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市民与市民城市
——以市民从业与消费为中心

徐臣攀

有关“市人”的记载，早就出现在各种古代史籍之中，甚至直到明清时期仍然被沿用。学术界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这一问题虽有多种不同论断，但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唐宋是中国市民阶层的萌芽和形成时期，明清以来古代市民阶层得以发展壮大。吴铮强、徐勇、王曾瑜等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古代市民的问题，[1][2][3][4][5]有关中国古代市民的概念，本文认为市民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城市居民，因为城市居民涵盖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所有人，这些居民在身份、职业和社会属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市民应该特指具有自己的意识、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的社会团体。[6]

前人学术研究的方向除了有关我国古代市民概念的界定、市民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分析之外，还涉及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生活消费状况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李葆嘉、岱宗、李正心等以论文或论著的形式进行相关研究。[7][8][9][10][11][12][3]另外，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同样能给我国市民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其中有崔子恩、汪玢玲、毛德富等人做功颇多，[13][14][15][16]80年代以后文学史界对市民文学提出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命题，如市民阶层意识形态、市民文化与宗法文化关系、市民与文人社会地位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1]学界的研究使人颇受启发，但应该看到目前有关我国古代市民的研究较为零碎分散，重大的论题研究有待深入，各种研究之间缺乏明显的发展脉络，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笔者不揣浅薄，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与生活消费状况入手，分析古代市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古代城市面貌、城市建设、商业贸易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深化古代市民的研究。

一、我国古代市民的形成与发展

（一）“市人”的初步出现

隋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组成主要为“城”中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将及其所属的人口，当时在长安城市区从事工商业的人，被称为“市人”。查阅资料发现，《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中载：“天子以禁军屯苑内。……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①这是我国古文献中首次出现“市民”的称谓，研究表明这里的“市民”是指包括市区和坊区的工商业从业者及一般的城市居民。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一时间城市人口剧增，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同时，汉代所制定的“市籍”制度自中唐以后逐渐得以改观，商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隋唐时期“坊郭户”制度的确立，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和工商业服务人员有条件大量进入城市，这些城市人口不仅包括工匠、士兵和执役人员，而且包括许多役满后留城人员。隋唐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毫无疑问，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推动了城市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另外，隋唐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出于满足自身需要等各种目的，为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官员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也有一定的提升，同样也促进了市民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二）形成于两宋

虽然有关我国古代市民形成的时间论断多种多样，本文倾向于宋代是古代市民的形成时期。首先，从城市人口的构成情况看，宋代的市民群体有一定的扩大，不仅包括城市本地的普通居民，而且包括外来的工商业从业者群体。城市工商业者的发展壮大是宋代市民阶层发展的最大亮点，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些人往往靠着一技之长在城市生存，而这些人在谋生的同时也给城市提供了繁荣的基础和动力。其次，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北宋时，随着旧的坊市制被改变，城市中行业的严格区分也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城市商业区，特别是城市外围被称为“草市”的商业区的出现。除了城市周围的“草市”之外，当时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小的市场，即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集、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这也就促进了小城镇和卫星城市的出现。史料表明，两宋时期，大量城市郊区农民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自足型农业生产，转而成为工商业从业者，或者种植园艺作物和经济作物以满足城市的需求。[6]总之，随着城市旧坊市制的改革，城市商品交易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自由度更高了，而城市的商业贸易作用也不断增强，人们的经商意识从无到有，且日趋强烈，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

（三）发展壮大于明清

得益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活动增加，从整体社会情况看，明清时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更多的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加入了市民队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市民阶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趋势，具体表现为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的出现，这些手工工场吸收了大量城乡的破产者，而这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们逐渐成为了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手工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和城市商业的扩张，是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关键。明人吕坤在《去伪斋集》一书中记录了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情，即大量身份自由的劳动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有些研究者更加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明清时期手工业部门出现的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是十分典型的。如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②苏州的情况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市镇的乡村都市化状况。当然也可以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市镇的居民变成了工商业者。可以说，随着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逐步增加。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社会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隋唐时期是市民产生的关键时期，而两宋时期是市民阶层的发展时期，至明清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得以壮大。

二、古代市民的从业与消费

（一）古代市民的从业分布

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从业者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大批涌入城市的居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从事各种职业，而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工作满足了城市的各种需求。有研究者认为，唐宋之后城市由纯粹的消费性堡垒转变为兼具生产和消费的据点，城市内部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日趋多样化，基本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体系。[17]这种观点显然是具有建设性的论断，并且颇具启发性。总结起来，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商业从业者。这类从业者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和商业贸易活动，他们以一个个城市为节点，走南闯北，为了利益而终日劳碌，所谓“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市”[18]；如果说长途贩运的经商者为行商的话，城市里则聚集着大批的坐商，这些人在城市里开设各种店铺、茶肆、酒楼之类的业务，当时城市中“民之店聚族居者无虑数万家”[19]。两宋时，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官僚士人也纷纷参与其中，士人经商之风聿盛，如宋高宗时，恭国公杨存中曾承包位于临安、湖州、秀州等地的数个酿酒作坊，相关记载表明杨氏的经营资本高达72.5万余贯。[20]二是服务业从业者，当时的城市服务业较为多样，其中包括被称为“牙人”的中介业务，放高利贷的代理人，还包括从事租赁、典质、旅舍、修补等活动的从业者。史载，南宋时期南康牙人势力很大，他们控制了粮食的交易活动，商贩或农民运米入市，“必经由牙人方敢粜”③；在建康府城，房屋租赁业十分活跃，“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21]。三是文化娱乐业从业者。南宋时期各个大城市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娱乐场所及各种酒楼歌馆，这些场所又往往有着大批的商业性文化演艺人员，具体如优伶、歌姬、杂耍等，而他们的表演场地被称为瓦子、勾栏之类综合性演艺中心。据宋人沈平记录：在兼跨嘉兴和湖州的乌青镇，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22]。有的在酒楼、茶肆和街坊空地等公共场所流动表演。四是手工业从业者。城市手工业的产品涉及城市生活的多个领域，手工业从业者所生产的产品满足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均可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城市中手工业作坊也遍布城市各个区域，如湖州“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23]。有的是开设家庭作坊兼商铺，如临安“城内外有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为业者，不下数百家”[20]。五是临时性工作从业者。这类从业者没有什么专业技术，从事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工作，大多为体力劳动者，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或在各种店铺、楼肆、作坊里帮工，或充任富商巨贾的仆役，或临时受雇做苦力。史载，万历年间，苏州的临时职业从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这些人往往百十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

（二）古代市民的消费

唐中后期以来，城市里原来面向官府为主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面向市民。唐宋时期城市的手工业生产大致可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前者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手工业、地方政府掌握的手工业以及军事工业等，私营手工业则是指个体私人手工作坊。官营和私营手工业的产品涉及城市的各个领域，他们生产的产品一部分通过政府的计划分配，分配到各相关部门，另一部分通过市场交换，到达消费者手中。

一是饮食方面的消费。首先是粮食、菜蔬的供应，自北宋开始，就有乡村地主移居城市的现象，“民之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者，谓之遥佃户”[24]。至南宋时，南方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同时，城市中达官贵人、商贾也常常在乡村购房置地，这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如台州“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黄岩”[25]，平江城北周氏，“本以货麸面为生业，因置买沮洳陂泽，围裹成良田，遂致富赡”[25]。这些城市里较为富裕的市民阶级地主不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且从事土地经营。如镇江府孙大成在丹徒县置地雇人种植蔬果，“嘉蔬美实，收利十倍”[26]；临川富民王明，“买城西空地为菜园”[25]。城市的普通居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城市居民的食品、熟食、饮宴等生活材料都来源于城市市场，专供饮食的店铺也比比皆是。据 《通典》 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④。

二是其他方面的消费。除饮食需求之外，市民平时的服饰、出行、居住及各种用具等的需求量也十分巨大，只有大量的人员参与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如“无锡张木匠，造盆器出贸于街”[25]，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丝织品、金珀制品、木器等均是用于供应市场需求的。研究表明，南宋时期城市的行业组织逐渐形成并且日趋成熟。当时临安的纺织行业组织就是其中的代表，各个行业按照生产、流通环节各成体系，分工越来越细。[27]

三是节日出游。宋人的节日在每年的二三月最为集中，如二月初八钱塘门外的桐川张王圣诞、⑤二月十五日崇新门外的涅磐盛会、三月三日佑圣真君圣诞日等节日，许多平民百姓都会献花供养，每逢庙会时总有奇花异木出售。⑥寒食节期间，我国古代民间或有禁止烟火的习俗，于是每家每户的大门上方都会插上柳树枝。清明之时，人们又有戴柳的风俗，“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当时的文献记录表明人们外出踏青、游玩时所乘之轿已不设帘幕。⑦每逢端午节，各种鲜花成为宋代都城居民对时行乐的装饰物品，欧阳修曾记录过当时端午出游的风俗。吴自牧也曾言，从五月一日到四日，汴京居民纷纷买桃、柳、葵花、蒲叶和佛道艾出游。

四是文化娱乐。城市商业娱乐生活的需求带动了娱乐业的兴盛，这也是两宋时期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和亮点。当时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存在一定规模的文化娱乐场地以及各种为吃喝玩乐而建的酒楼歌馆，即古文献中的瓦子、勾栏之类，这些地方也是娱乐业从业者的聚集地。史载，南宋临安城内仅较具规模的瓦子就有20多处，湖州城的演艺活动集中于瓦子巷一带，庆元城有旧瓦子、新瓦子。甚至在部分繁华市镇，此类演艺活动也十分活跃。宋人沈平在《乌青记》中记载，在兼跨嘉兴和湖州的乌青镇，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巷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22]。

五是艺术消费。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诸多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名家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特点为诗人和艺术家所提供的基础和条件。在这些艺术门类中，和普通市民联系最为密切的是音乐和舞蹈，并且逐渐发展成为普通百姓所喜爱的形式。自唐宋以来，城市的繁荣、市民群体的壮大，与之相关的传统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门类也得以发展和进步。有研究者认为，历史上的“诗圣”“画圣”“塑圣”“草圣”与城市和市民对艺术的热烈追捧有关。此外，杂技、诗歌等也是城市居民重要的娱乐形式，尤其是诗歌成为反映广大市民心声的娱乐形式。

三、古代市民对城市的影响

一是繁荣了城市经济。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大小商业城市的繁荣，而城市的繁荣使市民群体发展成为一个空前壮大的城市人口阶层，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也随之产生，从而创造了宋代纷繁多样的城市文化。“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28]这些由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组构而成的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繁华景象是市民阶层审美文化的最初形态，也是凝结着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风俗画卷。草市的发展活跃了城市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中的滋长蔓延使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激情和消费欲望，创造出了带有明显的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生活。研究表明，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近百余年里宋代的人口每年都以千分之一的增长率增长，“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有客商、小商贩、流动艺人等浮浪流动人口。这些涌入城市的外来移民，由于社会地位的缘由，与当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结成各种利益群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群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强大。

二是改变了城市功能与建设理念。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经营活动则是城市繁荣的主要动力，在社会生产力与城市的发展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同时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市民阶层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综观历史，唐代以前的城市建制是一种坊市制的封闭性构造，[29]“坊”与“市”的相对独立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中比重的不断增加，坊市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越来越严重，这注定了它将要崩溃。唐代中期以后至宋，长安和扬州等地除了日市以外，还出现了热闹的夜市，“一街辐辏，遂倾两市，尽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30]正如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所写：“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可知很多店铺和作坊都设置到了市以外的坊间。另外，草市本是唐代平民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商品交易场所，起初地点并不固定，或在城外，或在交通要道，或在河岸渡口。[31]虽然草市并非合法的商品交易场所，时常遭到官方的抑制，且因为没有合法的防御措施而经常遭到盗贼洗劫，但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北宋立国之后，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承认了草市的合法性，鼓励草市的发展，使其成为固定的镇市，这样两宋时期长江两岸出现了大批的镇市，“杭州附近的钱塘、仁和二县有镇市十五。建康府辖镇十四，有市二十多，鄞县有八镇市”[32]，东京、临安以外的一些较大的商业城市，也都是由近郊的草市发展而来。

三是革新了城市社会风尚。古代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促成市民文化的盛行。北宋之后我国古代市民文化逐渐发展兴起，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在公元8世纪开始了都市化发展，文化都市化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中国文化的都市化体现在城市与市民对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上，而不是以人口增长的形式体现”，“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都进入城市，因此城市中就聚集了大批社会领导阶层，所谓的高雅文化被都市化了，这种文化的口味与心态同样也具有了市民化的特点”。[33]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商业贸易的扩张就是一种促进智力的基础；但当商业贸易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为了艺术而从事艺术，也可以为了求知而去学习。”[34]由于唐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或者说正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努力，才使传统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等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对整个社会风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②《明神宗实录》卷361。

③（宋）朱熹《晦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唐）杜佑撰《通典》。

⑤（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乞巧》《重九》《都人避暑》。

⑥（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月望》卷二《三月》。

⑦（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驾回仪卫》。

⑧（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