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

陈泰山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追溯这一思想的形成脉络，既离不开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也离不开时代的发展背景，这一思想继承升华了我国古代治国理政中极为重要的“民本思想”。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的思想反映了统治者与人民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人民安定团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春秋时期名相管仲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把顺逆民心作为执政的根本。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则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他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一时期，荀子主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把人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比作水和舟的关系，生动形象地道明其利害，因此常被后世名臣劝谏统治者时所引用。而孟子则提出了“民贵君轻”说，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到了汉代，统治者看到了人民在秦朝灭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视对人民的安抚，注重给人民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汉初的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纳了法家、道家等学说，推出了具有兼容性的新儒学，他强调帝王不能顺应民意则会引起天怒，要更多地关注民生。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民可畏论》，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均取决于人民。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可以说是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

在宋代，民本思想已成为朝堂议政和君臣论述的重要话题。宋仁宗在圣旨中即有“民惟邦本，不可侵擾”的旨意。名臣司马光重视民意民心，他提出：“夫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则何号令不行！”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民本思想概括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元代民族矛盾较为尖锐，杰出的政治家许衡提出了“正君心、求民心”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将 “民心”作为检验“君心”的标准。平民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认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时，称：“君舟民水，载覆无常”，“凡为治者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儒家一直以来不断追求的政治目标，要将亲民作为治国理政的初衷，亲民是至善的外化形式，是实现至善的途径。清初名臣范文程，为清王朝入主中原、一统天下，铸就了开拓之功。他在制定经济、政治和军事政策时，均以民情、民心和民利为依据，推动了民本思想在清朝的贯彻实施，使得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安居乐业。

到了近现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升华了传统的“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治国思路，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以人民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同志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执政品格——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