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之管见

王 伟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电影电视学院）

很多人一说到纪录片，总能想到三个字——“正能量”。邓小平同志说：“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笔者认为，正能量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永恒不变的人文情怀，它往往是去传递一种关于爱、关于奉献、关于坚持的内涵。

1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

当有人问到纪录片的生命是什么，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真实！”纪录片之所以经久不衰，其生命力也在于真实性，如果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必将失信于社会，失信于观众，也就失去了纪录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通过长期的实践可知，纪录片的真实是相对的，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1]。难道人们看到的新闻影像是不真实的吗？不，他们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是有选择性的，是一种导演对其想表达的思想与目的的一种选择。确切地说，真实本身是一种感受、一种理解的存在。

在长期的纪录片创作实践中，创作者关心的不仅仅是真实本身，更关心的是获取真实的手段，并用这样的手段来讲述真实的故事。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始终牢记作为一名纪录片创作者的道德准则，决不能凭空捏造故事来充当真实发生过的情节，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应当牢记的职业创作底线。例如，笔者在拍摄航发集团的一个系列人物纪录片，当中多数角色都是奋战在研发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每日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简单与重复，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对于平常人来说也是再平淡不过，笔者作为这部人物纪录片的副导演兼摄影，尽可能将这种真实的平凡完整地记录下来。有人问笔者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笔者说：“没有主题就是我要表达的主题。”再例如，笔者曾经拍摄一位八十多岁，已经步履蹒跚的水稻专家。面对老人，一时竟不知道应该拍些什么，已经很难让他到田间地头去拍摄了。这时候笔者看到了老人家中一幅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头银发的老人手拿放大镜仔细地、专注地看一颗秧苗，脚放在木桶中正在洗脚，木桶旁边是沾满黄土的雨靴。于是笔者用影像复原了照片的情境。难道这种摆拍是不真实的吗？不，它是真实的、是打动人心的。

2 情感是纪录片的灵魂

如果有人问笔者，纪录片拍摄中最难的是什么，笔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选题”。敲定选题后，最难的是与被拍摄人以及相关人员的情感基础培养。关于这一点，在创作人物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任何人物纪录片的终极目的都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途径有两种：写命运和写性格。但由于篇幅有限，一般无法去纪录人物的命运，只能转向人物的性格。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创作者敏锐地发现、仔细地体验、用心地感悟，并在这个过程中去捕捉真情的瞬间，从而带给观众更多的触动和反思。2017年，笔者携摄制组来到曾经遭受5·12大地震的北川，拍摄一部关于扶贫攻坚主题的纪录片《废墟上盛开的玫瑰》，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在5·12大地震中失去女儿的父亲。5·12是他心中永远的痛，笔者不可能为了拍摄去揭开别人的伤疤，但就在女儿忌日的那一天，他悄悄来到了女儿的墓前，和女儿说话，唱歌给女儿听，笔者没有毫不打扰，静静地记录下整个过程。通过镜头，捕捉到了最感人的瞬间。如果设计一个这样的场面去摆拍，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笔者也曾跟随上影厂剧组去拍摄著名艺术家秦怡老师的纪录片《美丽秦怡》，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笔者始终都没有去干扰和安排秦怡老师的工作和生活，而是有目的地、敏锐地想尽一切办法去捕捉秦怡老师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毕竟对于一部影片，事件是最能真实体现出人物的具体性格的。两个多月的电影拍摄，秦怡老师在现场时而因使用替身而大发雷霆，时而因陷入故事情节而泪流满面，开拍一个月后剧组的经费出了问题，秦怡老师又焦急地安排上海的朋友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抵押来继续自己电影的拍摄，一个个真实故事，展现了一个最真实的秦怡老师，虽然加大了后期剪辑的难度，但是成片终究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 故事是纪录片的手段

提起过去中国的纪录片，往往人们的第一感觉是冗长、平淡、政治宣传和大量灌输式的解说词，让人们在观看过程中失去了纪录片本应带给人们的感动。如今，纪录片已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故事化也渐渐成为当今纪录片的发展趋势。

人类对故事的渴望是永恒的，人们从儿时便喜欢听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纯地听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窥探欲和求知欲，于是人们开始通过文字和各种新媒体手段来获取更多的故事，并从中得到自己的感悟，故事能影响人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例如笔者曾经参与央视的《探索·发现》纪录片拍摄，拍摄的对象是陕西的兵马俑。笔者镜头所面对的是一座座冷冰冰的兵马俑，如果按照一般的介绍性拍摄，很难感动观众，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情感的共鸣，因此笔者在拍摄中想尽办法讲述一个个古老而鲜活的故事，赋予兵马俑新的生命。比如兵马俑脚下匠人们留下的印记，有关兵马俑被焚烧破坏的历史，每一个俑头长相上的来源等，当创作者触及到千年前人们的思维、触及到人们想法时，会让观众感觉到虽然拍的是兵马俑，带给这些兵马俑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和事。

悬念、细节、铺垫、重复、冲突和高潮等，这些不是故事片的专利，在纪录片创作中也需要得到充分的运用。纪录片和故事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故事片处处彰显着导演的存在，而纪录片却处处隐藏着导演的存在。同样是讲故事，同样是有鲜明的主题，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却是截然不同的。笔者在拍摄央视大型纪录片有关中铁二局拉林铁路朗县段工程时，除了反映工程的规模和气势外，更多的是把镜头对准了工程的建设者们，通过镜头讲述他们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故事，用这种工程建设的伟大与普通工程建设者的默默无闻之间的结合交替叙事，创造一种特殊的对冲感觉，大大提升了打动观众的力量。

讲述故事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顺叙、倒叙、夹叙和夹议等，笔者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深切地感受到在纪录片中讲故事，最重要的是切入点的选择，创作者们在对纪录片创作整体架构时，往往首先进行的是理性思考，而一部纪录片却是感性的艺术，因此切入点的选择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和曲径通幽。笔者在拍摄北川灾后扶贫攻坚纪录片《废墟上盛开的玫瑰》时，面对北川山区的困难和现状，发出“北川人民还能重新站立起来吗？”的疑问，创作者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画面作为媒介，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村里村外一片片盛开的玫瑰。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笔者也经常遇到很多困惑，特别是宏扬正能量的纪录片，往往离不开“高大全”的影子，显得影片“假大空”，往往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以及经费缺乏等原因，所以在纪录片制作中更多地以解说词先行的方式来诱导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观众身上，我认为这恰恰是纪录片的大忌，记录的根本依然是“写实”。无论纪录片的形式如何变化，但创作者对人性的探索永远是不变的话题，纪录片创作者的任务，是更多地搭建人交流的平台。有位纪录片前辈曾经告诉笔者，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是一群思想者、求道者，在他们的创作道路上，永远在追寻人生的真谛。在文章止笔之时，谨借本文向曾经和现在在为纪录片奋斗的创作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