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衰微探因*

李胜垒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王安石的思想学术称之为荆公新学。自神宗朝王安石主持变法以来，便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统治着当时学术界。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更是全国科举考试的教材，王安石可谓是当时学界的执牛耳者。自北宋神宗熙宁至钦宗靖康约六十年间(1068—1126)，除元祐更化期间遭受冷落外，新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以及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在北宋后期的学术界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1]156同时，王安石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绍圣、崇宁年间，王安石得到配享神宗皇帝庙和孔庙的荣誉。“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二年，配享文宣王庙。”[2]3239这可谓是对王安石及新学很高的荣誉了。这意味着官方对王安石及新学的肯定，也象征者官方对荆公新学在儒家道统地位中的确认。

可好景不长，自宋廷南渡之际，荆公新学便逐渐走向衰微。一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新学，其衰亡的原因应是值得探讨的。本文试从政治因素、新学内部师承、理学三个角度探讨荆公新学衰微的原因。

一、 政治因素

(一)政局变动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北宋政权濒临国破家亡的境况。人们开始寻找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而王安石和他的新学却成了这次局面的祸根。杨时在靖康元年(1126)曾上书钦宗：“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然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2]946蔡京是北宋末年权相，蔡京祸国害民，危及宋朝政权。蔡京当然对北宋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为什么会由蔡京推及到王安石呢？这是因为蔡京不仅是一代奸臣，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蔡京亦是荆公新学学者。不仅如此，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和王安石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所以按着这个逻辑，北宋的衰亡难免由蔡京推到王安石及其新学。而杨时的这个上书，则成为了把王安石及新学当做北宋衰亡的罪魁祸首的先声。在这种论调之下，王安石的地位开始受到贬低。

靖康之难后，宋廷南渡。绍兴六年(1136)正月，高宗发布制书：“慨念熙宁以来，王氏之学行六十余年。邪说横行，正途壅塞，学士大夫心术大坏，陵夷至于今日之祸，有不忍言者。”[3]1605可见王安石新学已被统治者当做是“邪说”，是“今日之祸”的根源了。这表示着王安石及其荆公新学已遭到官方统治者的否定。在中国古代王权社会下，一个学说的兴盛衰亡和政权有密切的关系。王安石在神宗朝得到皇帝信任，取得政权支持，其新学学说自然会得到兴盛，而如今王安石和新学已不再得到政权支持，甚至遭到否定，其衰微在所难免。

(二)党争

荆公新学自王安石变法之后，便涉及到党争当中，与党争牵涉上关系，带有浓厚的政治特征，这加剧着新学的衰微。

首先，新学受到党争影响。自王安石变法，就遭到司马光等守旧派的抵制。哲宗即位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等守旧派，废除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贬黜熙宁、元丰时用事诸臣，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任新党章惇为宰相，恢复神宗时期各项新法，该年号为“绍圣”，史称“绍圣绍述”。可见，新法的实行与否与新旧党争有密切关系，新党是新法的拥护者，若新党在党争中取得政治优势，其新法变会实行，若旧党取得政治优势，新法变会遭到废除。而荆公新学是新法的理论指导，新学自然与党争有密切的关系，受到党争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说：“政治文化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4]7学术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而新学与党争的这种联系不可忽视。所以，新党在党争中取得优势，新学就会得到发展，若旧党取得优势，新学就会遭到抵制。在钦宗大难临头之际，朝廷上仍然进行着激烈的党争，“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5]424新党又开始慢慢失去政治优势，而旧党又开始慢慢取得政治优势。可见，自王安石变法后，新学就一直纠缠在新旧党争当中，党争对新学造成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新学成为党争的工具，在学术上已无创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学还是变法的理论基础，可自蔡京之后，新学已成为其党争的工具，拿新学来打击异己，满足个人欲望。蔡卞在哲宗绍圣朝已显然将“绍述”提高到“国是”的高度，这便为执政派以政治权利镇压反对派提供了合法的基础。[4]267“绍述”是“全面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遗产。”[4]266蔡京以此为依据，用“正邪”定士大夫的政治成分。“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5]365除次之外，蔡京更是立了“元祐奸党碑”，把司马光等异己扣上奸党的帽子，把新学用来打击异己，确保在党争中的优势。王夫之说：“蔡京介童贯以进，与邓洵武、温益诸奸绍述之邪说，推崇王安石，复行新法。乃考京之所行，亦何尝取安石诸法督责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昼谋夜思，搜求众论，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则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6]543新学到蔡京时，已经不再是王安石时期指导新法的新学了，已经成为蔡京的权力工具了。

宋廷南渡之后，新学依然是党争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绍兴五年，赵鼎为相，赵鼎按照高宗的旨意，打击新学，抬高洛学，洛学成为进入官场的阶梯。“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便巾易服，更相汲吸，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3]1759赵鼎以是否为新学之徒来划分界限，把新学之徒列为异己。绍兴六年，赵鼎和张浚交恶。张浚原和赵鼎共相，但赵鼎被罢相，此时张浚独揽相权，为打击赵鼎势力，张浚改变赵鼎重视洛学的方针，开始抬高新学，并上书高宗：“以司马光为非、王安石为是。”[3]1963出于党争的需要，张浚一方面抬新学，另一方面又鼓吹洛学，“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多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为小人。”[7]33可见，新学的抬高与否，并不是出于这些宰相是否重视新学，而是他们把新学视为划分异己，在党争中党同伐异的工具罢了。

可见，自王安石变法以来，荆公新学就陷入到党争当中，受到党争的影响，并沦为党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其学术氛围可想而知，新学是难以有什么学术成就的，其生命力已经大大衰退，注定在衰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新学师承

在荆公新学整个学派当中，王安石是其开创者，也是新学的核心人物。梁启超称赞王安石说：“内在知命厉节，外在经世致用。”[8]204王安石的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与之相比。[9]27应为北宋儒学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9]27王安石学说亦是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家本位的基础上，融通佛老，兼采诸子，其规模阔大宏伟。[10]86的确，从王安石的学术本身来看，不仅在儒学上有高的成就，对于佛老、诸子亦有很高的研究，其学术是非常丰富的。王安石的著作也是非常丰富，据学者侯外庐的梳理，王安石今存和今佚的著作共有18种，分别是：《诗经新义》二十卷、《尚书新义》十三卷、《周礼新义》二十二卷、《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淮南杂说》十卷、《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锺山日录》二十卷、《楞严经解》十卷、《左氏解》一卷、《孝经解》一卷、《礼记要义》二卷、《群经新说》十二卷。其中《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和《周礼新义》合称《三经新义》，《周礼新义》是王安石亲自撰写，《诗经新义》和《尚书新义》虽不是王安石亲自撰写，但是在王安石支持下编撰的，和王安石有着密切关系。

王安石有着这么高的学术成就，但师承王安石的新学学者就不一样了，这些新学学者都无法把王安石的学术成就继承下去，甚至后继无人，薪火不传，新学的传承是荆公新学衰亡的重要内部原因。据侯外庐学者的统计，除了王安石，其他的新学学者有著述的共有十四人。①在这十四人当中均是北宋人，自南宋之后的无一人。可见，荆公新学的师承自南宋之后就可能断绝了，出于一种后继无人的境况。在这些新学学者当中，他们的学术并没有较深的造诣，学术均是很平庸的，没有什么名望，他们也更不可能把王安石的学术继承下去，更不能使新学有所创新。这些新学学者即使能对王安石的学术有一定的继承，那也只是继承了王安石学术中很小的一部分，比较分散。《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说：“荆公六艺之学，各有传者，攷之诸家著录中，耿南仲、龚深父之易，陆佃之尚书、尔雅，蔡卞之诗，王昭禹、郑宗颜之周礼，马希孟、方慤、陆佃之礼记，许允成之孟子，其渊源具在，而陈祥道之在论语。”[2]3260只是继承了王安石学术中如此小的部分，如此分散，怎能把王安石丰富的学说发扬光大呢？自王安石之后，荆公新学学派当中再也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了。不像理学，理学自北宋以来，薪火不灭，代代不绝，二程、朱熹等均是著名的理学家，把理学传承下去，并使理学不断完善、发扬光大。所以，荆公新学在师承上的无人是其衰微的内部原因。

三、 理学

荆公新学的衰亡与理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南宋之后，理学不断兴盛起来，兴盛起来的理学加速了荆公新学的衰亡。新学和理学几乎同时出现在北宋的学术界中，周敦颐、绍雍、张载关学、二程洛学等都是著明理学家、理学学派。王安石得到神宗的支持，依靠政权的力量，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中后期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当时的学术界，拥有绝对的地位优势。理学与新学相比，当然出于从属地位，无法和新学相比。而且从整个理学发展脉络来看，北宋时期的理学还处于创立发展阶段，并不完善，到南宋朱熹才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得以完善。所以北宋时期理学是无法撼动新学的地位，这也是理学在当时得不到社会大多数认可的重要原因。可自南宋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时理学开始得到大的发展，不断兴盛起来，并逐渐得到社会和统治阶层的认可，而这时荆公新学已开始走上衰落之路。二程的洛学是新学的对立物[11]174，而洛学是理学的主流，那么兴盛起来的理学必然加速荆公新学的衰微。

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在民间大发展并臻于鼎盛的阶段，嘉定至淳祐是理学确立一尊官学地位的时期。[12]28理学开始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著名理学家，像张栻、吕祖谦、朱熹等等，并在当时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又四五年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阴阳相应和。”[13]382而朱熹更是集理学之大成，把理学臻于完善。在南宋理宗时期，理学更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多个方面对理学进行提倡、推崇。②正是理宗重视理学，后来朝臣把其庙号定位“理”。程朱理学自南宋理宗时，就正式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哲学。[14]183理学既然得到统治者的推崇，自然不断走向兴盛。而这时不断衰落的荆公新学不可避免受到理学的冲击，作为新学的对立面，理学必定加速新学的衰微。

在理学不断兴盛的过程中，理学不断对荆公新学进行批评、攻击。在二程时，就对新学提出了批判。③可新学毕竟作为当时的官方统治思想，二程的批判也无法撼动新学的地位。二程的弟子杨时也对新学进行攻击。④朱熹对新学批评道：“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正，后来直坏到恁地。”[15]3095“(王安石)知俗学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学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实。”[16]1497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消除新学的社会影响，必置新学于死地而后快。[17]20来自理学的严厉批判，无疑对衰亡当中的荆公新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荆公新学作为宋学之一，曾一度作为北宋的官学，可自宋廷南渡之际，便走向衰微。新学的衰微，首先来自政治上政局的变动。面对金人的南下、靖康之变、宋廷南渡等这种政局的改变，统治者把祸根追溯到王安石及其新学上，给其扣上祸国殃民的帽子，从而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尽管有失公允，但已注定了新学的衰落。新学自王安石变法后，便和政治上的党争纠缠在一起，已经失去了学术上的氛围，已不可能在学术上再有什么创建。就连蔡京这种权臣，在学术上根本没有什么成就，《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也把其列为荆公新学学者，新学的学术成就可想而知。政治因素之外，荆公新学的师承是其衰亡的内部原因。新学师承无人，王安石之后，再没有一个大家，其衰落已是注定。在荆公新学衰亡的过程中，理学不断兴盛，理学不断对新学进行批评、攻击，是荆公新学衰落的外部因素，加速了新学的衰亡。理宗时，理学正式被立为官学，表明理学已经完全压倒新学。而新学和理学作为对立的两个学派，两者之间的消长过程，表现出此伏彼起的态势，而新学和理学几十年的较量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

[注释]

①详情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关于宋理宗对理学的提倡，可以参见张金岭：《宋理宗与理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③王书华：《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文中认为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表现在：批判荆公新学不知“道”；批判荆公新学不合“义”；批判荆公新学不醇；批判荆公新学心术不正。

④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指出杨时主要攻击新学的两大弊端。首先，批评新学以释、老之似，乱孔子之实，援佛、老入儒。其次，著《三经新义辨》，专门指摘《三经新义》中的错误。

[1]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

[5](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清)王夫之,著；刘韶军,译注.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宋)周密,撰；黄益元,校点.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梁启超.王安石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9]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学家学派中的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1991(2).

[10] 范立周,徐志刚.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之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1]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止.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李华瑞.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J].史林，2002(3).

[13](宋)陈亮.陈亮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4] 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宋)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7]李华瑞，水潞.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