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 诣 郑建明
(1.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4)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温州地区窑址调查与考古的不断深入,瓯窑逐渐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提起瓯窑,许多文章都会写到它在西晋时就有“东瓯缥瓷”的美誉,恍惚间让人们觉得瓯窑在历史上曾相当知名。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对瓯窑展开考察研究之前,“东瓯缥瓷”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瓯窑是否真的存在?瓯窑烧制的是什么类型的器物?缥色是什么样的釉色?生产缥瓷的就是瓯窑吗?这些内容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学者考证,只有零星片段散落在历史长河中。
据考证,有关“缥瓷”与“东瓯(窑)”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分别出自潘岳的《笙赋》和杜育的《荈赋》。《笙赋》在描写宴饮场景时提到了“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1],这是“缥瓷”最早的出处。而《荈赋》则提出选择茶具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经》中作“器择陶拣,出自东瓯”)[2],被认为是有关瓯窑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缥瓷”与“东瓯(窑)”虽是同一时期的词汇,但却出自两篇不同的赋文,两者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系。
唐代后,陆羽的《茶经》中再次出现了“东瓯(窑)”的记载。在论述饮茶用碗时,陆羽将越瓷推为首选——他引用了晋杜毓(疑为杜育之讹)《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名句,并在其后作了进一步说明:“瓯,越也。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3]但此处“东瓯(窑)”可能并非是后世认定的“瓯”(今温州一带),且《茶经》中没有提到“缥色”,说明这一时期“东瓯”与“缥色”仍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