·佞幸传》）。东汉桓帝时，诸黄门常侍因害怕司隶校尉李膺治罪，“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后汉书·党锢列传》）。

有的官吏因不喜应酬而放弃休假。西汉文帝宠信的黄头郎邓通不喜欢和外界交往，虽然文帝“赐洗沐”，但他“不欲出”（《史记·佞幸列传》）。

（三）休假制度有时实施情况不佳

官吏的假期有时未按规定执行。《汉书·杨恽传》载，西汉宣帝之前，郎官休沐的时间安排均由其出钱多少决定，有的郎官一年多都“不得沐”；西汉宣帝时平通侯、中郎将杨恽对此进行整治，郎官的“疾病休谒洗沐”都按法令行事。《汉书·龚胜传》载，西汉哀帝任命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龚胜为渤海太守，龚胜称病不去任职，满六月才“免归”，这超出了3个月的病假期。

丧假的实际执行情况也并不完全遵循朝廷诏令。虽然汉朝官吏丧假时间为36天或三年，但有的官吏行丧假并未严格按照这两个时间段。如《后汉书·桓郁传》载，东汉章帝即位（公元75年8月）后，越骑校尉桓郁以母亲丧事为由乞求离职，章帝同意但让他以侍中身份“行服”守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桓郁任屯骑校尉。说明桓郁行丧假的时间超过一年，但不到三年。虽然《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但在现实中“少行三年丧者”（《汉书·游侠传》）。西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丞相薛宣也指出，“三年服少能行之者”（《汉书·薛宣传》）。

皇帝有时会采取强制手段令守丧的官吏提前“释服”、结束丧假，作为补偿，会对其进行赏赐。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后，代行太尉事的赵憙母亲去世，上疏申请离职回家“行丧礼”，明帝不同意，派遣使者为其“释服”，“赏赐恩宠”非常丰厚（《后汉书·赵憙传》）。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骑都尉耿恭为之前去世的母亲“追行丧制”，章帝诏令派五官中郎将送其“牛酒”并为他“释服”（《后汉书·耿恭传》）。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后，太尉张酺父亲去世下葬后，和帝遣使者送“牛酒”并为其“释服”（《后汉书·张酺传》）。东汉安帝永宁（公元120—121年）中，太傅桓焉以母亲丧事为由乞求离职，安帝同意他以大夫的身份“行丧”守孝；过了一年，安帝下诏派使者“赐牛酒，夺服”，提前除去其丧服，让其担任光禄大夫，迁为太常（《后汉书·桓焉传》）；这也应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冬十一月废除了三年丧假制度有关。

三、汉代官吏休假制度的重要特点

（一）官吏休假常常是皇帝的一种恩赐

汉代官吏的休假制度带有浓厚的恩赐色彩。如“洗沐”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为皇帝提供日常服务的近臣，这种福利可以视为皇帝的一种赏赐，故“洗沐”常被称为“赐洗沐”。如《史记·佞幸列传》载，西汉文帝对黄头郎邓通“赐洗沐”。《汉书·佞幸传》载，西汉哀帝对驸马都尉侍中董贤“赐洗沐”。

至于官吏的“赐告”即超过3个月的长期病假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完全根据皇帝意愿决定，带有鲜明的赏赐特点。有时官吏无须休假，但皇帝特别赐予假期。如西汉景帝准备诛杀原属太子党的栗卿等人，因为负责办案的中尉卫绾为忠厚长者，所以“赐（卫）绾告归”，改派酷吏郅都“治捕栗氏”，并在此事了结后改任卫绾为太子太傅（《汉书·卫绾传》）。西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武帝因“公卿”关于“徙流民”的建言影响百姓生活，“赐丞相（石庆）告归”，以便处理“御史大夫以下”等其他官吏，虽然石庆上书“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但武帝不许他逃避责任，石庆只能“复起视事”（《汉书·石奋传》）。而有时官吏的休假福利则由于政治因素而被取消。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年），大司农谷永休病假三个月，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其职务，虽然按旧例，作为列卿的谷永应获得皇帝的“赐告”，但他却被免职（《汉书·谷永传》），其原因是谷永参与结党（《资治通鉴·汉纪》注）。

有的官吏长期休病假，皇帝还特许以优厚的福利待遇。东汉章帝建初（公元76—84年）初年，秩比二千石的五官中郎将江革“上书乞骸骨”，以秩六百石的谏议大夫身份“赐告归”，一直到元和年间（公元84—87年），朝廷还令县里送给他“谷千斛”，经常在八月送“羊酒”，直到他去世（《后汉书·江革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三月，拜樊英为秩比二千石的五官中郎将，数月后，樊英称自己病重，顺帝下诏让他以秩比二千石的光禄大夫身份“赐告归”，令所在的地方官府“送谷千斛”，经常在八月送“牛一头，酒三斛”，樊英请求辞去职位，但顺帝不予批准（《后汉书·方术列传》）。

地方长官申请超过3个月的长期病假，也需要皇帝“赐告”。《汉书·冯野王传》记载了一个关于秩二千石地方长官赐告的故事。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后，琅琊太守冯野王得罪了把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阳平侯王凤，因恐惧不安而病倒，病假“满三月”后申请了“赐告”，与妻子儿女回家乡杜陵治病。没料到因此遭到御史中丞的弹劾，理由是其“赐告养病”是为了“自便”，他擅自“持虎符”离开其治理的琅琊而归家属于“不敬”。王凤的幕僚杜钦为冯野王开脱，他提出，秩二千石的官吏经过首都长安拜谒皇帝而提出休假申请，是不区分予告和赐告的。有关部门认为冯野王的休假理由如果是“予告”则可回家乡、获“赐告”却不得回家乡，是“一律两科”。“予告”属于法令，“赐告”属于“诏恩”，如果申请予告可以回家乡而申请赐告不可以的话，就失去“轻重”差别。此外，秩二千石的官吏生病后“赐告得归”有旧例，不能离开守郡则并无明文规定。即使二千石官吏责任重大，不宜离开守郡，也应该先制订法令，再惩治违反法令者，而对冯野王的指责“在未制令前”。王凤对杜钦的说法不予采纳，最终罢免了冯野王。《汉书·冯野王传》指出，“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曰：“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

这个故事说明了关于赐告与予告的几点情况：一是秩二千石地方长官可以申请予告和赐告，但需要由皇帝亲自批准；二是“予告”有相关法律规定，“赐告”可视为皇帝的“诏恩”，是高于“法令”的；三是在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之前，秩二千石地方长官如获“赐告”，有离开辖区回家乡养病的先例，但阳朔元年之后则不得离开其辖区。这均体现了赐告必须由皇帝同意，带有浓厚的赏赐意味，并无一定之规。

官吏行丧假同样需得到皇帝恩准。清代赵翼云：“其有欲行丧者，则必须奏请。”（《陔余丛考》）皇帝有时会让官吏以大夫、侍中等“无行政职务，不负行政责任”的“冗散官”身份服丧，这属于皇帝的“特别优待”。如《后汉书·桓郁传》载，东汉章帝即位（公元75年8月）后，秩比二千石的越骑校尉桓郁以母亲丧事为由乞求离职，章帝同意并让他以秩比二千石的侍中身份“行服”守孝。注引《华峤书》曰：“（桓）郁上书乞身，天子忧之，有诏公卿议。议者皆以（桓）郁身为名儒，学者之宗，可许之，于是诏（桓）郁以侍中行服。”说明桓郁能够获得丧假属于皇帝特批。《后汉书·邓彪传》载：东汉章帝时（公元76—88年）秩中二千石的太仆邓彪“丧后母”，称疾乞求离职，章帝诏令让他以秩比二千石的光禄大夫身份“行服”守孝，服丧结束后担任秩比二千石的奉车都尉，很快升迁为秩中二千石的大司农，数月后又担任作为三公之一的太尉。

（二）官吏休假制度受到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官吏休假制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文化因素对丧假的影响很大。由于汉代崇尚孝道，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官吏服丧行为采取默许或鼓励的态度。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秋九月下达对无故“去职”的县级长吏处以五年或十年以上不得任用的诏令，但对因“父母丧”而离职者不予处理（《后汉书·孝安帝纪》），这是对县级长吏服丧假的默许。另居延汉简记载：有的小吏逢父母丧，可得到赐钱，如“入母忧隧长胡赐钱九百”。

社会风俗同样对丧假政策的执行产生重要影响。为父母、君主服三年丧的传统古已有之。孔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由于汉朝大多数时期官吏的丧假时间较短，一些官吏因服三年丧而辞去官职。如西汉成帝时临菑令薛修为后母服三年丧而“去官持服”（《汉书·薛宣传》）。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后，侍中阴识“以母忧辞归”（《后汉书·阴识传》）。

汉代官吏“禄秩是跟随职位走的”，如果行三年丧，官吏的职务需由他人代替，也没有俸禄。但由于丧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许多官吏超出丧假期限后重新入仕时，仕途上并未受到影响。有的官吏在离职“服竟”“服阙”即服丧结束后担任了新的职位。如西汉哀帝时，刘茂担任五原属国侯，因母亲去世而“去官”，“服竟”后担任沮阳令（《后汉书·独行列传》）。东汉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车骑将军来历母亲去世，他“称病”回家服丧，三年丧毕“服阕”后担任大鸿胪（《后汉书·来历传》）。东汉桓帝时，崔寔被任命为辽东太守，赴任路上，“母刘氏病卒”，他上疏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被任命为尚书（《后汉书·崔寔传》）；金城太守霍谞母亲去世后上书朝廷回家守丧，“服阙”后被征召，迁为北海相（《后汉书·霍谞传》）。阎步克认为，“虽说汉代的许多时候、许多官员没有后代那种正式的丧假，但因丧离职后并未等同于未曾出仕的白丁。尽管汉廷在此还没发展出清晰完备的法令，一些做法出自惯例或风习，但朝廷依然承认他们的某种资格和身份”。为此，他把“因丧去职”视为“一度因故中断勤务”，而非“告别公职”。

一些官吏为父母行三年丧，还因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并进而担任高职。清代赵翼云：汉代“有不服丧之制，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陔余丛考》）。如西汉武帝时担任御史大夫、丞相的公孙弘在任内史时，曾因后母去世而“服丧三年”（《汉书·公孙弘传》）。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前39年）后数年，丞相、西平侯于定国去世，其子长水校尉于永“居丧如礼”，并因“孝行闻”而历任散骑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在皇帝拟任其为丞相时去世（《汉书·于定国传》）。东汉后期，雍丘令刘矩“以母忧去官”，后被太尉胡广举荐为贤良方正，于东汉桓帝时担任过尚书令、宗正、太常、太尉等职 （《后汉书·循吏列传》）。东汉桓帝时，郎中陈蕃母亲去世后“弃官行丧”，“服阕”后被刺史周景征召担任别驾从事；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官至太尉（《后汉书·陈蕃传》）。东汉灵帝时，濮阳长袁绍为母亲服丧而“去官”，服丧三年后，又为小时便去世的亡父服三年丧，后担任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佐军校尉等职（《后汉书·袁绍传》），并成为东汉末重要的割据势力。

有的官吏则因未守丧而受到责罚或鄙视。西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被推荐为“茂材”的太官献食丞陈汤因“父死不奔丧”，遭到司隶弹劾而被下狱治罪，荐举人富平侯张勃也因此被削减食邑二百户（《汉书·陈汤传》）。西汉成帝时，丞相薛宣未给后母守丧三年；西汉哀帝即位（公元前7年4月）后，博士申咸弹劾薛宣未“行丧服”，建议免去他的列侯爵位及官职，薛宣因门客报复砍伤申咸受到牵连，被“免为庶人，归故郡”（《汉书·薛宣传》）。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玄武司马邓衍受到明帝赏识，但因“在职不服父丧”，明帝感慨自己不知人，让邓衍非常羞惭（《后汉书·虞延传》）。

在丧假的执行上，始终有不同的观点、声音，也有政治上的博弈。东汉安帝元初年间，临朝主政的邓太后下诏，“长吏以下”不为父母守丧者，不得主掌选拔举用。有大臣进言，身为地方长官的“牧守”也应遵守此制度，但参与讨论的公卿都认为不妥。只有司徒刘恺认为，三年丧假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弘孝道”，作为州郡师表的刺史和二千石官吏应以身作则（《后汉书·刘恺传》）。太后采纳了刘恺的意见。于是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冬十一月，同意“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后汉书·孝安帝纪》）。几年后，依然有两派意见。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告宁之典”是光武帝废除的，不应更改。尚书陈忠则上疏称，“宁告之科”始于汉高祖时（公元前206—前195年），由萧何创立，光武帝建武初年因“新承大乱”，国家政事大多从简，如果大臣“不得告宁”，会使礼义“凋损”。掌权的宦官们最终采纳了祝讽等人建议（《后汉书·陈忠传》）。因此，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冬十一月，废除了三年丧假制度（《后汉书·孝安帝纪》）。

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吏服丧三年必然会严重影响政事，更有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影响，因此政府在丧假政策上不断反复，而官吏行丧假也因人因时而变，总体上显得有些纷乱。清代赵翼云，“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陔余丛考》）。清代王鸣盛认为，东汉时在告宁制度上的不稳定，是“反覆乃尔，国将亡，必多制也”（《十七史商榷》）。

汉代官吏的假期是法定节假日与机动的“赐假”相结合，体现了古代官吏休假的鲜明特色，既是皇帝的一种恩赐，又要受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汉代官吏们能够享受这些假期，已经相比农民、商人、工匠等群体享有了更多的福利。休假是官吏获得的特殊社会资源，在提供给官吏自由支配闲暇时光的背后，彰显了其社会地位。作为中国最早确立文官制度的朝代之一，汉代官吏休假制度对后世历朝历代的官吏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