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文│吴 飞 林心婕

本世纪初，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即网络社会的崛起。他认为，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的操作和结果。卡斯特断言，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利的流动。[1]随着互联网的进入和迅猛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党和政府以及传媒业需要在新时期针对新情况及时作出自我调适和管理改革。政权调适（或曰政党调适）一般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治理过程中为了达到特定的治理目标，持续对自身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变迁的动态过程。[2]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扩大社会基础，调整治理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迪克森（Dickson）将政权适应性区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源于政党目标转变的浅层效能型适应，和面对国内外环境压力所做的更为深层的反应型适应。前者推行组织机构改革，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吻合；后者的要求远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调整，还要求政党精英群体接受的政策不仅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需求。[3]政党处在不断适应持续变迁的社会和政策环境的过程之中，因此有必要加强自身“适应”与“控制”的能力。

一、调适目标：掌握文化主导权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下，都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该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新时代我们党在鼓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需要紧紧把握基本原则不动摇。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尽管传播技巧、方式等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坚持的原则是相同的。而且，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其中的意识形态表现需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发布信息基本没有纠错的机会，一旦错误信息、不当言论被发布，往往覆水难收，要彻底消除负面影响难上加难”。[4]

新的社会情境，需要有新的应对逻辑与战略思维，而新的目标与任务，需要有新的执行团队与管理机制。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5]正是回应当今世界格局的战略性的组织结构重大调整。

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是基于加强党的舆论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战略思考。相较于改革前的宏观指导，改革后的中央宣传部将更加直接地领导全国的新闻舆论、宣传思想工作，更加直接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再次强调了新时期党在舆论宣传工作上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新闻出版行业无论怎样提升自身专业性和市场适应性，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国家整体深化改革这一大局。

二、调适思路：网络时代组织结构变化

1978年后，我国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探索期、适应期、试点期、深化期。[6]当下，我们正处在改革深化期的中后段，面临着一系列由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尤其是传播技术蓬勃发展带来的改变。在中国，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带有复杂的现实影响因素。由于之前文化政策的限制，在引入互联网后的20多年里，人民对于网络文化信息的需求有了井喷式增长。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占总体的97.5%。其中，网络新闻的使用率占网民总数的83.8% 。[7]2015年，互联网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传统媒体；[8]2016年，在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持续下滑的情形下，我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远远超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四大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之和，差距超 1000 亿元。[9]因此，从市场规模上看，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真正的市场主力军。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问题仍旧存在：传播内容良莠不齐、管理部门权责不清、行政管理效率不尽如人意、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版权保护困难重重……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影响着国家舆论宣传工作、媒体出品方的创新热情和人民正常的信息获取。在新媒体时代，“媒介不仅仅只是其他消息来源的传输渠道，媒介的生产过程也是其建构讯息的过程”。网络社会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到现实社会和策略的实施。随着互联网信息逐渐成为社会公众生活的主导，传播中心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逐渐迁移，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它的变化发展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性质变化，进入它是新的信息时代的开端。网络社会的出现见证了历史的开始。[10]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有典型的科层制特点，政府因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处于社会结构的顶端，调配控制着社会的平稳运行。在网络社会，互联网的即时性和去中心性使得个体之间可以摆脱原先的信息资源限制，依靠多节点的沟通连结进行信息互换，因而政府在整个社会的运作中不再是单一的重要信息中心，这在降低了政府的调配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内容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监管和证实的隐患。因此，政府的组织结构也需要因时而变，高效迅速地回应时代变化产生的新要求。

三、调适路径：重构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新闻出版行业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双重特征，决定了政府和市场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体制要素。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责权利不清晰；或者条块分割，政令不畅，未能形成合力。另外，由于媒体属性不同和机构定位不同，即使是同一集团内部的分支机构也存在隔离，人员流动不起来，真正的媒体融合如果没有人的融合，就难以落到实处。

20世纪80年代后，新闻出版业开始逐步实行“事业性质，企业经营”的运营模式，成就了近20年来媒介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新闻出版行业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网络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新兴网络媒体信息参差不齐的现象造成了由于结构性功能缺失引起的资讯短缺及信息传递失真、扭曲，进而导致沟通不畅，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状况，[11]再加上治理成本的增加等问题[12]都成为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在网络社会，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在逐渐消退。传统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固定，且受一定监督；但在虚拟的网络中，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社会的阶层被打破并重新划分，个人性格的多面性也由此展露。伴随着话语表达方式的丰富和网络信息使用的便捷，网络上的意见表达自由度提升，权威声音的影响力消减，众声喧哗的局面出现。

虽然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发言，但信息与舆论传播场域的清净，必须由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报道以及网民理性参与等关联方的联动协同才可能达成。在这其中，媒体作为权威信息的传递者和事件的持续关注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媒体如此重要，但新媒体的舆论场却长期处于鱼龙混杂、杂音不断、主流成末流的窘境中”[13]。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主流媒体未能快速介入，以引领舆论走向。新闻出版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负责后，面对负面信息，可以上下联动迅速反应，准确、快速、直接地传达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避免层层转达后造成的意义偏差，也缩短了权威消息释放的时间，党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加强。

20世纪末，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上，已经开始向整合模式的过渡。从管理思想上看，国家采取了刚柔并济的策略：一方面通过严格的把关和引导，进行刚性的导流；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常识与历史叙事、消费文化、以及重点打造影视娱乐产品进行柔性的规训。从渠道管理的形态上看，一方面强化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通过媒体融合的方式来探索新党媒的运作与管理机制，如新华社的客户端、《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另一方面加强对与信息传播有关的商业性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如在腾讯、网易、新浪、今日头条等公司建立党组织，同时在股份结构上进行有限的参与。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改革积累了党管内容与渠道的经验。

四、未来展望：更有效地推进体制改革

“网络是一种连接有着各种特殊属性的单元或者要素的模式和实体”，[14]在网络社会，个人与集体和组织有越来越多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结甚至跨越很远的距离。网络社会的链接式联系，影响并改变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典型的表征就是网络的扁平化特征会投射到社会的组织行为中，使社会结构呈现一种分层的、网络化的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社会没有中心，只是因为它没有单一的中心，而是多中心的，但仍然会有某些节点会比其他的节点更有力量，也更重要。在网络社会之中，相互链接又相对独立的中心，会呈现合作和竞争的态势。显然，在网络社会 “规模在政治里仍有意义；数字的或者非数字的媒体机构对规模的生产至关重要，在形塑政治机构可能性中仍然是关键的要素。”[15]因此，国家新闻出版管理机制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统筹人们“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的使用，有利于国家意志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中的影响力。

1.更扁平化的组织架构

互联网技术在时间维度上的“进程压缩”和空间维度上的“虚拟整合”，共同建构了一幅网络化社会生活的整体画面：一旦社会生活的具体事项与互联网的技术载体恰当地结合起来，社会生活的展开过程便显示出互联网逻辑和虚拟时空的神奇之处和惊人的能量，即在空间上得以最大程度的拓展，在时间上得以最大程度的压缩。[16]与传统媒体社会不同的是，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必须面对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信息和事件，应对特殊的挑战。不能只做信息消费者，还要对事件作出回应。“这就对政治权威、机构记忆构成巨大的挑战，对政界人士的反思、应对自己事务的能力提出挑战”。[17]

“网络时代的政府将呈现更多样混合态的治理”，[18]在政府组织的横向层级中，由于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交换与处理情况，部门之间可以进行合并。这样对于高一级的决策中枢而言，需要直接面对和管理的部门数量就会大量减少。而对于直接负责部门而言，相似职能的整合，也使得在行政管理中，互相推诿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新闻出版体制来说，此次机构改革必须从组织结构调整入手，无论是党和国家宏观管理的机构，还是微观的媒体组织，将会出现规模不会太小的“合并同类项”的改革。

2.更融合的战略布局

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加强重点平台建设、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等任务及组织措施[19]从政策层面为传统主流媒体转型保驾护航，确保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变更。此后，大量传统媒体开始进行媒体融合尝试。“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话语体系等规律中汲取养分，‘反哺’传统媒体并推动其改革创新，巩固和壮大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0]

未来的媒体融合改革是观念的重大变革，不仅是指传统媒体在各个终端上的渠道拓展，也不是各个渠道的简单相加，而涉及全方面的改革——包括渠道的融合、组织的融合、人员的融合、空间的融合，甚至是工作流程的融合。以互联网思维改造提升传统新闻业务，关键是通过调整工作重心、简化采编流程、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媒体内传统业务部门转型升级、新媒体业务部门谋求发展、管理部门思路紧跟时代。中央决定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21]这是一次标志性的改革，三台合并后的3月29日晚上，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的新闻中使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的配音，在人员的融合上又跨出了一步。可以预见，未来3～5年内，融合性的新闻出版改革将会进一步推进。

数字化出版也在融合趋势下成为了出版行业的主要潮流。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产业升级与融合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6年《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数字出版”概念，要求“加快移动多媒体、数字出版等新兴产业”。[22]同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体收入规模达到5720.85 亿元，较2012年增长195.6%，对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超过 2/3，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柱行业和主要增长极。[23]归属中央宣传部管理后，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数字出版的管理更加集中，转型必然带来新的影响。

3.更有效的管理机制

我国的新闻出版行业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如何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双重属性中达到一个平衡，需要作为政策制定和引导者的国家从宏观上给予新闻出版产业以前瞻性预测和方向性把握，从体系构建、制度安排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作出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24]

本次改革后，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等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管理工作。这加强了党对新闻舆论与文化产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必将有利于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战略，有利于监督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导向。可以预见，未来只要涉及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领域，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不管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无论国有属性还是民营属性，“党管媒体”都会更深入、更到位。一方面要强化党媒中那些涉及公众利益部分的事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另一方面让那些能够市场化的部分真正市场化。

4.更规范的管理手段

从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关于新闻出版改革，还是电影管理，抑或是文化与旅游管理等领域，都强调了要拟定相关领域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等方面的内容。此次机构改革后，随着中央宣传部直管模式的形成，宏观管理将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媒介市场调控体系，更新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管理未来会越来越规范化。

五、结语

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结构依旧在改变，负面舆论的出现不可避免。不断加强正面引导、正确化解危机，才能更好发挥出新闻出版工作安定民心与社会的作用，促进改革平稳向前深化发展。这次中央进行的机构改革，是在互联网时代下政党内部自我组织调适的新举措，也是在运用互联网思维整合各方面资源，对新闻出版工作进行全方位领导的新方法。

“传播既非美梦，也非噩梦，而是真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之一——一种在人类知识转化为社会行动之前，对其展开生产与争奇的独特资源”。[25]网络社会，对这种独特资源的科学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顶层设计”自然要对其中的复杂性、关联性有充分的估计。

此次改革方案的制定和颁布，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一脉相承，是党自身组织结构调适的重要举措，表明了党和政府对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科技发展的清醒认知，对新闻出版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但政治调适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渐进的、不断调适的过程。调适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我们看来，本次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无疑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但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如对娱乐领域的管理，娱乐性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娱乐方式，文化偶像正通过这些平台，施展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符号再生产机制。当前迫切需要一种系统的统筹管理理念与机制对其予以科学有效地规制和引导。

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必须充分认识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做好这次改革，就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19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6]

注释：

[1][1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刘朋.新媒体时代执政党的自我调适[J].理论视野，2013 (7)

[3]Dickson，B，J.，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转引自王婷.亲民的“官腔” ——人民日报微博新闻亲和力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

[4]慎海雄.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抢占媒体融合制高点——新华社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4(11)

[5][21]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tent_5276191.htm#1

[6]范卫平.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出版，2012(1)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P020180305409870339136.pdf

[8]郭全中，郭锐，郭凤娟.2015年我国传媒类上市公司发展情况研究[J].西部学刊，2016(19)

[9]郭全中，郭锐，郭凤娟.2016年传媒上市公司发展深度透视[J].新闻爱好者，2017(9)

[11]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一种信息经济学的考察视角[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2)

[12]Noesselt，N.，Microblogs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s Governance Strategy[J].Governance，2014，27(3)

[13]慎海雄.主流舆论要善于在新媒体舆论场发声[J].新闻与写作，2013(4)

[14][17]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5]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6]张兆曙.互联网的社会向度与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兼论社会学如何理解互联网[J].学术研究，2018(3)

[18]何哲.网络社会时代的挑战、适应与治理转型[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

[19]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48321.shtml

[20]慎海雄.“新闻+创意”构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新常态”[J].中国记者，2014(11)

[22]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 [EB/OL].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17/content_38053101.htm

[23][24]董子铭.政策牵引·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系统构建[J].中国出版，2017(17)

[25]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6]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220/c64094-281362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