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川盐入黔优势及其主要地位演变路径

魏登云，曹先东

（遵义师范学院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教师教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贵州偏处西南一隅，位于四川、云南、广西和湖南四省环抱之中。在历史上，作为山区省份的贵州素不产盐，民众所食之盐均靠从周边省份输入，这一销盐格局与贵州建省之前，行政区划上分属湖广、云南、四川三省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政治上长期存在的隶属关系，贵州明显地被划分为东部、西部和北部三个不同区域。其中，黔东与湖广邻近，为淮盐行销之区；黔西与云南相似，为滇盐行销之区；黔北与四川相仿，为川盐行销之区。不过，清代之前，依据全国产销区域，执行“口岸划分，计口纳钞”制度，川盐入黔在与周边各省食盐销黔的竞争中并不显眼，淮盐和浙盐位居其前，处于领先地位。虽然贵州建省肇始于明代，但早在元代，川盐就已销往今贵州地区。元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壬申朔，云南行省上奏称：“亦奚不薛之地（今贵州大方县）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对此，元文宗降诏命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1]P557元代亦奚不薛是太仆寺所属十四个大牧马地之一，建有大牧马场，以盛产“国马”著名，对贵州畜牧业有促进作用。此地不产盐，其民众所食之盐来自于滇盐，因伯忽之乱，致使滇盐输入中断。而盐是家畜体内不可缺少的矿物质，如果家畜体内缺盐，就会引起新陈代谢问题。因此之故，亦奚不薛所牧国马出现了大量病死现象。于是，元中央政府决定用川盐暂时取代滇盐销往亦奚不薛，以解决其国马病死问题。考元至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曾在贵州水西地区置亦奚不薛总管府，此即为川盐入黔之滥觞。元代川盐入黔处于创始阶段，其销量自然不会很大，其地位亦自然不会很高。到了明初，由于政局不稳，出于军事和政治之需，明政府在贵州境内广泛建立卫所，大批军队进入贵州，造成军粮严重匮乏。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实行纳米中盐法，即将盐引分发到各地卫所，招募和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到缺粮之地，换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地点购盐，再转运销售到民间。当时，“普安、普定、乌撒、乌蒙杂给淮、浙、四川、安宁等盐”，[2]P29然而只是一隅之地，而商人得盐随售，“不尽本地民食也”。直至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黔民所食之盐仍以淮盐为主。弘治四年（1491年），两淮、浙江、四川、云南运销贵州盐209500余引，[2]P29其中，淮盐销量最大。终元、明之世，川盐入黔在与周边各省食盐销黔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只是到了清代，在激烈的盐业市场竞争中，川盐入黔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拓展盐业销售市场，最终牢固确立其在周边各省食盐销黔中的主要地位。那么，清代川盐入黔究竟有何优势？

一、清代川盐入黔优势

在清代销黔的诸多食盐中，川盐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价格相对低廉

从价格方面考量，清代盐价以滇省最为昂贵，川盐与滇盐相比，其价格相差就十分悬殊。《清盐法志》称：“川省熬造之盐，本地市价每斤只银一分五厘”，而滇盐每斤为三分七厘，几乎为川盐价格的两倍半。同样运到滇黔交界之处，“川盐价贱，每斤不及三分，而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即高于前者40%以上。[3]P89对此，乾隆元年（1736年），清高宗深表关切道：“朕闻滇省盐价昂贵，每百斤自二两四五钱起，竟有卖至四两以上。边地百姓，物力艰难，僻壤夷民，更为穷苦，每盐价太贵，有终年茹淡之事。”[4]P151可见，滇盐价格之昂贵已是上达天庭，连当朝皇帝都感到震惊。由于川盐价格相对低廉，从而增强其在黔盐业销售市场的竞争力。

（二）税额相对较轻

重的地方，也只纳银1钱3分4厘。而淮盐课重，同样135斤重的盐包，却要纳银1两3钱至1两4钱，“比川盐课加重十数倍”。[5]P76川盐与滇盐相比，其课税甚至相差20余倍。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滇盐运销贵州，每百斤所纳课银和脚价银6两多，大大超过4两3钱的销售价。尤其是黔省普安等地，“滇盐课税较诸川盐课税，相去二十余倍”。[5]P76由于川盐税额相对较轻，也就意味着川盐的销售成本相对较低，这无疑也增强了川盐在黔盐业销售市场的竞争力。

（三）交通条件改善

从运输方面权衡，淮盐贩运，路途十分遥远，运输极为不便，“由汉至黔路途遥远，盘费浩繁”，而盐商贩盐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利润，倘若运费过高，以致无利可图，盐商自然不愿去干，“是以逐年来售淮盐稀少”，①淮盐在黔东的销区黎平府属之永从、丙妹、开泰等地，历年严重缺盐，就是因为交通不便；滇盐贩运，运输方式非常落后，水无舟，陆无车，全赖人力肩挑背负，成本极高；粤盐贩运，全靠陆路，从粤至黔省之南笼府（今贵州安龙县），陆路就有十站，且沿途山高林密，水土贫瘠，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瘴疠交侵，故“行商视为畏途，相率裹足”。②然而，川盐贩运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仅路程较近，而且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承担川盐入黔2/3运输任务的赤水河航道的疏通就是最好的佐证。乾隆初年，赤水河航道疏通，川盐入黔水运状况大为好转。史云：“此河通舟则川省盐斤可由仁怀县属之猿猴地方船载通行，大定等处食盐可省陆运四站；贵阳、平越、都匀等府食盐可省陆运七站；安顺、南笼等府食盐可省陆运六站。仍请增仁怀引额并改永宁陆引，悉由仁怀水运，运费轻减，盐斤加多，则价自平，事下部议，如所请。”[6]P259到光绪年间（1875-190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浚赤水河，凿险滩35个。川盐在黔运输条件的改善，极大地降低了其运输成本，这无疑也增强了川盐在黔盐业销售市场的竞争力，使得当时经赤水河运入贵州的川盐每年就达1300多万斤。

（四）黔民喜贱恶贵

从消费者心理来看，贵州地瘠民贫，人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且以蛮夷居多，“贵州民夷杂处，而夷居十之八九，溪洞山箐，内外隔离”。[7]P223特别是普安等地四面环苗，“每年耕种，除纳正供之外，所余谷米不足以活家口”，[8]P997盐斤踊贵，即使在省会贵阳，

从税收方面审视，川盐与淮盐相比，其课税相差高达10余倍。川盐课税轻，135斤重的盐包，在大宁、云阳等产盐区仅纳盐课银6分8厘1毫，即使盐课最无力购买者也过半，更遑论穷乡僻壤之夷民，从而形成了黔民喜贱恶贵的消费心理。在销黔诸盐中，川盐相对价格低廉，运销灵活，而颇受黔民的喜爱，“川盐不拘斤数，零星可买，滇盐必须整块；川盐不拘米、布，皆可易换，滇盐必须纹银；川盐价每斤不及三分，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之外”。[9]P291故黔民“令食川盐，即交相称庆；令食滇盐，即环庭泣诉”。[8]P704

二、清代川盐入黔主要地位演变路径

清人称：“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夷民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或曰酸浆，竟不食盐。”①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10。黔民对食盐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从而使贵州成为了周边各省食盐销售激烈角逐的场所。在这场角逐中，淮盐、川盐、滇盐、粤盐各显神通，形成了清初的销盐格局：思州、镇远、铜仁、黎平四府与湖南为邻，是淮盐行销之地，普安与云南相邻，为滇盐行销之地，古州与广西接壤，为粤盐行销之地，其余皆为川盐行销之地。但川盐并不囿于清初这一销盐格局，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拓展盐业销售市场，从而牢固确立了其在周边各省食盐输黔中的主要地位。那么在此过程中，川盐入黔主要地位确立经历过怎样的演变路径？

（一）滇盐挥泪退出贵州盐业销售市场——川盐入黔主要地位形成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贵州通志》云：准“贵阳、都匀、思南、石阡、大定、威宁等府州，安顺府盘江以下州县卫所均食川盐，普安等处仍食云南盐。”②民国《贵州通志》卷12《食货志》。可见，康熙年间（1662-1722年），川盐行销贵州的五府一州③五府是指贵阳、都匀、思南、石阡、大定，一州是指威宁。，以及安顺府部分地区。滇盐仅销售于普安一隅之地。对于此盐业销售格局，川盐并不乐意，翌年（1687年），贵州巡抚慕天颜以普安民众意愿为依归，以滇盐价昂为真凭实据，毅然决然上奏朝廷，要求普安民众改食川盐：“普安等处，原食川盐，后因课绌，乃食滇盐。今虽课足于滇后岂无亏于川，此盈彼绌，仍无益于公家”而“川盐本贱，滇盐本贵。舍贱食贵，黔民所艰，减价贱售，滇商折本，两俱未便”、“莫若悉遵旧制，仍食川盐”。[9]P300虽然这次上奏没有得到朝廷认可，但为后任者继续效仿做了一个良好开端。经过多年谋划和精心准备之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云贵总督王继文追随前辈慕天颜的足迹，再一次上奏朝廷，大谈改食川盐的诸多好处：“普安等处，崇山峻岭，夷民散处穷处，盐引难于派销。滇盐每百斤课一两六钱、税银六分二厘五毫，曲靖府税银一厘四毫，薪银九钱，脚价银一两七钱八分，即使卖银四两三钱，尚属不敷，再加黔税银三钱，更无从出。滇商苦于远运，黔民苦于价贵。……以黑井最贵之盐，行于普安等处最穷之地，不特苗民叫苦，即商灶不免赔累。相应凛遵圣旨，将普安等处改食川盐。”[9]P291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次上奏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使普安民众看到了希望。翌年（1695），清廷复准“普安等处自食云南盐，商民两病，将普安等处改食四川盐”。④如此一来，普安作为滇盐在贵州的唯一销售市场已不复存在，自此，滇盐被迫退出了贵州盐业销售市场。而川盐之所以能取代滇盐，进军普安，与其说是贵州主政者长期主观努力的结晶，倒不如说是川盐的价格优势。由于“川盐贱而滇盐贵”，作为清政府“既难强民舍贱食贵，若欲将滇盐照仿川盐，减价贱售，则又亏损商本”，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顺从民意，改食川盐。至此，川盐入黔初见成效，其主要地位得以形成。

（二）淮盐含泪退出贵州盐业销售市场——川盐入黔主要地位确立

清初淮盐主要行销于黔东四府。淮盐原行于湖南者，“兼行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铜仁府、黎平府”，[10]P475因非官办，未有引额。诚然，淮盐进军黔东盐业销售市场，这与黔东在政治上长期隶属于湖广不无关系。清朝建立后，天柱、锦屏、黎平等府县及“边五卫”等地，虽然地在贵州而政治上却隶属于湖广，此格局一直持续到雍正初年。由于两湖属于淮盐的传统市场，理所当然，上述地区也与两湖一道同食淮盐。但是，从距离方面进行审视，黔东四府行销淮盐并不存在多少优势，而川盐却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当时，这一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经过全面了解、深思熟虑之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准“镇远、铜仁、思州三府民间愿食淮盐者仍食淮盐，愿食川盐者，听其就近买食川盐，并无禁界”。⑤这一决策使川盐获得了在黔东自由销售的权利，从此，川盐与淮盐在黔东开始了平等竞争。在这场平等竞争中，淮盐虽说拥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但与川盐相比，淮盐运输，路途十分遥远，高昂的运费使其微弱的价格优势大打折扣，抵消殆尽，这就决定了淮盐最终被陶汰出黔东盐业销售市场的命运。此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川盐主产地犍为、富顺等引岸重刊引纸中所包括的销盐范围可以得到极好佐证，此销盐范围包括铜仁府属铜仁县、松桃厅；镇远府属镇远县、施秉县、天柱县、黄平州；思州府属玉屏县、青溪县。到了清末，淮盐完全退出了贵州盐业销售市场，黔东淮盐销售区全部变为川盐销售区。至此，川盐取代淮盐，几乎占据了整个贵州市场，川盐入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主要地位得以确立。

（三）粤盐拓展贵州盐业市场受阻——川盐入黔主要地位巩固

在川盐凭借其得天独厚优势拓展贵州盐业销售市场的同时，粤盐也在寻求机会进入贵州盐业销售市场。雍正年间，淮盐在黔东销盐区黎平府属之永从、丙妹、开泰等地，因交通不便，淮盐经常不至，成为严重的缺盐区。雍正十年（1732年），准许“官运粤盐至古州、永从、丙妹、三角屯每斤定价一分二厘试销”。①民国《贵州通志》卷5010。这样，30万斤粤盐乘此机会由柳州先行运至古州按规定价格试销。因航运成本低，售价远低于经陆路输入的淮盐，而颇讨该地黔民的欢心。次年（1733年），运销范围又推广到沿江上下游的三脚屯、永从、丙妹等地。自此，粤盐开始异军突起，以古州、永从、丙妹、三脚屯为据点，不断向四周地区进行渗透，这必然会与几乎独霸贵州盐业销售市场的川盐发生正面冲突。当时，黔南都匀府之独山、荔波属于川盐的传统市场，但因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川盐输入不时中断。而粤盐却乘此机会，沿右江水路纷至沓来，久而久之，几乎把独山、荔波等许多州县都变成其盐业销售区。为了遏制粤盐在黔南盐业销售市场的扩张势头，夺取川盐在黔南的传统销售市场，光绪年间（1875-190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针对川盐积弊，大刀阔斧着手整顿盐政，其中，把收回独山、荔波等地川盐销售权作为其盐政改革举措之一。光绪八年（1882年），丁宝桢针对“近因粤商恃众走私”而致使同为川盐行销之地的黔省独山、荔波等州县“引销疲滞”这一问题及时进行整顿，他说：“粤盐频年滞销，税课缺额，正在招商，设法整顿行盐之际，引地实为饷课攸关。”[11]P711经过商议，决定派贵州抚臣林肇元和广西抚臣庆裕交涉，划清粤盐行销范围。根据《两广盐法志》，再一次申明独山、荔波等一直以来都是川盐销售之地，其他任何人都不准染指。在丁宝桢的积极作为下，光绪十年（1884年），朝廷将此两地判归为川盐行销之地，粤盐拓展贵州盐业销售市场受阻，川盐入黔主要地位获得巩固。

综上所述，清代川盐入黔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迫使滇盐和淮盐先后退出贵州盐业销售市场，又借助行政力量，遏制了粤盐在黔南盐业销售市场的扩张势头，从而牢固确立了其在周边各省食盐销黔中的主要地位。清代川盐在贵州盐业销售市场成功拓展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召示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或公司为求生存谋发展，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发挥自身优势，使产品成本最小化。企业或公司必须从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不断优化，从而使所生产的产品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富有竞争力；二是借助行政手段，搞好宏观调控。在市场竞争失灵的地方，必须从大局出发，借助行政手段，搞好宏观调控，使社会效益长远化。

[1]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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