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收缩城市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张 华 练云龙 ZHANG Hua, LIAN Yunlong

0 引 言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城市出现了人口减少、经济下滑的收缩现象，收缩城市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热点。城市是经济活动聚集形成的空间实体，也是现代人类生活、工作、休闲的重要空间载体之一，城市的发展既受国家或区域的宏观发展背景的影响，也与城市内部的发展动力密切相关[1]。即便是在欧洲，也仅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在二战之后持续增长[2]，而有超过40%的大城市（人口超过20万）开始走向收缩[3]，这些城市人口不断向外流失，经济衰退，在国家和区域中的地位不断下降[4]，工业和商住设施被大量废弃[5]。但是在这些衰退的城市之中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甚至重获新生的案例[6]。这种现象促使城市研究者们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的过程及政府对城市经济衰退、人口减少所应做出的政策响应。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影响城市发展和衰退过程的因素越来越多，学界开始利用收缩城市来描述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转变过程及其影响。收缩城市并不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城市现象“新瓶装旧酒”的结果，而是系统地对这一城市转变过程进行现象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对策探讨，它强调与不同尺度的背景环境、影响因素和政策手段的关系[7]。现有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主要从收缩城市的定义与识别、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及机制、收缩城市的政策响应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本文在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之后，根据西方收缩城市研究能为中国相应研究带来的经验借鉴与启示，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收缩城市的定义与识别

1.1 收缩城市的定义与内涵

城市经济及人口的变动一直是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早期的研究中，收缩城市的概念一般用“城市衰退[8-9]”或“人口减少[10]”等进行替代，这些概念虽然能够体现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部分，但却无法将所有与之有关的现象全部囊括。所以豪伯曼（HauBermann）等于1988年正式提出了“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y）的概念[11]，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德国因去工业化引起的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现象，但仍旧将收缩城市概念外延至与城市相关的其他方面。概念在提出之后仅仅在对苏联解体后东德地区的研究中有所涉及[12]，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城市研究中所涉不多。但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城市开始出现收缩，“城市收缩”或“收缩城市”便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

虽然在收缩城市的定义上学界尚无定论，但从对其理解来看，主要关注人口、经济两大方面。经过近三十年的理论发展，学界公认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核心内涵，但城市人口减少的界定却尚未达成一个统一标准。界定的主要分歧在于人口减少的量与减少持续的时间，奥斯华尔特（Oswalt）等认为收缩城市人口流失的数量应当占总人口至少10 %，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13]；温切尔曼（Wiechmann）则将城市收缩定义为人口持续流失两年以上的现象[14]。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衰退也会造成人口流失，所以坎宁安-萨博特（Cunningham-Sabot）等也提出了利用经济指标来表征城市的收缩情况，他认为可以采用失业率这个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状态密切相关的指标来表征城市收缩情况，但考虑到失业率与国家或全球总体经济环境关系密切，所以他提出利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人均税收水平来总体考量收缩城市[8]。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和指标对城市收缩进行定义，作为城市所承载的社会经济主体的人口都是最主要的内容。所以城市人口的变动趋势被公认为是城市收缩与否的判断标准，但对于其判断存在尺度上的混淆，是以全市人口的变化作为标准还是根据街区社区尺度数据进行判断尚无定论。此外，虽然从定量的指标上许多城市有着巨大差异，但从定性的趋势角度分析却基本类似，均属于收缩城市[15]。这些关于收缩城市定义的棘手问题均需得到解决。

1.2 收缩城市的识别

对收缩城市最为简便的识别方法是根据宏观经济数据来进行，如阿尔维斯（Alves）等利用葡萄牙几个城市历年人口变化制图并根据斜率走势进行了类型的划分[16]；霍克维尔德（Hoekveld）根据影响城市收缩过程的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在过程中的先后关系来识别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17]。但由于对于收缩城市的人口流失数据具体指标界定存在异议，所以有时候也利用人口经济变动所造成的城市地理空间特征和景观特征的改变来对收缩城市进行识别。

城市地理空间是社会经济主体完成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城市地理空间所反映的特征是社会经济主体特征与社会经济活动强弱的体现。当城市发生收缩之时，由于人口外流，失业率上升，导致办公建筑和居住建筑空置率都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邦特杰（Bontje）提出可以利用居住空置率来表现城市收缩[18]，帕拉吉斯特（Pallagst）认为可以利用办公建筑的空置率来度量城市的收缩[19]。此外，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欧美部分地区城市的收缩早已开始，各个城市也已有对应的政策响应，所以可以利用城市收缩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及其物质体现来度量城市的收缩。如斯凯蒂克（Schetke）等认为可以利用建筑物拆除比例、建筑物翻新比例等指标来度量城市收缩[20]。而库奇（Couch）等则认为可以用已建成地块内新建居住建筑比例、硬质地面占比等指标来反映城市收缩的情况[21]。

由于遥感和GIS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理景观作为城市的物质体现也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城市收缩往往会导致城市土地的大量空置，而由于政策的滞后性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就对其进行再开发或活化，继而表现在地理景观上。一般从地理景观的角度量化描述城市收缩的指标较少，包括叶面积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和最大斑块指数。如果城市中仅使用绿化手段来处理空置土地，斯凯蒂克（Schetke）等认为可以利用叶面积指数来度量城市收缩[21]。对于空间收缩形态较为复杂的城市，还可以使用香农多样性指数和最大斑块指数来进行度量，一般而言，城市发生收缩时，香农多样性指数将增加，而最大斑块指数将减小[21]。

2 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及机制

自收缩城市出现之后，关于其形成原因与驱动因素的探讨就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22]。城市收缩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学界一般将其总结为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结构变动、自然环境等因素。虽然不同城市在收缩状态上的表现有一定类似，但其背后导致现象产生的实质原因并不相同[23]。

2.1 经济全球化与去工业化

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重要趋势之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诞生了一系列集聚着大量人口、资本和创新资源的“全球城市”。这些“全球城市”占据着全球城市网络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人口、资本吸引力，但同时也造成许多人口流出区域和经济衰退区域，这是造成发展条件较弱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全球性收缩城市不断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城市中，既有由于过分依赖于特定的产业和经济部门，而在全球市场中地位不断下降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传统老工业区，如波兰的卡托维兹都市区[24]、东西德合并之后的莱比锡[19]；也有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地位较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外流严重的区域和城市，如原东德地区[25]、日本的北海道地区[26]和韩国的仁川地区[27]中的大量城市；还有由于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导致跨国公司重新布局，制造业外流，进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的收缩城市，如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28]。

受限于人力成本和其他要素成本居高不下，跨国企业依靠着全球化和资本的力量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再布局，以完成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29]。而资本的重新布局在带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欧美许多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通过去工业化过程完成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转型。这些老牌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势必带来许多制造业城市难以适应新产业的发展，造成城市在短时期内发展停滞，甚至有一些城市转型失败，陷入城市收缩和衰退的危机之中。这种现象在欧美传统工业城市中屡见不鲜，最为著名的包括美国锈带地区的底特律[30]、克利夫兰、布法罗、加里[31]，意大利的塔兰托等[32]。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去工业化，都是一种自上而下，从全球至地方的影响。在全球化过程的推动下不断集聚的要素促进了部分城市的发展，但却使得那些缺少创新体系，在争夺要素上没有优势的城市只能忍受人才和资本的流失，造成城市不断收缩。

2.2 郊区化与城市发展

城市产业发展集聚了大量的人口，但不同经济部门的区位变化和空间重构则影响了城市的扩张和蔓延，造成城市人口郊区化及迁居过程的形成[33]。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由郊区化引起的城市收缩过程。而引起城市收缩的郊区化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中心城区的收缩和郊区收缩两种过程。中心城区的收缩（城市空心化）在美国许多城市十分普遍，低收入者和黑人持续向中心城区的迁移导致白人中产阶级大量外迁至近郊区，如美国锈带地区俄亥俄州的扬斯敦[34]。

除了城市中心的空心化与收缩现象，许多城市的郊区也在区位竞争中落于下风，呈现收缩态势。这种收缩则一般发生在近郊区，一方面它与去工业化导致的人口外流有关，另一方面郊区开始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人口向更远的郊区流动。如巴西的圣保罗[30]、美国的底特律[35]等。

2.3 人口结构变动

城市收缩最为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其人口变动的数量和趋势，而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造成人口减少、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西方许多城市在战后逐渐出现低结婚率、低生育率、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结构性问题，如日本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问题十分严重，而东京大都市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周边很多区域都面临着人口减少、城市收缩的危机；澳大利亚同样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低下、年轻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使得其内陆城市收缩现象广泛存在[7]。而全球化和工业化又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口迅速外流，加速了部分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极化，城市收缩现象愈发显著，如东德地区由于企业数量减少与人口老龄化共同作用，导致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向西德地区流动，城市经济出现衰退[7]；在利物浦的衰退中，人口结构变动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36]。

2.4 政治因素

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都有其政治背景和结构，政治背景的变化也会导致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导致城市人口外流，城市进入收缩状态。常见的影响城市收缩过程的政治因素包括战争、政治体制和行政区变动等[24]。战争一直都是影响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因为军队的调动都会引起城市人口的大幅流失，造成城市收缩[37-38]。中东、前南斯拉夫和加勒比群岛的许多国家中重要的城市都因为战争的原因被毁于一旦，不仅城市经济活动衰弱，人口外迁，而且战后的创伤难以恢复[20]。二战后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典型的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城市收缩现象便是由前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东欧国家大量收缩城市的产生。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大量东德、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的城市都被迫直接进入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之中，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和落后的产业基础，这些城市难以继续集聚原来通过计划而获得的资源，所以在城市的竞争中渐落下风[39-41]。而由于行政关系和行政区划的变动也会造成一些城市失去具有原有的竞争力，最终在与周边城市的竞争中被边缘化[42]。

2.5 自然灾害、资源与环境

大多数影响城市聚落发展或收缩的因素都与经济或社会相关，但是有一些自然因素与该问题有关，包括自然灾害因素、自然资源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等[43]。从古至今，自然灾害一直都是导致城市或聚落变化的因素之一，2005年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新奥尔良的快速收缩[44]。不同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背景下资源的流失，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老工业城市则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枯竭现象，导致人口和企业外流，城市收缩，如中国的萍乡就出现了煤矿枯竭，人口大量流失导致的产业发展停滞[45]；英国的格拉斯哥也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46]。而随着全球环境变化日益加剧，由人居环境和宜居需求导致的迁移择居也导致了部分城市人口外流，不断收缩。在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中工业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对于居民的吸引力，许多人只能离开本市去别地发展[47]。同样地，许多年轻人都因为城市污染而离开塔兰托而在意大利其他城市建立家庭，抚养子女[34]。

2.6 对城市收缩机制的探讨

由于收缩城市研究的综合性，许多学者都提出建立针对收缩城市独特的研究框架[20,25,48-49]。早期由于对城市收缩的机制和过程认识不足，大多数研究所建立的研究框架都以决定论作为基础，着重研究某一种对城市的经济或人口产生影响的因素对于城市收缩过程的驱动过程[50-51]。在随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单一因素研究的不足，将多种影响因素相结合，分析了决定论下的因果机制和联系[14]。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认识论背景的不足，开始考虑所谓的“下垫面”问题，将每个城市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引入研究框架，并考虑其循环反馈过程，如哈泽（Haase）等尝试建立一种包含着收缩城市的起因、影响、响应和反馈的综合模型，来解释特定的时间和地方的城市收缩过程框架[25]；格罗伯曼（GroBmann）等建立了针对每一个收缩城市的观察—经验—本质的分析框架[51]；霍克维尔德（Hoekveld）建立了基于地方差异性的收缩循环过程分析框架[18]。在这些城市收缩机制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城市收缩过程进行深入解释、预测和模拟[52-53]。

3 收缩城市的政策响应

正由于收缩城市所涉及的主体、要素和过程多种多样，所以应对收缩而采用的政策也并非特定的政策，而是包含着大量不同政策的集合[52]。不同国家的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区域发展背景均不相同，对城市收缩过程的认识及国家或城市的规划文化不同，所以政府所做出的政策响应也不相同。从收缩城市所形成的原因和面临的问题出发，各个收缩城市都制定了针对自身问题的政策。而依据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于城市收缩过程的认识，霍斯珀斯（Hospers）将现在主要应对城市收缩过程的战略划分为稳定、反抗、接纳和利用四种类型[54]，以体现不同政府对收缩城市认识的深入程度。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因所具有的规划文化不同，针对同一问题也会制定不同的应对政策。

虽然各类政策的目的无外乎解决城市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促进城市发展，但在政策理念与具体措施上均有很大分歧。早期的政策因为对于收缩过程的认识并不充分，所以以因循守旧为主，国家和地方政府均将城市收缩所呈现出的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看作是一种暂时的波动，主要希望通过一些投资或财政政策来改变这种“暂时的”不利情况[55]。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城市的收缩过程更为熟悉之后，出于对市民选票和相关利益的支持，越来越多国家或地方政府选择将收缩看作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并从中演化出以发展战略为主，即以收缩战略为主的政策模式[56]。但从各国城市的经验出发，并没有一种针对所有城市收缩过程均行之有效的普适政策模型[39]，所有政策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地方性环境。

3.1 守旧的稳定性政策

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结构性不稳定，各个国家或城市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波动，而许多政府在经历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之后都将这种条件看作是城市发展“暂时的”不利情况，而没有改变城市原有的经济发展政策。这类政策在经历了长期持续增长的国家中的城市较为常见，如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城市[57]。但已有许多研究都证明了保持原有政策却仍希望改变人口和经济变化趋势的可能性并不存在[58]。

3.2 发展导向政策

在正确认识城市收缩过程的基础上，许多国家或城市的政府选择了针对收缩的“抵抗性”政策，希望能够通过政策上的响应，以发展为导向，改变城市所遭遇的困境。在多数情况下，基于经济复苏的收缩城市发展政策都是受政府和市民欢迎的政策，所有类型的主体都能在经济的复苏中获得利益，尤其是在经历长期经济衰退和发展停滞之后[59]。这些政策一般致力于填补缺失的要素，如流失的人口、土地、工作岗位和市场[57]，主要采取的政策以“城市更新”、“城市活化”或“城市再生”为主[60-61]。针对在城市经济衰退后不断流失的人口，许多城市都制定了针对本地特定问题的人口政策，如莱比锡制定的外来人口的吸引政策[39]。为了重振由城市收缩而萎缩的土地市场，许多城市提出了针对收缩的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如韩国仁川提出的网格状社区规划[29]、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社区土地管理政策[7]、美国弗林特的土地银行政策[62]等。而为了重获商业市场和就业岗位，许多城市则期望通过吸引创业来完成，并可以间接为城市带来人口，如曼彻斯特提出的“旗舰发展计划”，力图将城市努力打造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创业都市和英国重要的商业中心[63]；克利夫兰则以创业作为先导，着重短期计划来获取国家政府的援助，以部分驱动整体[64]。还有一些城市立足于本地原有的工业基础，将政策集中于再工业化战略，如西班牙的兰格雷奥[65]。

但有许多城市所采取的针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拓的策略最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57]。麦克唐纳（McDonald）的研究表明，底特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衰退之后仍然能够通过部分企业的带动完成城市的更新过程，但却因过分依赖外资而破产[66]；李（Lee）等在对韩国仁川的研究中发现，城市政府在城市出现衰退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扩张性的城市开发政策，但这种政策难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导致街区面积庞大，空置严重，成本高昂但收益甚微[29]；艾尔泽曼（Elzerman）和邦特杰（Bontje）则发现在荷兰的帕金史丹林堡针对收缩所制定的住房和金融政策反而导致了城市经济衰退的加速[67]。多数失败的发展政策都低估了城市收缩的力量，仅仅将收缩看成是城市经济活动正常的波动，仍然采用积极而庞大的经济发展政策，导致城市经济效率低下，难以维持，最终造成城市问题的蔓延，城市一蹶不振[32]。

3.3 收缩中的发展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所表征的收缩过程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城市消极发展的现象，政治家和规划者对其多持消极态度[61]。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收缩并非只有坏处，开始将收缩接受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标准路径”[34,61]。虽然针对收缩的规划与公众的主流意见相去甚远，但在某些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增长也并非公众所愿[68]，所以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缩状态下的“精明增长”（或称精明收缩）的概念[43,69-70]，旨在通过精简粗放而效率低下的城市空间或部门来实现收缩下的发展。

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规划，转变为在收缩中的发展，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具体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改变城市规划的文化、理念与范式[59]。伯恩特（Bernt）甚至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克服原有的增长导向的规划偏见，而接受一部分城市以“收缩”状态作为其发展的归宿[71]。依据这一理念，许多城市都对当前的城市发展政策做出了改变，如马格德堡政府提出了“新状态”战略，将收缩作为长期发展的前提[67]；莱比锡政府将保护历史文化空间、改造绿化开放空间作为收缩管理的重要内容[72]；扬斯敦提出旨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放弃城市继续发展的精明收缩战略[73]。

但也有一些收缩性政策在土地和人口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在许多欧美的收缩城市的研究中发现，通过收缩而制定的景观改造和公共空间开放政策最终并未进行到底，而是在拆除大量建筑之后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将土地废弃，制造了城市内部的大量未利用地[33,74]。而在人口和社会问题上，有一些收缩性政策也并非可靠，如过分重视现状人口的福利，导致对城市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变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城市问题的加剧[75]。

其中成功的收缩政策的重点都在于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之中。因为城市收缩是一个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涉及了多种主体、组织和群体的参与，而政府及其所制定的政策便是沟通各主体的桥梁。在城市收缩的背景下，所谓公共部门与公众社会之间的区别更应被重新定义[57,76]，城市能否成功地完成收缩过程与组成城市的邻里社区的质量及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看法关系紧密[77]，多主体的纳入成为了解决收缩城市问题的关键所在。

4 对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启示

收缩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欧洲，大多数收缩城市相关的研究也都建立在西方的语境之下。直接从现有研究的结论引申至中国语境之下的问题未必管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使得本已不堪应付局面的收缩城市一蹶不振。所以在理解国外收缩城市研究中关于收缩城市的概念、成因、机制和西方国家的政策响应等方面内容之后，理应对中国收缩城市的现有经验和政策进行总结，并提出国外收缩城市研究对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指引，并据此理解中国收缩城市研究未来可能的方向和主题。

4.1 现有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经验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持续的经济增长后，我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逐渐发生变化。许多在全球化浪潮中功能、地位等级较低的地级或县级市的人口、经济增长呈现出停滞状态。这也导致近年来在中国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以东北老工业区城市为主的研究，探讨资源型城市与去工业化危机下的收缩[48]；第二类是探讨快速发展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周边存在的资源虹吸与城市收缩现象[77]；第三类是探讨欠发达地区受人口流动引起的城市收缩现象[78]。主要研究集中在分析城市收缩过程的影响因素[79]、建立中国收缩城市研究框架[80]、城市收缩对未来城市发展路径的影响[81-82]等方面。

4.2 国外研究的经验：多尺度-多主体的收缩城市研究

城市收缩过程具有很强的尺度综合性。收缩城市在城市尺度上体现出城市总体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的特点。但在城市尺度之上，许多收缩城市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形成了收缩性区域。在城市尺度之下，城市内部也面临着要素的集聚过程，许多街区和原先的中心区都面临收缩，居住人口和企业大量搬离，城市空间发生重构。由多尺度投射到城市尺度的各种要素都在不断塑造城市的发展和收缩过程。从下至上影响城市收缩过程的郊区化、人口结构变动、制度文化等因素与从上至下影响城市收缩过程的宏观经济背景、全球化、去工业化、环境、政治等因素相结合，以城市作为载体，将多尺度要素相融合。

城市收缩过程在多尺度综合的条件下存在严重的错配。虽然许多收缩城市所在的区域都经历了收缩过程，而城市内部也是一片颓丧景象，但是仍有大量收缩城市在其他尺度上并非单纯的收缩。皮罗（Piro）等对柏林的研究说明了增长与收缩之间的动态关系，许多增长的区域出现了收缩城市，而许多收缩城市内部又出现了增长的街区和中心[83]。这种错配来源于要素的集聚与极化对多尺度空间影响的差异，要素从街区尺度到城市尺度再到国家、区域尺度呈现出了“集聚—分散—集聚”的模式。

除了多尺度要素在城市尺度上的集聚，多主体和多主体关系下的城市收缩应对也是国外研究所带来的重要经验。地方政府、组织、学校、商业网络和市民等多种主体都在应对城市的收缩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关注于某一主体对于城市收缩的态度[84]，更多研究则关注多种主体在应对城市收缩上的矛盾[33]，关注他们利益上的差异以及在特定尺度（尤其是社区尺度）下各主体所关注的问题的差异所导致的响应方式的差别，并探讨最适合城市的响应方式[16,85]。

4.3 启示与未来的指引

无论在收缩城市的研究框架下学界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促进城市发展的目的一直都未曾改变。但随着国外收缩城市研究的重点从对收缩城市成因与机制的单纯探讨转向收缩城市成因、影响和响应的综合框架，越来越多与收缩城市相关的研究内容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51]。针对西方研究中的多尺度综合—多主体综合问题，我们可以总结一些关于收缩城市中在城市、社会、土地、人口等方面研究的启示。

4.3.1 收缩城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国外收缩城市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多主体综合，对于城市市民所遭遇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对于收缩城市社会结构问题研究的关键在于收缩过程的成因、影响和响应的综合研究框架下对多主体的利益诉求的综合考虑。

4.3.2 收缩城市的城市综合问题

许多收缩城市之所以出现收缩现象与其展现出的严重的城市问题有关。收缩城市还会遇到哪些城市问题，这些问题怎么体现多尺度要素在城市尺度上的综合，而诸如全球气候变化、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等问题又如何在城市问题上体现。

4.3.3 城市收缩过程的模拟与预测

由于收缩城市在采取发展导向政策方面已经面临严重的问题，许多城市开始出现以收缩为常态的规划方案。所以更加需要针对城市收缩过程进行模拟和预测，为城市政府制定政策响应提供理论支撑。

4.3.4 收缩城市的综合管理政策

在理清城市收缩研究框架的基础之上，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文化和策略的变化来完成城市收缩过程政策响应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最终完成从对收缩的轻视到利用的政策转变过程。

5 结 论

城市收缩是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国外收缩城市的研究脱胎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要素集聚所带来的城市发展的“非常规化”。早期收缩城市研究以收缩起因、过程、影响和城市政府的政策响应为主，近年来研究逐渐深入，开始建立收缩城市研究的综合框架，并通过对特定城市的制度和文化的关注，逐渐对各个收缩城市不同的收缩过程、影响和政策响应进行研究。

现在国外收缩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收缩城市的定义与识别：主要通过人口和经济指标和趋势对收缩城市进行定义与识别，但也通过城市地理空间和景观指标进行识别。第二，收缩城市的成因与机制研究：现在主要归纳的收缩城市的成因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结构变动、政治因素、环境因素等，并逐渐考虑循环反馈过程和城市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建立综合分析框架。第三，收缩城市的政策响应研究：收缩城市所处的政策环境包括守旧稳定性政策、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和在收缩中发展的三种类型。多数守旧稳定性政策都无法解决收缩问题，其中一些选择了以对抗为主的发展导向型政策，试图恢复城市的增长趋势，而另一些选择了顺应收缩过程的在收缩中发展的政策。

西方现有的城市收缩过程研究逐渐强调多尺度、多主体的研究，关注多尺度要素和多主体利益在城市收缩过程中所体现的问题。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问题，我们应当从收缩城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收缩城市的城市综合问题、城市收缩过程的模拟与预测以及收缩城市的综合管理政策等方面着手，尝试和开拓收缩城市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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