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7调查”侵权判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来自美国ITC的证据

周德君,代中强

(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美国为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密集型的出口贸易，极力在全球推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由保护知识产权导致的摩擦也日益上升。其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为USITC)，针对进口产品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或其进口产品在美国销售时的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1]，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进行的调查简称“337调查”，不仅认定条件简单、期限短、而且救济措施严厉。近年来,众多企业遭受了美国“337调查”，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受到影响，甚至退出美国市场。除此之外，几百至上千万美元的巨额诉讼费用对一些小企业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对各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337调查”的影响因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往的文献多为对“337调查”法律条款的研究[2-3]，或是“337调查”的近期趋势[4-5]以及美国对中国“337调查”原因与对策的定性分析[6-12]，还没有学者对“337调查”中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侵权率存在差异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且以往文献定量分析少，缺少对世界样本的分析，本文从“337调查”背后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国家间利益博弈的角度，利用2009—2015年的世界样本分析侵权率背后的影响因素，从而建立预警机制和完善应对措施。

一、变量选取及影响预期

(一)被解释变量：侵权率

被“337调查”一般会面临撤诉、未发现侵权、同意令、和解、未应诉、发现侵权等判决结果，撤诉和未发现侵权意味着原告败诉，发现侵权代表着被告败诉，但和解和同意令对于被诉企业来说受到的损害不亚于败诉，和解在私下要支付给原告企业高昂的专利费等一系列补偿，同意令与和解非常相似，只是USITC还保留了管辖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