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忆李诚先生》到《李诚全集》

于志斌

李克强同志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在1997年5月15日《安徽日报》首次发表。很多读者阅读了《追忆李诚先生》，对李诚先生充满敬意。读者不仅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还竞相转发这篇文章。尤其是在全民阅读的热潮中，《追忆李诚先生》广泛地见于各种媒体，已经成为大众阅读的热文。李诚先生进入了大众视野，感动了无数人。

《追忆李诚先生》是纪实之文。文章起笔不久就说李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文章写出了李城先生四个特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是李城先生在做学问方面很有定力。“李先生的学识不止于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他有很厚实的古文功底，又在国学的广泛领域具有造诣。”“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孔夫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对这样的生活准则，李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

二是李城先生在做学问上有着独立的识见，涉猎广泛。“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也就是说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除有专门注重的外，对其他学识起码做到识门。李先生是专攻地理的，而且偏重于古代军事地理。但他研读的范围远不止于《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书，可以说经、史、子、集、丛、志、图以及佛经等尽可能地涉猎。大概是受康、梁等人的影响，他还很推崇清末民初出现的所谓‘新学，因此也喜欢谈国际政治、西方哲学、世界历史等。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三是李城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李先生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而且是十分严格的。李先生于国学的知识是渊博的，他不仅通晓古体诗、近体诗，也懂得词与曲，但他在向我讲授了旧体诗后，却不愿再讲全词。他说，于词学方面，他只能体会出一些绝品的妙处，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词却不能做到细微的分辨，尤其是不会‘唱。他明确地说，‘我如果传授，则是误人子弟。”

四是李城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表面看来，李先生是个纯粹的学者，其實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他并非是一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记得了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从乡村回城探亲，当去看望李先生时，发现他正半跪式地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般地写作。小床上铺满了线装书和平装书，约几十本。李先生对我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其中多用考据的方法，譬如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当时的发生地或出生地，现在应为何处，同时将纠正一些错漏的说法。究其本意，则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讲到慷慨处，李先生引出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开头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把这八个字写进卷首语中。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的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读者在亲切的语境和氛围中聆听着李克强同志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心香一瓣敬前贤。李诚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爱和学术贡献深深感动了人们。一些读者持续关注着李诚先生，希望看到这位前辈学者的作品。我们也是因为读了《追忆李城先生》而走近了李城先生，为先生道德文章所感动。

李诚（1906-1977），字敬夫，安徽省石台县人。自幼聪颖好学，“秋浦上下誉之为神童”。早年入秋浦周氏宏毅学舍，先后受教于国学大师姚永朴、马其昶，其学识深为马、姚所重，并被马家聘为家庭教师，教授马其昶之孙马茂元、外孙方管（即舒芜）及孙婿吴孟复。嗣后，又于南京国学院毕业，任教于黄麓师范、昭明国学院、江南文化学院，数十年辗转大江南北，皆以教书为业。1953年，入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主要从事图书和文史资料的管理工作，达20年。李诚先生经过多年治学和著述，积稿良多，生前有意整理出版之，可惜没能如愿。

显然，把李诚先生的作品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经过努力争取，李诚先生幼子李高兰同志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签署了出版合同。由于李高兰先生及其女儿李秋浦多年来对手泽和遗稿的精心收藏和整理，这为全集的编纂出版奠定了基础。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诸伟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达敏研究员分别承担了全集的整理校勘和撰述年谱的工作。

《李诚全集》上下卷即将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出版说明》详细介绍了全集的内容及其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归纳总结了李诚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文化担当，简要说明了整理编辑工作的理念以及规则和方法等。希望对读者能起到一些导读作用。

（作者单位系海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