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新时代表述

任守双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1)

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思想在西方世界逐渐加强。全球化遭受诸多打击，“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英国 “脱欧”、2017年以来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都侵蚀着全球化。但是，中国向全世界表明，愿意继续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公平正义，积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已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符合时代潮流，契合世界期待，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和”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鲜明表述和具体显现，既包含思考的普遍理性，又包含直击心灵的情感，追溯其思想历史渊源有助于理解其理念精髓，明确其实践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阐释

作为特定的学术词语，“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概括地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近现代世界发展图景的深刻认识，即对发生在近现代的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事实的认识，揭示了其转变背后的变革逻辑和基本规律。其中“世界历史”概念，更是侧重哲学意义上的运用，强调整体性，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自有其人类实践历史基础。自14、15世纪以来，在人类活动的空间由陆地向海洋乃至全球的扩张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发展驱动新航道开辟，新航道开辟既导致美洲大陆的发现，也使其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随着大地球形思想被证实，全球贸易意味着世界意义的市场形成，随之而来各民族交往日益普遍，全球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具有了世界普遍联系的特性。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然会关注和思考这一历史经验事实。在探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本质中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思想描绘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世界图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演变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整体思路和哲学方法。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也有其思想源头。构想“世界大同”，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所有人最终实现自由和平等，这是无数中外古代贤哲表达过的思想。世界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传承，汇聚到近代康德、黑格尔思想中，哲学整体性的世界历史思想才得以形成。在《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规律和终极目的，即借助于民族精神、世界精神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但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使自己最终还是陷入唯心主义史学中。[1]

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等历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思考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世界和人的具体实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思想。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是唯物史观在时空维度上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凝练。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思想较为系统的论述融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一系列著作中。

马克思指出，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就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96。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是时间上的，侧重于说明人类的历史是劳动创造的过程，讲纵向发展。另外，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因为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交往的日益完善，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的日益完善，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难以存在，越彻底被消灭，“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2]541；“(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566，因为以往各民族国家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会被大工业逐渐消灭。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是空间上的，侧重于说明人类发展不能没有各民族的交往，讲横向发展。

“历史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命题，揭示这一命题背后的动因、条件、进程及趋势，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的重要任务。核心思想的内容包括：①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②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标志；③世界历史始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④资产阶级在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实践中扮演了双重角色；⑤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马克思认为，人类想要完成从动物到人的世界的转变，从必然到自由王国的转变，只有在变革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之中才能实现。这个过程就是要超越地域的民族的封闭历史，真正实现世界的人类的开放历史。总之，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是视野恢弘、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不仅从时空角度描绘展现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演变进程，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当然这一思想中还包含人的“类本质”和“共同体”概念，留在后文加以解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内涵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经由卢森堡、布哈林、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资本积累论[3]和帝国主义论[4]的发展，尤其借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正是以世界历史的观点，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途命运与世界连在了一起。以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世界革命高涨的时期，所以他们对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强烈的对抗意味。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仅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并存，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的认识明显具有某些防御性的内涵。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5]64。1984年10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78。当然，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和平发展也有利。在邓小平思考和决策中，中国与世界连在了一起。

进入21世纪，中国模式得到了成功发展。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提出的新的科学理念，是中国在时代前沿，把握世界发展脉络，审时度势，结合中国发展道路，重新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并加以运用和发展的新科学理念。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历程

2017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转折点，获得了世界广泛认可。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以专题演讲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深刻又系统。仅过了23天，这个理念就首次写进了联合国文件。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发展的支持。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调应促进阿富汗及其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表示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着手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紧迫的问题。11月2日，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联大一委)会议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了本届联大一委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总纲。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

早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013年3月，在莫斯科习近平第一次系统阐释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6]。之后，各种场合论述该理念的时代意蕴的次数达六七十次之多，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多角度向世界说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实力彰显。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认识和判断不断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做了先期准备和铺垫，历经了“开放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到“和谐世界”的过程。2000年，江泽民指出，世界范围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宗教和“文明的多样性”[7]。2005年，胡锦涛指出，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应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8]。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胡锦涛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12年0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小范围会谈，胡锦涛表示，要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成员国休戚与共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从上面归纳中可以清晰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体现出中国深入思考、敏锐把握世界趋势的过程。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浓缩着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深邃思考，蕴藏着人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答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情怀和风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古代先贤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凝练的 “和而不同”“兼济天下”等价值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启示意义。

利益相关、命运相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立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需要中国立于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寻求全人类共识的价值目标，符合当代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国提出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并致力于实际行动，应对全球危机，同舟共济、携手共建，开展合作，达到共赢，这是一场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观内涵包括：

1.国际权力观。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早期发展主要是以暴力为手段掠夺而形成的。[9]马克思指出，发展较快的国家或民族总是想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36。直到现在，争夺国际权力还是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常态，由此发生了诸多战争与冲突。其实，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货物、货币、资源、技术、信息、人员的流动都呈现超越国界的趋势，由此，所有国家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依存有助于国际权力争夺形势的缓和，不必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来规范关系，从而实现维护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超越“西方文化霸权”思想，倡导平等的权力观和权力意识，承认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信仰的差异和多样，共同享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在对话与交流中推动政治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建构现代政治共同体。

2.共同利益观。进入21世纪，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已经突飞猛进。以往历史中，利益争夺频频引起国家间的战争。但国家之间只存在排他的利益关系，或只存在利益的零和博弈，这些思维观点业已过时。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资源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传染病蔓延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每个国家想要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这涉及人类文明能否延续。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全球的利益与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实现自己国家发展，必须不能损害别国的发展，采取举措有利于全球利益，同时也就有利于自己利益。因此，在把握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各国要积极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合作中聚共识，互利中达共赢，积极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3.可持续发展观。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极大地提高了发掘以及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但环境污染接踵而至，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极端恶性环境事故也时有发生，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为代表的八大公害环境事件，不仅造成民众大量伤病死亡，也造成较大土地或海洋面积污染，尤其是危害将持续数百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联合国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些振聋发聩的文献，逐步使国际社会一致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92年，可持续发展成为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宣言的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现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也对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把握和认同。生态问题既是关乎自然也是关乎人类生存基础的关键问题，唯有人与自然耦合共生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各国都需注重自身发展，同时，相应的国际责任也要积极承担，树立发展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的意识，建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

4.全球治理观。1992年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其成员是28位国际知名人士。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以供联合国50周年大会讨论，报告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广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所以，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是全球治理理论所强调的中心观点。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制定以及强化其运行机制，是全球治理极为必要的途径，没有道德规范和约束机制是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思想恰好与全球治理观相互产生共鸣，确立协商共建共享机制，建构协商共同体。

以上四种价值观念恰好主要从政治、经济、生态、行动等方面形成互补、相互依存，都可以吸收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

当前，新科技革命引导和全球性问题逼迫的双重合力，把人类社会全面送入世界历史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把国情与全球化趋势以及问题相结合产生的新时代构想。按马克思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来梳理世界历史，容易推理出当今世界人类发展必将构成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社会实践历史的新时空维度的丰富展开，也是内在于世界历史思想所蕴含的逻辑规定。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新时代的鲜明的具体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从人类实践历史演进和内在逻辑上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分散地蕴含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分解开来，其词组的每个词都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的关注主题，尽管马克思明没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使用过。

“人类”是人的总称，简单明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2]161。而且更进一步，马克思把广大劳动人民、人类解放这类问题始终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课题和使命，这说明“人类命运”是他理论的基点和目标归宿。

“共同体”的英文表达是Community一词，意思是“社区”“群落”…… 但是， “公众团体”是该词的原义。学术层面上，共同体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德国斐迪南·滕尼斯最早引入的。他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三者之间是演进关系，构成一个发展延伸的过程，可以类比对应亲戚、邻里、友谊三种关系。[11]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最早由18世纪时法国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第一次将Community用在了“共同体”这一意义上。任何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可以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

作为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思想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关切人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精华，是马克思总结和批判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 “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同构于唯物史观形成的全过程。

1844年，马克思在文献中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12]，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了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消除劳动异化，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2]18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对“共同体”本身的认识达到成熟，强调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已经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在“共同体”中人的个性自由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10]5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虽没有在著作中明确定义共同体，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述中论述人的生存、本质与发展问题上，看到阐述共同体的各种蛛丝马迹。由此，“共同体”可以理解为：基于共同利益和解放诉求，“现实的人”结成的一种共同关系模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体现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从内在逻辑上分析，共同体不仅是在追求共同利益中结合的协作组织，更是标识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从历史事实上分析，“共同体”是人类产生的历史衍生物，人类历史进程的不断螺旋式发展进步，“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实践中就会逐渐凸显出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13](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揭示出共同体内在发展的规律。

如此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并不背离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而是分散地蕴含于其中，马克思只是没有明确使用此术语。

(二)二者共同的人类实践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共同根植于人类实践历史演进。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历史演进，阐释了世界越来越走向整体化的普遍趋势。人类实践发展的内涵需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为背景才可以展现出来，时间空间是呈现舞台。从时间延续方面来看，人类社会实践发展表现为纵向的社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变顺序；从空间拓展方面来看，人类社会实践发展表现为横向的空间分布状况和世界整体化的样态。

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人类实践活动历史演进经验，被马克思以世界历史思想将其概括总结出来。马克思强调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其演进大体经历四个时代，即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0]592

从其历史过程来说，资本主义的结局之时，也将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新阶段开始之日。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个人的发展同步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的解放同步于人类社会的解放，因为个人与社会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世界上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41。这一历史转变过程，就是个人从狭隘孤立地域性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产生普遍联系，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

人类实践的世界历史演进显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确立的社会性生产方式，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也即把人类社会推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所有这些积累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天，正是资本主义方式，包括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革新、资本的扩张发展以及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在推动全球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但也不能忽视其异化现象，必须关注和解决其所带来的危及和平的恐怖主义、技术双刃剑、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以及淹没人的主体性、让人臣服于物的工具理性统治等问题。

在此世界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觉醒，旨在以发展中国家引领的世界历史发展，改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有责任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航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是以新实践印证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所反映的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定性。

(三)二者一致的内在逻辑规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所揭示的内在逻辑，即其基本问题、内在逻辑机理和根本目标指向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回答当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运问题。世界历史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依据唯物史观的两大规律揭示的矛盾运动规律，探究人类社会从封闭不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不断走向全球性历史的不可阻挡发展大趋势，揭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转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演变的历史发展趋势，展现出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整体化的历史画卷和图景。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究的问题属于世界历史思想探究的基本问题的范围之内，二者有一致的问题指向。并且，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问题更为丰富，问题视野更为广阔，由此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规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实现？它的根源、动力遵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机理，即是其核心命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动力、过程、本质和趋势。马克思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即生产和交往所形成的必要张力，二者缠绕互动、相辅相成，推动着封闭地域性的历史走向开放全球性的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逻辑规定在理论层面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本质和趋势，即整体性、必然性。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就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指向也与世界历史思想的根本价值目标指向是一致的。[14]世界历史思想体现着全新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反映在它的价值目标追求上，就是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5]与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10]53面对现代人的各种异化，面对人和自然之间的掠夺和征服的冲突，面对全球性公平正义问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提出了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指向，凸显其深邃的预见眼光和直达本质的洞见思想。在当下人类历史大变革的关口，唯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化为实践行动，才能应对和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现实根据及实践意义

恩格斯曾说，每次人类获得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随之都会有“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16]。同样，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现今时代也需要新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现实根据

每个国家时刻都生活于世界历史中，全球化带来了机遇。当今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交换交融带来了积极正面发展态势。同时，世界面临各种挑战，面临局部战争危险、恐怖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制度竞争、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疾病传播、信息安全、价值观冲突等各类全球性问题。世界经济的新增长需要注入新科技动力，全球各区域的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均衡，贫富差距鸿沟需要尽快弥合填平，民族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依旧有太多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机遇和挑战，必须扬弃“西方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孤立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价值观。在世界历史的发展浪潮中，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各国人民掌握着世界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也裹挟着各国的命运，归根结底，人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具体每个个人的选择。面对时代困境和全球性危机，共商时，求同存异，强调全人类的整体性，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和优先性，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共建时，树立合作共赢思维，倡导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时，共同享有人类美好家园。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时代主题，倡导其构建的现实根据是新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理念是新时代中国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作为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中国敢于解决全球性重大现实问题，敢于提出新的合作理念和思路，引领人类文明新样态，同时，也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世界理性与高尚情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新时期实践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力推的世界历史实践，是自觉的实践。与新大陆发现后的世界历史自发进程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设计，世界历史进入了自觉的过程，凝聚了世界共识，获得了国际认可，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使中国力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新的实践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能造福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不仅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践行着这一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倡导和实践有其历史基础。早在1953年12月，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在国际引起了强烈反响。1955年4月，万隆会议宣言深入阐发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29个与会国家共同签署文件。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中国的外交和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首次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逻辑，贯穿着睦邻友好、休戚与共的总体思想。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中，已逐步将其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战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传统政治共同体靠武力决定利益的国家交往方式的超越，而将国家的独立发展与互利合作共赢确立为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兼顾考量了利益与命运结果，为后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一种实践思路。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相互渗透融合深度和依赖程度，远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所能比拟的。改革开放40年来，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依旧统治着世界。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国要提升自身的实力，就必须不断发展生产力，同时一定要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发展目标，具体实践主要就表现为 “一带一路”倡议。2013 年9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 3 月，中国发布了推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17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确立了全新的方向，构筑了未来和希望。“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承的两大原则、四个坚持、五通内容，倡导合作共赢，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当前各国利益相互交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全球性挑战不断显现的情境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积极寻找路径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一带一路” 倡议既是蕴含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最新实践发展，也是造福于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历史实践。 “一带一路” 从具体的国内和国际实际出发，遵循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沿着文明的路径，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以实现总体的人为最终价值归宿，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建设世界历史的新文明、走向世界历史的新总体性。

(三)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意义

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的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承载着这一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观，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担当。

“人类”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天下观的词语。近代欧洲开创的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盛行，既稳定了国际秩序也带来不公，且强者逻辑、先发逻辑一直在拷问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提出“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超越国家、民族的分野，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系统论，以及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命运” 指发展变化的趋向。“人类命运”的组合，就把人类总体的变化趋势变为一个整体。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是一个逐渐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过程。人类命运也要掌握在全人类的手中，树立了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整体身份认同和未来期许，体现了当代中国文明的时代魅力和天下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表述，既包含思考的普遍理性，又包含直击心灵的情感，超越了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层次，化解全球化的矛盾，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实现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合一，认同人的类存在身份，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大同，开创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具体实践。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完全实现还较为遥远。但是，可以看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表述以及由此指导的实践，正是建立在“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基础上的现实体现。所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开创的政治文明的超越，是人类文明的创新，也在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理想，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