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大师风范 发扬学术精神
——纪念陈洪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综述

温跃强

一

2017年11月23日，纪念陈洪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主办，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陈洪先生的子女、学生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师生齐聚一堂，共同梳理陈洪先生对中国音乐教育做出的突出贡献，体味陈洪先生的学人精神。

陈洪先生于1927——1929年在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回国后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和教学工作，1932年他与马思聪创建私立广州音乐院，1937年8月赴沪任上海“国立”音专教务长、教授，于1952年来到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1983年成立南京师范大学）工作，1983年光荣退休。陈洪先生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音乐师资。鉴于他的贡献和地位，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于2001年5月授予他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陈洪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得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人民音乐出版社、全国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以及众多全国音乐教育界同人的关心和支持，江苏省委宣传部艺术处处长张红军、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全国艺术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丁凡、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徐宝亚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韩中健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国祥、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王瑞、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雷光耀分别致辞。陈国祥校长在致辞中谈道：“陈洪先生立足于南京师范大学，为江苏省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的音乐师资，他的学人精神鼓励着当今的‘南师人’为把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国际一流高水平大学奋勇迈进。”王瑞在讲话中对陈洪先生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专的那段历史进行了追溯，并对陈先生为上海“国立”音专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雷光耀对陈洪先生和马思聪先生共同建立广州音乐院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肯定了陈洪先生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陈洪先生的女儿陈比维女士作了感谢发言，对主办单位以及关心陈先生的各界人士表示真挚的感谢。

研讨会历时一天，包括主题发言、自由讨论、陈洪先生作品音乐会三个环节，分别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党委书记韩中健、副院长刘一心主持。

二

主题发言主要围绕陈洪先生的音乐思想、教材编撰、教育理念等几个方面展开，包括专题性论文及回忆性文章。专题论文均有一定的深度和学术价值，回忆文章则为更加深入地研究陈洪先生的学术成就提供了鲜活的口述材料。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作了题为“陈洪学术精神”的主题发言，从“博”“专”“兼”“精”“慈”五个方面对陈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人精神展开探讨；从广博的知识结构、专注于音乐教育、集多种才干于一身、精心研究西方音乐、为师之道在于慈等方面分别对陈洪先生学术精神的精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在“博”方面，陈先生熟知苏联普罗列塔的思想，也精通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理论，既有黑格尔美学、哲学基础，也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有所了解，既对马列文艺理论有着深入认识，也对当时各种最时髦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有所涉猎，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有着深刻领悟，也对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观念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在“专”方面，陈洪先生专注于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兼”方面，陈洪先生创办刊物、译介西方音乐著述、从事音乐创作，集多种才干于一身；在“精”方面，陈洪先生对西方音乐有着精深的研究；在“慈”方面，陈洪先生主张“为师之道在于慈”的教育理念，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李岩老师从整体上对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并就他的学术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透彻，阐释精当。

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教授围绕陈洪先生的曲式教材，作了题为“曲式教材的‘开荒牛’——拜读陈洪先生著《曲式与乐曲》”的主题发言。分别从叙述路线、音乐学分析的雏形、曲目选择等方面对本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首先，叙述路线是按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的；其次，音乐体裁分类合理，关联细致；再次，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做到了广泛联系、一针见血；最后，在曲目选择上体现出精选、时尚的特点。钱教授高度评价了此书在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影响，称其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本曲式分析教材。她最后总结道：“敬爱的陈洪先生，没有您的‘开荒牛’，就没有77年后今天曲式分析的大劳绩，无论历史经历多少世代，您‘开荒牛’的功绩是永不会磨灭的。”

音乐美育思想在提高全民素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陈洪先生美育思想的目标旨在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浙江师范大学的杨和平教授聚焦陈洪先生的美育思想，作了题为“论陈洪的音乐美育思想”的发言，从音乐美育旨在提高全民素质、音乐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创作中国气派的新音乐、译介西乐经典为我所用四个方面切入，对陈洪先生的音乐美育思想进行了剖析。他指出：陈洪先生音乐美育思想的主旨是提高全民素质，并围绕这一主旨身体力行，培养出了钱仁康、李德伦、韩中杰、陈传熙等新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中流砥柱，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从事师范音乐教育，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音乐师资；音乐创作反映时代精神是陈洪先生音乐美育思想的实践层面，他的音乐创作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文化精髓、中国传统音乐的技术技巧，与西方作曲技法和时代性统一起来，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彰显了时代精神；创造中国气派新音乐是陈洪先生音乐美育思想的重要命题，一种文化必须与另一种文化发生接触，才能有新文化的产生。最后，杨和平教授高度评价了陈洪先生的音乐美育思想，称“他是一位有故事、有担当、有创造，有血有肉、鲜活有形、身体力行的生命个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个体，将自己全部献给了中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事业，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音乐遗产和音乐美育思想。”

南京师范大学前任院长、现宁波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俞子正教授作了题为“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的日子”的发言，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俞教授讲到先生对待学生宽厚仁慈，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先生又表现得异常坚强和从容，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爱生如子的师德风范有口皆碑、广为传颂，实为吾辈学习的楷模。

上海音乐学院陈洪铎教授曾经做过陈洪先生的学术助手，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做人方面都深受陈先生的影响，他的发言题目是“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回忆陈洪先生对我学业和做人的影响”。陈洪铎教授讲到自己不过是受恩于陈洪先生的许多人中的一份子，他的内心充满了对陈洪先生的感激之情，发言也谈及陈洪先生高尚的师德和对我国音乐事业的热爱之情。

上海音乐学院的钱仁平教授作了“上音‘纪念陈洪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概述与后续文集编撰等工作的设想”的主题发言，他把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陈洪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以及后续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他受到陈洪先生“为师之道在于慈”的教育理念的浸染，怀着敬仰前辈的心情给上海音乐学院领导提议举办陈洪先生学术纪念活动的善举受到了大家的赞赏。

陈洪先生在上海“国立”音专办学最困难的时期接替黄自先生做了教务主任，从此，他与萧友梅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两位广东籍的音乐家一同艰难地支撑着风雨飘摇的上海“国立”音专，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延续与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发言的主题围绕着上海“国立”音专时期萧友梅与陈洪的新音乐思想展开，他发言的题目是“金兰之契 志同道合——略论萧友梅与陈洪的新音乐思想”，发言从如何创造新国乐、创造新国乐与建立中国民族乐派、新音乐运动的最早提出者与践行者、为抗战和民族解放服务的音乐功能观四个方面展开。在如何创造新国乐方面，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新国乐的创作必须建立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基础之上，同时融汇固有国乐的因素；在处理创造新音乐与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关系方面，他们都认为新国乐与新音乐实质上是一个对象的不同指称，认为学习西方音乐文化、改进中国国乐，即是创造具有时代内容的中国新音乐；他们是新音乐运动最早的提出者和践行者，早在1930年，陈洪先生等有着留洋背景的音乐家们即已发出了“新音乐运动”的倡议，提出了注重实践的主张，并为之躬身践行；他们都坚持为抗战和民族解放服务的音乐功能观，陈洪先生创作的《冲锋号》等作品正是这一音乐观强有力的体现。冯长春教授最后指出，萧友梅与陈洪能够具有共同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不仅仅是他们为了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使命使然，更是共同的新音乐理想使他们站在一起，比肩作战，他们为我国音乐教育做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值得后人缅怀、铭记。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前院长陈小兵教授作了题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陈洪先生”的发言，他高度赞扬了陈洪先生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回顾了陈洪先生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给予他的影响。陈教授指出，陈洪先生留学法国并学有所成，归国后他倾其所学开始在国内传播西方音乐学术的种子，这种利用西方音乐的形式创作具有中国内容的新音乐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值得历史的肯定。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王长恩作了题为“浅谈陈洪先生‘两台’教育思想的当下意义及其实践”的发言，阐释了讲台和舞台的关系。他强调走上讲台当教师是一项光荣的职业，并对当下师范音乐教育一味追求走高精尖路线、模仿专业音乐学院的培养模式提出了质疑。陈洪先生的“两台”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下立足师范音乐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有着重大意义。

会议的自由发言环节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韩中健主持，陈洪先生的学生夏禹生、杨毓慈、秦志云、钱逸瑞、朱建萍、李晓薇、王小龙、丁好、朱晓红等作了自由发言。他们回忆了受教于先生的点点滴滴，每每忆及先生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的重大影响时，他们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他们立志继承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学术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

陈洪作品音乐会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刘一心主持，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师生演奏、演唱了陈洪先生的《上前线》 《菩萨蛮》 《那就是我》《无字歌》 《春风桃李》等作品，整场音乐会气氛热烈，受到了参会人员的高度称赞。

三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与会专家从陈洪先生的智思、学养、教风、德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不禁使人深思陈洪先生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音乐的强力冲击，中国音乐应当何去何从，是时代给中国音乐学人出的一道难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陈洪与萧友梅等中国音乐界的先行者一道提出了“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新音乐思想，他们围绕新音乐思想的目标努力并践行之。在对“中国新音乐”的内涵、功能、方法和实践上，陈洪先生一路探索，以其波澜壮阔的鸿儒生涯，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新音乐”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在“中国新音乐”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陈洪先生坚持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观和实利主义的艺术本质论，倡导音乐具有社会性、民众性，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提出批评，并提出创造中国新音乐的主张和策略。在音乐的社会性和民众性方面，陈洪先生认为，艺术不是超人的，它是社会的、大众的，是为了人的艺术，不是为了艺术的艺术，他倡导音乐要发挥传播民众的情绪的实用功能，并提出了“武器艺术论”的主张，欲发展中国新音乐，就必须将音乐从特殊阶级的手中夺回，创造群众的音乐，使音乐为大众服务。从他的新音乐主张，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对他的影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陈洪先生“平民的情绪才足以代表人类的情绪，平民的艺术才配叫作人类的艺术”的进步艺术观值得珍视。在新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陈洪先生认为形式作为工具为内容服务，所以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但内容必须具有中国的时代精神，陈洪先生持有的很多关于新音乐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观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值得肯定。

在“中国新音乐”文化功能的设定上，陈洪先生认为新音乐可以塑造新的国民性、改良社会风气，有助于使国家昌盛、民族振兴。他强调音乐要具有时代性和群众性，他提出的“群众音乐运动”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聂耳等人的新兴大众音乐理论是殊途同归的，他的新音乐理想是与国家存亡、民族振兴的崇高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透露出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在“中国新音乐”教育方法论系统的构建上，陈洪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上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断探索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强调面向实际，同时对高等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诸方面都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他强调要把教学法课程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成立教学法教研室，进行深入研究；在教学上，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比如在教材编写方面，陈洪先生编写了融两门课程主要内容于一体的《对位化和声》，使教材更贴合教学的需要，提高了教学效率。另外，针对和声课的教学，陈洪先生指出高师音乐系科的和声教材必须另编一套，一切为作曲专业编的和声教材只可用作参考资料，还提倡和声教学要与键盘结合起来，反对纸上谈兵。陈洪先生关于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的见解无疑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在“中国新音乐”的实践上，陈洪先生紧紧围绕着新音乐理想，在音乐创作、音乐译介、音乐编辑、音乐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首音乐作品，有歌曲、钢琴曲等，其中所创作的《冲锋号》等爱国歌曲，目的在于鼓舞国人抗日斗志，挽救国家于危亡，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音乐译介方面，他笔耕不辍，译介了《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等著述；在音乐编辑方面，他主编了《广州音乐》《音乐月刊》等杂志；在音乐教育方面，他曾先后投身于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他曾创办学校并参与音乐院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积极借鉴西方的教学模式，志在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主要表现在创建音乐课程、引入视唱练耳固定唱名法、编写音乐教材等。在音乐课程创建方面，他在大力借鉴西方音乐教学体系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民族性。在教材编写方面，他借鉴西方教学体系， 结合中国音乐教育实际， 编写了《基本乐学》《对位化和声》《曲式与乐曲》《视唱教程》《怎样写歌曲的钢琴伴奏》《小提琴教学》等专著，这些教材作为音乐知识的载体，有的放矢，促进了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在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方面，他强调师范音乐人才的培养对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提出了“强调音乐教育的师范性” “一专多能” “两台教育” “为师之道在于慈”等教育理念，并且躬身践行。时至今日，这些理念仍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总之，陈洪先生作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对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音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值得历史的肯定和纪念，而其音乐思想和实践，更值得后来者不断研究、继承和发扬，这次研讨会的圆满成功正是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