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
——以《有泰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康欣平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本文以晚清一位蒙古族出身的驻藏大臣有泰为研究对象，考察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①所引材料主要来自《有泰日记》中相关内容，即有泰作为驻藏大臣时期的一些日记。有泰（1844-1910），字梦琴，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同治四年（1865）三月，考取额外蒙古协修官。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任兵部武库司员外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任江苏常州府知府。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端郡王载漪奏请有泰回京，任虎神营右军统领。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鸿胪寺少卿。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三日，有泰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十八日，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有泰。次年（1907）二月初三日，清廷下旨将有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P537)

一、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排斥

在今人一般的想象中，蒙古族出身的有泰应该信奉藏传佛教，对其十分尊崇才是。可是，在有泰的不少日记中，他对藏传佛教一些文化表现出不屑，甚至激烈排斥。如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九日，有泰在日记中云：

落日前闻枪声隆隆，询之，乃小招烧草堆咒洋人，殊为可笑。[2]（P169）

又如，同年二月二十日，有泰在日记中道：

连日闻有炮声，系达赖所演，欲令喇嘛打仗，不知其护法灵否？且令各寺念经咒洋人，真不值一笑。此与庚子义和拳可前后相映。余谓仍有拳匪，加以联军到京，虽令李文忠办理，谅亦束手无策也。奈何。[2]（P169）

又如，二月二十六日，有泰日记云：

闻达赖令萨迦寺念经送妖，可以咒死洋人。前打仗死伤多人，皆因信降神者垂仲之语，名护法。刻下丧去多人，恨之者谓，护法不知藏于何处？想均藏于夜壶后矣。真正可笑可叹。[2]（P186）

再如，三月七日，有泰日记道：

各寺仍唪经送鬼，萨迦庙闻有放妖之说，所谓放妖乃喇嘛所扮，衣黑衣带鬼脸，一扮歪嘴子，一扮公公头，送至草堆处，将草堆焚化，两喇嘛仍回寺，大意妖之魂可至洋营，将洋人魔死。更为不典，其愚蠢不可思议。[2]（P191）

以上四则日记为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地区时期有泰所记，对于西藏政教上层企图以烧草堆、念经、念经送妖、放妖等藏传佛教仪式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行为，有泰认为十分可笑、愚蠢。抛开有泰个人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的立场错误问题，显然他对藏传佛教文化中某些内容极为排斥。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三日，有泰在驻藏大臣衙署楼上用千里镜观看“飞绳”表演，他在日记中云：“系在半山房上西南角，拴一牛皮绳，直至半山下，石桩绑之，人在房上，先大声颂祝辞，然后头下脚上用两皮垫于胸腹间，撒手并两腿分开，附于绳上飞下，其形甚玄。仗素日在水上架绳时习之，不然，未敢猛试也。”有泰该日日记还记载了“飞绳”产生的原因：“因修此山殿宇窗棂未合式，值第几辈达赖有道行，早知之，未明言，俟工竣，乃罚工人年年飞绳。”有泰对此有评论：“何道行，以人命作儿戏，且不早告之，亦阴险非常，恐无稽之谈也。”[2]（P150）有泰的评语针对达赖喇嘛，用词远非恭敬，说明他对有关藏传佛教领袖的灵验故事不相信。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有泰在日记中对“打牛魔王”故事有详细记载：

记载中有打牛魔王之说，即系今日，后询之，乃赶鲁贡加布。盖此人为藏中地主，曾与某辈达赖斗法，故今时有一扮达赖者，一扮鲁贡加布者，在大招前赌，色子用骨为之，极大。达赖所用六面皆红，鲁贡加布所用六面皆黑，达赖自无不胜者，遂因其败，赶出藏河对岸，俟明日挂大佛，则前行过南山住七日而回。盖当日驱逐日，彼不肯骤行，第二日见布达拉山有与山齐大佛，故不敢争而去之，乃此地一掌故也。惟扮鲁贡加布者，沿途皆周恤之，如得铜钱，可作银钱买物，无人敢不售。其形面作半黑半白，反穿羊皮袄，手持牛尾一、木棒一，如棒打人著身，一年必大丧气，故番子怕极。是舍财者舍财，卖物者卖物，不敢违也。然亦生发之大道，其丧气未必验也。[2（]P195-196）

从有泰此段“打牛魔王”记载的用语来看，他不相信这一藏传佛教传说的灵验，认为鲁贡加布棒打人之说为生财之道。

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每新年初，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设宴，请汉藏官员会饮，并有“跳钺斧”表演。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初二日，因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北上走避，西藏摄政噶勒丹池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请驻藏大臣有泰观看“跳钺斧”，有泰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仪式：

有喇嘛二人东西面北皆坐，二人先念经，遂奏乐，即有跳钺斧幼童穿各色花衣靴帽，随乐跳舞，有弯腰时，有单腿安时，手持一小木斧极其有趣，亦童子干羽之意。复来两喇嘛，一色拉寺，一别蚌寺，皆在五十岁以外，彼此反复问难，有时击掌，有时摇头不以为然，据云经典中语，深奥难明。余观之，似京内说相声者，殊可笑。说一阵，跳一阵，三次而后罢。[3]（P4-5）

有泰对“跳钺斧”仪式以北京城内说相声类比，并有“殊可笑”评语，说明他对此仪式的不理解和不以为然。

二、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

上文梳理表明，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表现出一定排斥。但是，作为驻藏办事大臣的有泰，为了更好履行职务，他需要了解藏传佛教文化，况且他生为蒙古族人，天生对藏传佛教文化具有亲近感。有泰在日记还记载了不少有关藏传佛教宗教知识与故事，其中多是他询问、请教的结果。

有泰请教过噶勒丹池巴有关藏传佛教知识。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日，有泰访问噶勒丹池巴时，说及“十八罗汉何以有十六尊”的疑问，噶勒丹池巴进行了解答：

据云本十六尊，伏虎尊者乃为罗汉侍从，笑面者乃施主，均有道行，究与罗汉有间也。燃灯佛为如来之师，燃灯后而去。观音佛是女身，因剃度灭五百年佛果，是以有五佛冠为之接续。无量寿佛，无量为文，寿佛为武，其实一尊。众生求寿，不知求众生之寿可求，一人之寿不可，须有善因，方能如愿。白拉木俗呼白喇嘛，与如来同时许为黄教护法，故至今奉之。[3]（P142-143）

同年六月四日，有泰与噶勒丹池巴商谈完公事后，请教其西藏各教缘起等一系列问题，噶勒丹池巴一一回答，他在日记中记载：

未刻噶勒丹池巴来谈，公事讫，因询其各教。据云，缘起均系红教，自宗喀佛初驻于某寺院，徒众本佛共有卅人上下，某施主施给僧帽，众人皆有，惟宗喀佛未有，即以黄包袱盘于头上，遂祝以我今日如此，或可当以黄教兴。记载多以染色兴，非也。红教自莲花祖师于教兴时，未免徒众于佛教自负静净无为之道，未免支离不讲，彼时有白教从而正之，是以源流三教，皆算正宗。后有黑教出于莲花祖师时，尚与有亲，因其以杀生求善助恶，专讲咒人害生，当时将其全灭后，因有用其法，将其拘于卅九族，永不得再出害人，后藏亦有数庙为彼教。廓尔喀则彼教甚多，然别蜯子虽属，廓尔喀多奉黄教者，是以黑教僧不可过于原旧之人，然亦不可灭也。又云燃灯古佛上有七尊，如无量等佛，大约在中土燧人之世。当询四天王，前云系守镇四方，何以手持之物各不同？据云，此本四家王子，能镇妖魔，是以各得降魔之具，如东方以琵琶，乃其地妖魔颇畏此具，且弹之可以感化此地之人，余者不过此意。因思小说家以风调雨顺附之，无此说也。询其哼哈二将，内地庙内多塑之，何说？据云佛地无此一说，并不塑此。又询其文字经典？据云字不过记载来往所用，经则所包者广，如天之生物生字、人生生字、畜生生字同一，然人生内有畜，畜生内有人，非可拘一而论。[3]（P163-165）

有泰在日记如此大篇幅不厌其烦记述藏传佛教文化知识，恐不仅仅是兴趣的成分，一定程度的认同也在发挥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有泰在日记中记述了观看藏戏的情景：“将巳初，赴西院，唱蛮戏，乃喇嘛班，颇闹热。约噶布伦佛公，廓尔喀噶必丹，杨聚贤、丁乾三诸生意人，德格王子，院上众委员，粮务，统领，即令统领承办，用羊肉席。仓竹巴并各处家眷并不约而至者，约有三千余人。”[3]（P239-240）这一天演出的藏戏中有《曲结洛桑》，有泰在日记中道：

所演似在唐赞普通中国之先。有一南海子，即藏地，有一北海子，大约达木左右。北海龙王以其地国王无道，遂搬至南海北，王找红教喇嘛至南海咒此龙王，欲害其命，可巧一渔父，龙王遇之，赠一宝剑，将红教喇嘛尽行诛灭，龙王遂赠其一宝，渔父不识，找其朋友夫妇亦不识，因有一坐静高寿喇嘛见之，说此物不如换一捆仙绳，可以大富，渔父果换之。高寿喇嘛处适仙女下界沐浴，正施静[净]水，渔父将绳捆得一仙女，欲乱之，仙女不肯，令其进与南国王，遂作小王子妃。先宫内众女，因小王子童身且貌美，以此仙女为匹偶，众皆妒恨欲害之。适有打卦喇嘛行贿赂，令在老王子前将小王子遣至北国出征，以便害此仙女。此喇嘛乃一丑角，打卦时偷羊肉偷糌粑，且不会骑马，作种种丑态，大为可笑。始则打卦，以其国内平安，继则必要小王子出兵，老王子信之，其夫人来说不行，仙女说亦不行。遂出征带一先锋，亦系丑角，与其丫头别，颇斗笑。小王子与仙女别，颇惨然。小王子走半路复回，乃嘱仙女要言，后复走，宫内欲害仙女，仙女遂腾空而去。小王子征北国遇一放羊的，问其本国各事，不肯说，吓之方说，遂招集彼处多人，内有半黑半白脸妇人，因爱小王子，留于营内，因将彼处情形说知小王子，因平其国，丑妇亦死，得胜班师。遂皆成仙，为仙女之父带领上天，系一绿马首之神，不可解；且柳枝上挑一观音像，朝正座，亦不可解。大家挂哈达赏钱，竟有在房上亦掷哈达，上缀藏钱，盖此事本地以为吉羊，众人皆乐极。[3]（P240-242）

有泰认为此藏戏故事所反映的情感有普遍性：“藏中以得胜且成仙为吉羊戏，然节奏亦有意思，其离合悲欢，亦与内地无差，人心所同，又何分尔我也。”[3]（P242）由观看此藏戏来说，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有相当的认同。

三、试析有泰的文化立场

出身蒙古族的有泰，他的文化本位是儒家文化。为什么如此说？这由他日记有关记载可以佐证。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四日，有泰在日记中道：

借余鹤孙《古文雅正》读讫。据四库简明按语，蔡世远录汉至元文二百三十六篇，有关学术治道之大旨，出于文章正宗，不费修词之工。余细维之，系主宋学，于性理湛深，文以载道是其命意，有高安朱轼序，相山张廷玉序，漳浦蔡世远自序。[3]（P439）

上引文中，有泰《古文雅正》大加赞赏，认为其主倡宋学。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有泰在日记中道：

报中乔茂轩传御奏，遵圣祖仁皇帝圣训，一本朱子，殊为探本穷源之论。新政应行，误国殃民则须整顿，自来讲新政者，久未见此议论矣。[3]（P572）

有泰在日记中赞同新政要遵从朱熹的理学，说明他对儒家文化有较深的认同。

有泰对文史书籍（含小说）阅读兴趣很大，其日记中的相关记载非常丰富。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二日，有泰日记云：

由小瑾代买小套《子史精华》一部，共四十本，四套，价藏钱四十枚，此处得买此书，甚奇也。[2]（P434）

有泰对能在西藏购买到《子史精华》感到惊奇。《子史精华》是康熙帝命允禄、张廷玉、吴襄等编纂的一部类书，分天、地、帝王、皇亲、岁时、礼仪、设官、政术、文学、武功、边塞、伦常、品行、人事、乐、释道、灵异、方术、巧艺、形色、言语、妇女、动植、服饰、居处、产业、食馔、珍宝、器物等三十部，部下分类；各类之中收名言隽句，每条以句中精要词语作标题，以原文和注释分双行夹注于下。[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於子史两家，诚所谓披沙而简金，集腋而为裘矣”。[5](P3480)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十二日，有泰在日记中道：“将《曝书杂记》《竹汀日记》阅讫。”[3]（P274）其中《曝书杂记》为钱泰吉（1791-1863）撰写的文献学著作，作者为清中叶著名校勘学家。该书主要内容为：作者知见的各类书籍的情形，其传刻源流、体例与内容要旨、校勘及版本异同等，间有分析评论；各学者的校勘工作，包括互校众本、所撰校记考异；诸家刻书、抄书、藏书的情况，或据书目题识记藏书处所、所藏内容与来源，或详记所刻书字体、版式、纸墨及内容的精善，或记抄书之家其影抄的精美与否及各类抄本的价值等。[6《]竹汀日记》为钱大昕（1728-1804）所撰，记载他所见部分书籍与金石文物，偶有论学之语。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朴学大家，精通经史及音韵、训诂之学。有泰日记虽未记阅读感受，但读《曝书杂记》《竹汀日记》表明他对文献学、考据学有一定兴趣。

有泰日记中提及文史书籍还有《千字文》《纲鉴易知录》《悦心集》《三国志》《对山书屋墨余录》《古文观止》《唐诗别裁》《日知录》《中复堂全集》《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儒林外史》《花月痕》《儿女英雄传》《封神榜》《镜花缘》等等。[7](P252-281)

有泰不但喜欢文史书籍阅读，而且对诗文写作抱有兴趣。卸任驻藏大臣后的有泰曾写信评价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柳园记》一文：

大著《柳园记》，回环诵之再四。此近今作手盖不多睹矣。古谓大家之文，多以理胜以气胜。又谓一文之中，必有数语镇得纸住。古作者姑勿具论，如国朝方望溪、姚姬传诸先生之桐城派，《大云山房》等集之阳湖派，皆清真雅正，不失为作家，细玩之，不外理与气，即辞之健而已，极平乃极奇。近今之文，骨格已差，以至炫奇新字，并面目皆失。金匮华若溪骂之为上海派，可为痛心。曾记尊集以新字戏成七律，始觉魏攸轻薄，未免恨之太过，继思爱才如命者，未有不嫉恶如仇。诗文之道非二也。要之柳园一题平淡极矣，若不辟空提起，殊泛泛，若务求奇伟，恐奇伟未来，怪诞先到，终落小家子气而后已。今先叙明应振起之原委，继以天下之物，莫不有主一节为题，正面用古而不泥古，此即镇得纸住。复平叙后，忽有园之兴废其事小，数语以柳园二字作收煞，如蜻蜓点水，气整理足，醒清非常，句法均极精练，无可再易。[8](P299-300)

由上引文可知，有泰对古文与诗的研究颇有心得，当然这些是他长期浸淫于汉文化的结果。

由以上的梳理与分析可知，有泰“汉化”很深，他对儒家文化有深切的认同。可以说，有泰是以儒家为其文化本位。儒家思想经过唐宋发展，引佛入儒，发展出理学。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有泰对藏传佛教的认同，既与他蒙古族与驻藏大臣身份有关，又与他对儒家思想的服膺大有关系。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中某些东西的排斥，如对念经送妖、放妖等，似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思想对现实世界一直怀有世俗理性。在此基础上，来理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既有排斥一面亦有认同的一面，就容易很多。

四、结 语

通过对《有泰日记》驻藏部分仔细阅读，可以勾勒出蒙古族出身的驻藏大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呈现排斥与认同共存的情形。有泰“汉化”较深，喜欢文史书籍阅读与诗文写作，推崇理学。可以说，有泰是以儒家为其文化本位。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驻藏大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

[注 释]

①关于驻藏大臣有泰的先行研究，可参考吴丰培：《读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亚细亚》第2卷第3期，参见吴丰培：《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7页）；吴丰培：《升泰和有泰》（参见吴丰培：《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69页）；喜饶尼玛：《有关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兼析驻藏大臣有泰在藏劣绩》（参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5页）；康欣平：《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蒋竹山：《从日记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例》（参见将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7-163页）；康欣平：《〈有泰驻藏日记〉研究——驻藏大臣有泰的思想、行为与心态》（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康欣平：《有泰视角下的凤全之死——以〈有泰驻藏日记〉为中心的解析》（《西藏研究》，2016年第1期），等等。本文主要考察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以及分析其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