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地位再生产与家庭资本的多维构成

任春红

(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基于经济转型背景对代际阶层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化,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再次被强化,呈现出的阶层地位再生产趋势论断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分层谱系中,精英阶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而且社会分层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平等,其还是一套制度安排,保证处于优势位置的家庭通过代际传递,使子代报酬与父辈具有连续性[1]，即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承继性。然而,这种再生产是简单的阶层复制,还是家庭资本的代际转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基于结构变迁背景进一步厘清家庭资本的概念及构成。

一、家庭资本的多样性特征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对不同资源的占有、控制、使用问题[2]。每一个异质性行动者均以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的形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而“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它以物化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呈现。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它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

依据布劳和邓肯的理论逻辑,在场域中资本分配是天生不平等的。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排他性资源,同时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这种起点的不平均决定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4]。也就是说,家庭资本(资源)占有质量的差异性是阶层地位再生产的起点。

在布劳和邓肯的地位模型及由此衍生的模型中[5],家庭背景一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变量,并且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其重要性尤为突出。虽然“家庭并不创造阶级结构,但在确保谁在这个结构中得到何种位置这一问题上,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地位获得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机制,其本质是社会成员与职位(社会角色)之间的匹配。地位即依附于职位上有价值的资源的综合体,当人们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投资和竞争以谋求社会地位时,资源即成为资本。这里的“资本”并不局限于马克思所说的“市场领域内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经济资本”,只要某种资源能够提高所有者收入并且是合法的就是资本。推而广之,资本包括一切具有投资功能的资源和资产,具有多样性特征。

二、阶层地位再生产中家庭资本维度构成

优势阶层的父代为了维持、传递、强化自身的资源利益,通常会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设置某些壁垒以维持子代的地位,而地位的潜在含义即是资源。当资源被用于子代地位再生产过程时，资源就转化为资本,而各类型家庭资本在代际流动和转化过程中实现价值。

(一)家庭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度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是较早运用路径方法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模型,该模型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者普遍接受。在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主要指父亲职业、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其中先赋性因素为“父亲职业”,该因素解释了17%的子代地位获得原因。随后,学者从阶层归属来辨析阶层代际流动情况,其中在精英地位获得途径的研究中,父代的精英背景是较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特质,且这种影响力明显超过其他因素。此外,一些研究还引入母亲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职业等变量,进一步拓展了父代资源变量范围。实证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子代社会地位取得具有独立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不同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制度安排等因素介入下,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的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机会、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差异很大[6-8]。

部分学者将家庭所属阶层视为家庭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例如，郑辉和李路路的研究结果显示,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几率是非精英子女的1.925倍[9]，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可以再生产的。其中家庭精英阶层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更多代表着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被子代直接继承的,但在子代精英地位获得过程中更多的是以投资方式转化为子代其他类型资本。另外,虽然权力资本并不能直接承继,但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权力的父代也可以利用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获取稀缺信息,这将有助于子代精英地位的承继。在诸多研究成果中,较少研究会涉及家庭社会经济效应存在的原因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发挥作用的中间机制。另外,除了经济地位指数能够解释的部分外,家庭背景中还有哪些因素有助于解读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家庭资本的网络结构维度

在现代社会,个人是以个体的方式面向作为非人格的系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被植入系统,并在系统中进行互动,进而逐渐成为人与系统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20世纪80年代起,家庭背景研究经历了由关注结构向关注过程的转变,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父母“做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将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等变量引入地位获得研究,强调个人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决定性意义。由于不同关系强度的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影响存在差异,网络分析者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经济特征同质程度高的个体间联结形成强关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在异质性群体间构建,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边际效用更高的信息。这一假设通过实证调查得以验证：通过弱关系(如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通过强关系(如朋友、亲属)获得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幅度大为减少。此假设验证结果证明，在个人地位获得方面,弱关系作用大于强关系的作用。

2.社会资源理论。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扬了“弱关系”理论。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资源中的产物,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11]。人的行为依据目的差异区分为工具性行动(如求职、晋升等具有实际利益的行动)和表意性行动(如情感慰藉、共同娱乐等情感交流的行动)。林南认为，弱关系连接着不同阶层地位的人,在摄取异质性社会资源、实现向上地位流动(工具性行动)方面比强关系更有效;而强关系对实现表意性行动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弱关系。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地位强度命题,即社会结构中初始位置越高越有利于获取优质社会资本,与之形成关系网的其他节点的地位就越高,能为行动者调动的资源价值也越高;最初的初始位置是自我继承的位置,通常来自父母。

3.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关系在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所谓强关系即在亲属和朋友等群体中建立的熟识程度高的关系,在社会职业地位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强关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个人网络习惯通过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影响那些主管工作分配的实权人物,其中间接关系的应用更为广泛,而且更可能获得较好职位。中介者是构建间接关系的重要变量,他与求职者和实权人物均是强关系。实权人物提供职位供给作为对关系人(大多时候不是最后受益者)的一种回报,这种行为建立在以信任和义务为特征的强关系基础上。

综上所述,代际血缘关系是程度最高的强关系,父代作为“支柱”会将家庭的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关系资源”转化为子代的社会资本。父代资源差异决定了子代初始位置的高低。从先赋性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生成,家庭资源直接影响了子代社会资本的数量。

(三)家庭资本的文化资本维度

与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资本偏重于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秩序,是一种宏观静态的视角;社会资本更侧重社会成员尤其是家庭成员互动行为产生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微观动态的视角;而文化资本则是专注于家庭背景所体现的阶层文化符号与整个社会结构的连接关系,强调了结构性张力即文化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是一种宏观—微观、静态—动态相结合的视角。

文化资本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由阶级式的到非阶级式的定义演进过程[12]。狭义的阶级式文化资本即高雅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对上层阶级所占有的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家具所展现的品味),也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仪态举止、艺术品味与知识),从而实现排斥其他阶层,标识优势阶级地位，即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可见,狭义的文化资本带有明显的阶级意味,被视为支配阶级所专属的、抽象的、正式的文化符号。被制度化的高雅文化符号(偏好、知识、行为、文化物品和资质证书)成为优势阶级维持优势地位的排斥工具。持广义文化资本视角的学者对将文化资本简单视为高雅文化参与的方式多有诟病。他们扩展了狭义文化资本的概念，即文化资本除了包括高雅文化参与以外,还应该考虑在特定社会制度背景下赋予价值或能获得奖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能力。文化资本因此实现了从阶级到非阶级的转变,即非支配阶级也拥有文化资本。

无论是阶级式狭义文化资本还是非阶级式广义文化资本,都可以区分为教育文化资本(制度化文化资本)和非教育文化资本(具体化文化资本)。首先,把教育作为可承继的文化资本形式进行研究,是把教育放在家庭层面上考虑,使之成为家庭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是以父代文化资本形式呈现的,即父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就越高,进而会影响子代的向上流动概率。其次,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文化资本界定,非教育资本成分在文化资本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研究,可以将非教育文化资本分为4个组成部分：高雅文化的参与、家庭的文化氛围、客观文化物品占有、文化课程的投资[13]。

三、家庭资本完整概念再阐述

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扩充家庭资本维度对预测阶层地位再生产尤其是精英地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原有的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社会资本维度的测量还不够彻底。以往的变量仅仅是描述性的,无法解释家庭资本和教育获得、精英地位获得的内在实现机制。其次,文化资本概念的引入可以扩大家庭资本的概念,将家庭、学校、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对家庭资本效应的论述才不再是假设的同义反复。最后,家庭资本是一个多维度构成,其与阶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代际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嵌入在“政治权力逻辑”和“经济技术理性逻辑”之中的。由此可见,在政治权力逻辑和经济技术理性逻辑交互博弈过程中,无论是家庭资本的构成,还是其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都呈现出差异化的内在形成机制。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社会资本维度和文化资本维度三位一体的家庭资本完整概念的阐述,不仅能够提高家庭资本效应的解释力,同时能将家庭资本效应的研究置于更广泛的宏观—微观、静态—动态层面。只不过研究者们对各个维度的概念界定和具体操作存在差异,缺乏系统的梳理过程,从而影响到家庭资本对地位获得作用的解释力。

从家庭资本的概念构成来看,其本身就是集合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本的综合概念,积累过程能否成功完成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各类资本的质量。从形式上看,各种类型资本的积累对任何家庭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父母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本相对匮乏的条件下,逐步积累某类型资本,也有可能改变子代的社会地位晋升路径,从而打破社会地位恶性循环再生产。简言之, 现代化、市场化使家庭资本呈现更深层次的阶层分化,社会给予的机会是开放的、平等的,资本匮乏者可以通过逐步积累家庭资本来改变子代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