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官寨建筑景观的文化解构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四川绵阳 621010)

羌族官寨建筑景观的文化解构

鲁炜中1，2梁茵1潘昱州2张瑞娟1，2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羌族建筑是羌族人民劳动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具有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双重作用。羌族官寨从整体到局部、从选址到空间营造，都和当地当时的物质与精神形态同步发展。羌族官寨因富含羌、汉、藏族的建筑元素且独具地域文化特色而矗立在世界建筑之林，呈现出一种文化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空间组团现象。

【关键词】羌族；官寨；建筑景观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许多关于羌人的记载。羌人以牧羊为主，很早从事农耕。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羌人部落融入其他民族，同时也把他们创造的农牧文化融进该民族文化之中。隋唐时期，秦、陇地区的羌族逐渐融合于汉族，河湟地区的羌族逐渐融合于藏族，而居住于今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一小部分仍为羌族。元、明至清代，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开始实行土司制，以分封方式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酋豪充任地方官吏，对辖区进行统治，其头人谓之土司。土司之职为世袭制[1]146，它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统治的一种方式。羌族地区土司制始于元代，兴于明代。其时，当地土官纷纷归降朝廷，如静州土官非车、陇木土官也真岳、希蓬土官蒲送等。土司制客观上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地方民族的关系，有助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从而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开发。[2]46-47

一、羌族官寨空间景观

土司制是中央王朝统治下产生的地方官吏制度。从土司施行权利和居住空间可以推断，羌族官寨的建筑空间和汉族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和一般羌族建筑又有区别。然而，羌族地区的官寨不独为羌族所据，就连境内最大的官寨——汶川县涂禹山上的瓦寺宣慰司土司官寨，亦为藏人所建，又临近汉族地区。那么，作为羌族建筑中极特殊、极壮观、极复杂的空间体系——官寨建筑，它是如何从空间上充分体现其权利和地位的?它在空间上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诚然，官寨多为羌人建造，但大多已经废毁得面目全非，甚至有的仅存遗址了。为了较全面地剖析官寨，本研究从羌族地区仅存的部分官寨着手去挖掘整理：其一是羌族腹心地域的茂县曲谷乡河西村王泰昌官寨；其二是羌族境内最大、由藏族所建、临近汉区的瓦寺土司官寨。

之所以通过不同民族的建筑空间进行探究，一是它们是羌区官寨中仅有的建筑遗存之一；二是羌族地区历来为羌、汉、藏三种文化交融之地，素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建筑文化和历史渊源不容割裂；再者，两所官寨表现出涉及选址、规划、空间营造等不同特点和风貌。若说是一种类型，亦仅是官寨概念上的分类，并不涉及建筑风格的分类。所以，某一官寨在建筑上并不具普遍性，反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空间形态呈现的是互不相同、互不影响的，从里到外的独特的精神和形貌。

二、羌族官寨与村寨的差异及关系

官寨不是孤立的空间。无论土司之衙署还是土官之邸宅，因其存在的基础是人民，就离不开村寨的存在。所不同者，这些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吏有为达自身安全，主宰村寨选址、布局的权利。[3] 215但各头领、豪酋有不同的经历、阅历，有悬殊的历史、社会、民族背景，更处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因此，官寨与村寨之间的空间关系，又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例如，茂县曲谷王泰昌官寨和各村寨之间呈现的是有着古羌人游牧时代的帐幕群散点布局的遗风。瓦寺土司官寨因居于山脊之上，有天然的陡坡悬崖构成防护，干脆纳村寨于一体，外围构筑城墙，使得村寨官寨融为一体。理县甘堡桑梓侯官寨则修建在村寨之旁的大道边。桑梓侯先祖为驻军首领，官寨选址和建筑风格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这些都体现了寨主不干扰寨中民众的自我规范意识。寨主本身是军人，应以防御抗击为职业，反而于建筑上疏于防御建构，可见其驻守理念甚为独特。但无论如何，官寨与村寨在空间上始终呈现一种具有附属性质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土司对平民的统治，更有利于保证官寨的安全。

以上不同官寨的不同特点、官寨和村寨之关系在空间的不同气氛，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于是，由此带来了官寨与村寨空间关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呈现出一幅幅空间不同的和自然紧密相连的空间形态，使人感到个中充满了富于创造性。这些又不是孤立的，它们透露出历史的延续、多民族文化的融会、以及自身理解的多样性等文化内涵。

三、羌族官寨景观个案解构

(一)王泰昌官寨

王泰昌官寨地处茂县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明代属杂谷安抚司管辖，时称“后番”，即今曲谷乡。从官寨和各村寨布局看，多有西北游牧时代帐幕分散布点组群的遗风。官寨建于清代中后期，今称河西寨。河西诸寨辖四寨，呈三角形布局，官寨居于三角形中心，谓之中主寨，官寨又在中主寨的北侧。

官寨占地约600平方米，平面呈方形。坐西朝东开门，但底层平面因分台构筑不完整，又为畜养空间，实则以二层坐北朝南为大门。进门即为深桶式天井。天井有梯道上三层，再由三层进房间上至以上各层。[4]59-60整幢建筑共6层，高约20米。二层天井中有排水口经暗沟直把积水引流至大门外，再经简槽排出。天井的高深除采光之外，尤如大烟囱，空气和烟尘由各房间集中于此上升出顶层扩散。因此，把主要活动空间的二层随时保持在空气较为良好的状态。

王泰昌先人王国栋作为政府官员常出入于汉区，受到汉文化影响，但从官寨空间看，其影响是很微弱的。从官寨内部空间到外观、从石砌构筑到构件看，为纯粹的羌族官寨建筑。而它展现的雄浑造型和当地一般三层的小体量民居殊异，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庞大空间形态。这是衙署和住宅的合二而一，是对传统羌族民居的延续和放大。[3]216它保持了传统主室和内设的火塘、中心柱等羌族固有布置，又把房间放得很大，给公事、会议、住客以活动空间。

羌族民居可谓一家一个平面，呈现十分丰富多彩的平面布局大观。这自然又影响到官寨建筑的平面布局，造成官寨空间的多样化。所以羌族地区官寨，仅外观造型就无一雷同，里面当然就涉及内部平面的构思与设计。而王泰昌官寨地处羌族腹心之地，此地毗邻黑水藏族地区，羌民多与藏族交往，故受藏族文化的影响较大。比如窗户的构作，就显得规范和严谨，尺度统一，和藏族民居开窗极为相近。内中透露出羌族上层人士深层思想在一定权力范围内追求统一法度的萌芽，同时又是权力在建筑上的表现。

由于建筑围护的石砌墙体均作收分处理，整体空间亦出现下宽上稍窄的现象。官寨空间尤显均衡与坚稳牢固。墙体下部剖面宽达90厘米，顶层女儿墙仅30厘米。这就呈现近乎城堡似的威严格局，加之选址接近高山顶峰的缓坡上，十分突出的空间地位亦昭示一种与众不同的主人身份。在内部结构上采取石砌与木构相结合的空间划割手法，石砌墙既分割主要空间又起承重作用。凡楔入石墙体的木梁，均取“5”数。如5寸，1尺5寸。这是汉族空间与结构少见的习惯尺寸，当地老乡言传，此5谐“武”，是羌人尚武精神的具体表现。由于有的房间跨度达8米，遵照羌族民居的传统作法，皆立中心柱于房间中心，方柱直径45厘米。若嫌不够坚稳，亦立两柱于中心。另外，各层平面多出现不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现象，高差又仅二三十与四五十厘米之间，犹如跃层，空间极具变化。所以，官寨整体空间可说是若干个单位空间的有机组合。由于每个单位的层数不同，不仅内部空间出现丰富的变化，外部空间也错落有致。故出现非常别致的造型，同时又构成羌族官寨建筑的固有特色。

王泰昌官寨经历四代人之手，逐渐完善，作为三龙乡、黑虎乡一带过去的经济、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羌语标准音点，虽为官寨，其房顶过去仍供砌白色石塔子5个，信守羌族白石神崇拜，又设姜子牙神(泰山石敢当)于大门左侧。河西群寨整体布局和官寨的独特建构，充分展示了特定地区民族建筑的独特环境和历史、社会背景，它们都对建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瓦寺土司官寨

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茂、威、汶地区生事。明朝廷命琼布思六本统三千多士兵出藏进剿，后由其弟雍中罗洛思奉诏留驻汶川县之涂禹山，朝廷令其开荒驻牧，并颁宣慰司世袭土职，谓之“阃内土司”，俗称瓦寺土司。

瓦寺土司是离汉族聚居区最近的藏族聚居点。瓦寺土司官寨选址在岷江西岸海拔2000多米的一山脊凸出部，和岷江相对高度在1000米以上，岷江在山下形成一曲回带状。这里正是汉族风水中朱雀一貌地形的至要，背后连绵起伏的群山由此逶迤层层远去，正是风水中龙脉结穴之处；左右山岭环护，恰此是中心，会意风水择地选址之“砂”。[3]217若以防御角度看，三面陡坡绝壁，高差1000多米，易守难攻。而左右延展的高半山耕地、牧场又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背后森林涵水的蓄量，保证了高质量的生活用水。凡此种种，都体现出官寨选址的周密和优越。恰选址山脊东西向的地形又给官寨提供了坐西朝东的建筑布局，亦契合羌、藏同胞建筑选址面迎太阳的虔诚心理。因此，仅官寨选址就契合了汉、藏、羌族的传统习惯的共同认可。单从地形地貌看，选址的慎重与严格，甚至于苛求，可谓用心良苦。

官寨在狭窄的山脊上展开布局，构成的平面亦成狭窄状，且中段又被地形制约随地形转折而转折。整个官寨统衙署和民居于一体，周围护以城墙，东向大门为砖石圆拱，形成城堡式空间形态，总占地11025平方米。因此，瓦寺土司官寨应为官寨与村寨统为一体的极特殊的封闭式空间组团，亦可谓“官民一体寨”。官寨坐西朝东，内分衙署、民居、碉楼与经楼四部分建筑。

衙署为明代至清代木构体系，四合院布局，占地850平方米。正堂单檐悬山木构屋顶，明间为抬梁式梁架，次间穿斗式梁架。面阔5间l6.5米，进深5间16米，通高8米。后堂重檐悬山顶，穿斗式梁架，面阔3间13米，进深5间13.5米，通高9米。素面台基高2米，有9级石阶踏道。门厅为明代建筑，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梁架，进深2间6.2米，面阔6间19.5米。左右厢房单檐悬山顶，穿斗式梁架，面阔2间6米，进深2间5.8米，通高7.5米。正堂及左右厢房为清代建筑。[4]70左右为陡峭坡地，前后为民居。前寨门距后寨门约400米，有主干道相通，两寨门高差约20米，上半部分即官寨，下半部分即民居。另外还有4个12米高的经楼，底边宽6米，方形，上有“宝顶盖”(歇山式屋顶)。碉楼立于官寨衙署内，今已毁，据传9丈9尺高，合30米左右，形如羌族村寨碉楼造型。除官寨墙体部分为木板之外，其它都是石砌墙。官寨用水由3里外开渠引来，水质优良。渠与道路平行，贯穿全寨，十分方便。

结语

官寨是一个融汉、藏、羌三民族建筑特点的空间形态。它通过石砌这一羌族固有的建筑特色，统一着各具体空间。汉、藏、羌族的建筑特点十分和谐地相聚一寨，呈现一种文化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空间组团现象，这在国内官式建筑与乡土建筑的亲合上，在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上是十分罕见的。[4]3出现这种现象，有深厚的历史、社会基础。建筑作为可视的物质形态出现，仅集中反映了这些背景而已。所以，羌族官寨从整体到局部，从选址到空间营造，都和当地当时的物质与精神形态同步发展，和谐统一而非孤立呈现。

[1] 李良品，李思睿.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士兵的军事组织体制[J].青海民族研究，2013(1).

[2] 夏勇.贵州布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D].重庆大学，2012.

[3] 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4] 郝占鹏.川西北土司官寨建筑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5.

CultrualDeconstructionofArchitecturalLandscapeofQiangOfficialVillage

LU Wei-zhong1,2,LIANG Yin1,PAN Yu-zhou2,ZHANG Rui-juan1，2

(1.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Sichuan,China;2.the Academy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ianyang 62101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 architecture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the importa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the Qiang people, has the dual function of meeting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al life needs. The official village of Qiang is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architectural forests, as it is rich in Qiang, Han, Tibeta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presents its unique cultural spirit and architectural appearance of architecture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by cultrual deconstruction from case study of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of Qiang ethnic group.

Keywords:Qiang nationality; Official Villag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中图分类号】G112

A

1672-4860(2018)03-0076-4

2018-04-01

鲁炜中(1977-)，男，藏族，浙江绍兴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羌族文化。

梁 茵(1965-)，男，汉族，四川绵阳人，副教授，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建筑。潘昱州(1975-)，男，汉族，四川南充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传统文化。

张瑞娟(1993-)，女，汉族，陕西渭南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多元文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研究》(编号：16BMZ088);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北川羌族传统村落生态景观研究》(编号：JGYQ2015014)；四川现代设计与文化研究中心《羌族传统村落生态景观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编号：MD15E038)；四川羌学研究中心《羌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中白石元素应用的艺术性探究》(编号：QXJ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