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中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变异分析

杨 曙

(1.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2.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赛德克·巴莱》(SeediqBale)是台湾著名导演魏德圣拍摄的英雄史诗巨作,该电影在台湾、内地、香港相继上映,获得好评并引发广泛讨论。与以往的抗战电影不同,《赛德克·巴莱》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赛德克人在面对侵略时,为了保卫自身的文化和族群进行了民族捍卫行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雾社事件”*1930年,台湾省能高郡雾社地区的马赫坡社、荷戈社、塔洛湾社、波亚伦社、斯克社、罗多夫社六社的赛德克人发动起义,但是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酷镇压,参加起义的1 300人中仅有不到300人生还。。影片《赛德克·巴莱》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生动展示了赛德克人反抗侵略的恢宏场面以及20世纪初期赛德克人的文化和生活。因此,本文以《赛德克·巴莱》为基点,讲述了当时赛德克族人经历的残暴统治和文化冲突,以及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强烈文化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迷失。

一、传统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

约在1000～5000年前,赛德克人就在台湾中部及东部山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赛德克人在其民族语言中的意思是“真正的人”,其文化和泰雅人接近,但是语言上有着区别。赛德克族分成三个语言群,主要包括雾社群、道泽群、太鲁阁群。

20世纪初,赛德克人分散居住在台湾南投、花莲等山区,每个部落有十多户或者几十户的住户,规模很小。传统的赛德克族社会结构很单纯,其用“纹面”作为成年人和族群的标志。他们居住在高山和森林中,并具有独特的自我感知世界的方式。因此,电影中,当赛德克人面对侵略者的侮辱时,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告诉自己的族人,“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决！”这样的语言文学性很强,也证明了赛德克人是依托高山和森林感知周遭事物的。赛德克人以信仰“Utux(祖灵)”和“Gaya(祖训)”维系族群的社会关系。面对部落之间冲突,赛德克人用现代文明看起来极为野蛮的“首猎”方式解决。在他者看来,猎敌是十分野蛮的行为,但是赛德克人认为参加猎敌的族人是保卫家园的英雄,并且因此能获得“纹面”资格。而赛德克的男人只有经过“纹面”后,才能经过彩虹桥,到其永远居住之处。猎场不但是赛德克人日常生存的现实猎场,也是他们的精神寄居地。因此,当侵略者用先进的武器占领赛德克人居住地时,“出草”(猎敌首)反抗成为赛德克人唯一的选择——唯有“出草”,才能夺回自己的猎场。

赛德克人长期居住在高山中,他们相信祖灵和神鬼的存在,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亦是遵从祖灵所留下的风俗和规范,并将其进化为礼仪、禁忌和道德文化。在他们看来,信奉祖灵在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围绕着祖灵和祖训。

二、殖民统治对赛德克人身份认同的冲击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变革,并走向了强国之路。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本开始在台湾开展殖民统治,并利用多种途径逼迫包括赛德克人在内的原住民产生身份认同思维的错位。

一是通过武力手段侵占赛德克人居住的地区,剥夺其居住权。殖民者利用先进的武器攻击赛德克人,武力镇压以后,将原来居住在深山中的赛德克人部落迁徙到山下,并将原属于同一社群的赛德克人迁入不同的部落中,与其他部落混合居住,进而瓦解原有族群的凝聚力,削弱其民族身份认同感。电影中,殖民者对赛德克人说,“我们有飞机,你们有吗？我们有机枪大炮，你们有吗？”武器的强大代表了文明的先进,只要殖民者一动枪杆子,赛德克部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部落首领也明白不可能反抗得了殖民统治。

二是否定赛德克人的族群利益,对赛德克人的利益进行侵占和掠夺。殖民时期,殖民者完全按照自身文明及经验来治理赛德克人聚居地。殖民者在这个“黑暗中心”建立了医院、学校、邮局、公厕等。赛德克族的男性去砍伐属于赛德克族的树木,这些树木满足了殖民者的需要；女性则去当女仆,且经常被呵斥。殖民者在塑造自身文明时,也致使赛德克人成为殖民掠夺的工具。在反复掠夺中,殖民文化在岛上蔓延。“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赛德克的许多传统与习俗都显得野蛮，亟待改造,但若这改造是以暴力与强制的方式来完成,则恰恰丧失了文明最基本的要求——对他者的尊重。”[1]当赛德克人看到同胞遭到屠戮时,其意识到自己作为俘虏已失去了民族的尊严,他们所要做的是要保卫家园的完整,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精神信仰即原始的认同。

三是推行奴化教育,直接瓦解赛德克人原先的民族身份认同。电影中的两处细节充分展示了殖民教育对原本民族文化的毁坏。一处是在躲避战乱的时候,一个侵略者对背着孩子的土著妻子发泄愤怒,妻子用赛德克语回答,却遭到丈夫的耳光和呵斥:“讲国语,讲一大堆番话谁听得懂？”另一处是在军官小岛治源出现时,一名赛德克妇女用日语向他问好,从军官的愉快表情可以说明,其对奴化教育的效果是很满意的。赛德克人从被要求使用日语到主动使用日语,殖民统治者对待赛德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反映出文化殖民的严重性。殖民者的孩子还对莫那·鲁道说道:“山林不是你们的,包括你们也全部都是我们的。”同时,“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的理解,是一个民族与传统对接的符码,也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识”[2]。侵略者销毁了赛德克人“出草”所保存的人头,禁止赛德克人“出草”“纹面”,以削弱赛德克人原先的身份认同。

三、殖民语境下赛德克人的身份迷失

“雾社事件”发生在台湾殖民统治时期,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赛德克人本身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部被破坏,生存环境也逼仄起来；另一方面,殖民者长年累月地对赛德克人进行压迫和剥削。深层次而言,殖民者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进行殖民统治并和赛德克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冲突,他们认为的“先进”民族文化与赛德克人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他们所认同的“先进”文化对赛德克人的文化进行了不断的破坏。赛德克人无法抵抗时,身份认同也随之产生了变异。

一些年轻的赛德克人试图去亲近侵略者,并尝试获得新的身份,但是“主流社会”却并不接纳他们。年轻人花冈一郎就存在典型的身份认同迷失问题。他身为赛德克人,却一直想去除自身的原始身份,想获得与殖民者平等的权利。但是他却经常因为自己的原始身份遭受歧视——上学时候被欺负,工作后虽然学历高但却只能做低等警察。电影中,赛德克人的孩子因为衣着简陋而遭受老师的讽刺和打骂,这也导致这些孩子后来也跟着一起起义。殖民者一方面执行奴化政策,一方面实行等级划分制度,以此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歧视政策之下,不管赛德克人如何去认同殖民文化,如何去掩饰自身的民族身份,也还是会遭遇到“主流社会”的歧视。由于其不愿意去认同自己原来的身份,因此导致身份迷失。花冈一郎自己也说道:“我们不管怎么改,也不被文明人认同。”殖民奴化教育导致不少赛德克人出现身份认同迷失。正如有学者提到的:“大多数原住民都处在一种‘自我否定’的焦虑中,有些原住民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族群身份……原住民变得无法面对自己……”[3]

对于花岗一郎来说,他认为自身的文化是落后的,因此一直试图接受现代教育。“只要再忍耐个二十年,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就会摆脱野蛮的形象。”但殖民者切断了赛德克族的信仰和身份认同,也将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推向崩溃的边缘。佛克马和蚁布斯曾经谈到:“一个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陈规所构成,一个人可以归属不止一个群体。”[4]迈克·克朗从地理、文化空间的角度对身份认同和归属进行了解释和阐发:“人们对‘地区’的亲近说明归属感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5]前者是从身份认同的决定性要素出发,后者则是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在侵略者对赛德克人进行文化奴化时,他们一直在和赛德克人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种奴化教育在弱化赛德克人族群记忆的同时,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危机也十分严重。

花岗一郎在族人“出草”时并未告密,但他也并没有参与族人的反抗,而是与花岗二郎一起最后选择了自杀。但两人自杀的方式是不同的,花冈一郎是切腹自杀,花岗二郎则是以赛德克族传统的上吊方式自杀。这就意味着导致赛德克人身份迷失痛苦的不仅仅是种族歧视,还有赛德克族人对文化拒斥的创伤。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带有一定的人格分裂性，他们一方面认同殖民文化,但是又对自身族群人物的生存方式保持一定的认同。当面对其他赛德克人的嘲笑时,他们陷入了身份迷失的窘境中。“权力的殖民性可谓举足轻重,直接导致原住民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与情感归属的艰难与模糊、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犹移与矛盾、话语能力与模式的丧失与可能等诸多关系的复杂与不确定性。”[6]莫那·鲁道质问花冈一郎,“达奇斯(花冈一郎),你将来是要进神社,还是我们祖灵的家？”花岗一郎在死之前问自己的弟弟二郎,“二郎,我们到底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这个提问代表了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的错乱,一方面其对殖民者的现代文化表示着强烈的膜拜,另一方面其又受着祖灵信仰的极大影响。二郎也无法回答,他说:“切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儿也别去了,当个自在的游魂吧。”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原本二元分隔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是不容许他们产生身份暧昧的,这实际上也加重了他们的矛盾身份所引起的认同危机。尽管他们在同族人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选择了帮助同族人,但是依旧无法摆脱自身身份迷失的困境,最终成为游离在原本固定的二元对立的身份认同以外的被丢弃的他者。所以,他们面临着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排斥。电影在表现这两个人物的对话时,亦是基于二元对立背景之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障碍所引起的非人化的心理暴力斥责。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曾经提到:“遗忘过去的殊死搏斗,把它当作是内部矛盾的‘手足相残’,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新的民族的合法性及谱系。”[7]因为殖民者的统治,赛德克人在遗忘自身传统的民族身份之时,也去接受殖民者的身份规训,从而产生身份迷失。

后殖民主义学者曾经批判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征服殖民地的无辜受众并对其进行文化摧残和进行他者化控制的行为。正如萨义德提出的欧洲中心的霸权概念,“正是霸权,或毋宁说正是运作中的文化霸权的结果,给予东方主义以持久性和强度……一种欧洲人的集体观念,即把‘我们’确认为所有‘那些’非欧洲人的对立面……另外,还有一个欧洲的有关东方的霸权观念,欧洲人反复说他们自己比落后的东方要优越,这经常会剥夺一个较独立的思考者对这事抱有不同看法的可能性”[8]。在电影中,殖民者利用暴力“归化”的方法试图征服赛德克人,对其进行殖民控制,这种殖民控制实际是殖民文化生产进程中对赛德克人的文化虐待。在殖民者广泛进行修桥造路、掠夺矿产、毁灭猎场、建设现代化的学校和邮局之时,这种破坏赛德克人传统身份认同的“文明”恰好是殖民者带给赛德克人的最沉重打击。对于这些赛德克人的生存处境,电影的创作者在保持历史距离感的时候,表现了他们在后殖民处境之下的无奈的生存法则,这是一种殖民语境中的边缘式存在。在殖民语境下,这种边缘式存在是较多处于异乡的漂泊式人物的心理,传统赛德克人已经早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成为漂泊和没有身份的人。

电影中老一辈的赛德克人坚持传统的身份认同,他们始终坚守认同祖灵,认同自身的传统身份,这实际上是在维护其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赛德克人对已经消失的时空的无意识呈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家族和共同体分享他们的记忆时,他们就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根据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即使他们回忆的内容是创伤性的……集体记忆是社会力量的一个源泉。”[9]在殖民统治下，以老一辈的赛德克人为代表的赛德克人部落选择了表面服从的方式换取生存,这样也就保证了自身的族群能够生存下去。但实际上这部分赛德克人根本不愿意归顺,他们最后的妥协代表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甘心被殖民者统治,这样的无奈选择更多只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存而采取的折中策略。

与现代文明相比,赛德克人的很多文化显得粗俗和需要改造,但是如果改造是靠暴力而取得,则这种改造丧失了对他者认同的尊重。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赛德克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雾社事件”以后,莫那·鲁道带领着其族人被迫选择用血祭祖灵的方式完成其作为赛德克人的使命,这种悲愤式的暴力反抗和认同的痛苦使灵魂回归到祖灵之处。

赛德克人作为弱势群体,其身份认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赛德克·巴莱》作为反映台湾赛德克人历史身份变迁的电影,不仅揭示了殖民掠夺的本质,也提醒着观众,对于世界上的文化他者,不能强行用自身的文化去对其进行二次塑造,而应该尊重文化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