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姨的老街

周然

县城东关的尽头，有一条约百米长的巷子，本地人管它叫老街。据《县志》记载，老街原本的名字叫夜珠坪，当然，这个名字到了今天是没有几个人知晓的。老街这个名字当时起的据说非常随意，只因为沿街都是些破旧低矮的老房子所以当地人应了景就一直这么称呼着。

老街也曾有过它的辉煌，老人们讲，民国时期老街这一带是前朝县衙所在地，街面有近十米宽，周围商贾云集，甚是繁华，算是整个县城的中心地带。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老县衙被政府拆除和人口的减少，这里逐渐变得萧条起来。最荒凉那几年，连县城周边山上的野猪、山鸡这些野生动物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来往的踪迹。按理说，这个地方也就慢慢沉沦下去了，可县城的居民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私下里议论说这片地方是当年县老爷找人看的风水宝地，住在这里肯定好。再加上不知谁在私下吹嘘说自己自从搬到这里之后，儿子被提干，女儿被表彰之类的好事连连，于是乎，几年间县城里很多人都纷纷把房子迁到了这里。那年头城市基本没有什么规划，乱建乱盖比比皆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这里已从一条原本宽阔萧条的马路变成了一条被各种结构房子围起来的巷子。

我们家彼时也加入到这场小型的“迁徙”中，1977年，爷爷奶奶带着我们一大家子人从城西搬到了这块“风水宝地”。凑巧的是，萍姨也是在那年的冬天来到这里的，于是，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老街和萍姨总是很容易就联系在一起……

儿时记忆中的萍姨长得瘦小白皙，五官精致，一副典型的南方姑娘长相。在我刚刚懂事能在家门口附近到处跑的时候，萍姨的身影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彼时我只记得她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阁楼上，话不多，而且长得很好看。萍姨那时候一直都是一个人来往，印象中她几乎每天拿着一沓报纸在老街四处走动（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她的工作）。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在自家门口晒太阳，不好的时候就在自家阁楼上听广播。有时候遇到我们这些街坊小孩的时候，萍姨也没有像其他街坊那样来逗我们玩，只是傻傻地看着我们笑。

“妈妈，那个漂亮阿姨为什么没有结婚啊？”儿时的我问过母亲。

母亲欲言又止。

这时候一旁的奶奶插话了：“离她远点，她那儿不好。”奶奶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甚是神秘的样子。

自那之后，每次我和一群小伙伴见到萍姨时，总是从她身边绕着经过，甚至不敢多看她两眼，像是躲怪物一样。萍姨似乎也没有察觉到这一切，依然看着我们乐呵呵的笑。慢慢地时间久了，我们发现萍姨并没有家人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她只是不怎么说话。

“肯定是个哑巴。”小伙伴中不知谁说了这样一句断论，并很快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于是渐渐的，孩子们也就不再避着她了，改成了奚落。

“哑巴姑，哑巴姑，长得好看不如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中比较调皮的几个开始喊着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这个顺口溜。刚开始是背后喊，直到后来他们当着萍姨的面远远的也在喊。当然，我也在这群孩子之中。

萍姨哭了，一群孩子把她奚落的像个无助的小姑娘，她跑回自己的阁楼上，两天没有出门。

这件事最终惊动了街道办公室的吴阿姨，吴阿姨把我们这群小孩的家长叫到一起说明了相关情况。回去后，父母们又用各种鸡毛掸子或是戒尺把这件事“反馈”给了我们。

父母依然没有告诉我萍姨的身世，只是告诫我以后见到了她要尊重一些。自此之后，每次我遇见萍姨就开始喊她萍姨了，也知道了她的大名叫赵一萍，然而，我知道的事情也仅限此。

关于萍姨的身世随着我渐渐长大越来越好奇的，但父母总是训斥我说小孩子打听这些没用的干嘛，所以，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才偶然在大人们聊天对话中隐约听到了关于萍姨的一些情况。

很多年前，她从南方来到这里，因为相貌出众被推荐去了县剧团，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跟县城一个叫王智的年轻人谈起了恋爱，然而这场爱情一开始就遭到王智家里极大的阻挠。王智家在当地还算条件不错，加之王智又在国营厂工作，萍姨一个外地前来身份又不明的小姑娘肯定是配不上王智的，因此王家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跟家里耗了整整两年，小伙子彼时陷入了两难抉择，最终，他在拗不过家人又无法继续面对萍姨的情况选择了逃离，离乡去当了兵，远离是非场。

然而，王智的负气出走最终让一直苦苦等他的萍姨崩溃了，王家对她的强大施压和爱人的离去，让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她几乎是在一夜间精神失去了支柱，开始变得有些神志不清。几个月后，另一个打击从天而降。王家托人给她送来消息，说他们的儿子不久前在老街前线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萍姨如遇晴天霹雳，那时候她的精神上已经完全崩溃了，恍恍惚惚中她只听到“在老街”几个字，凭着脑海里的一丁点意识，她就来到了县城里的这个“老街”，每天在老街的街口默默地等待着爱人的归来，而这一等就是八年。

在等待的那些年里，起初因为情绪受到太大刺激，她经常会有过激行为。比如见到和王智年龄或是身材相似的人她都会情绪失控的上前抱住人家又哭又闹，弄得老街的街坊们都出来围观。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家会让自家孩子都躲着她的原因，不过后来随着住在这里的邻居们渐渐知道了她的事情后，情况也都慢慢好了起来。

在萍姨最无助的那段时间，是街道办公室的吴阿姨站了出来，拉了她一把。萍姨和王家的事发生后不久，县剧团就跟她解除了劳动合同，只是把剧团宿舍的一个破仓库给她作为临时住所。萍姨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虽然萍姨长得如花似玉，但小城的青年们已经没人再敢娶这样一个姑娘。然而萍姨自己全然不顾这一切，她每天依然早出晚归，从城西到城东走几里路，就为来到老街街口默默地等着，风雨无阻，吃饭更是饥一顿饱一顿，过得很是凄惨。时间久了，街道办公室的几个大妈看得心疼，吴阿姨在听说了萍姨的事情后非常感动，于是她自行牵头，先是给萍姨在街上寻到了一片住处，之后又给她安排了一份在社区送报纸的轻松工作，赚钱不多但足以她糊口。

就这样，萍姨算是在这里安顿下来。

“苦命女人啊！”多年后，我向已经退休多年的吴阿姨问起关于萍姨的事情时，她这样感叹道。

等到我上中学之后，就开始过起了住校的生活，每周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才回到家里。我见到萍姨的次数开始变少，几乎一两个月才见到一次，她的精神相比以前倒是越来越好了，不再那么恍恍惚惚，有时候甚至能跟人说上几句话，互相问好之类的。有一次我在返校路上遇到刚刚买菜回家的她，我像以往一样亲切的喊了声萍姨，她点头致意的同时还问了我在哪上学，学习怎样，我一一做了回答，又寒暄了一两句她便转身走了。

萍姨转身远去的时候，我看着她提着菜篮子步履蹒跚的样子，心里莫名的不好受了一下。

想想也是四十多岁的人，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等到我去外地上大学的时候，萍姨的状况已经更好了。2006年，我家搬离了居住几十年的老街，也是在同一年，萍姨跟多年前曾经照料他的护工大叔在一起组建了家庭，两人没有再要孩子，也没有离开小城，只是守在一起平静的生活。

老街不再是她的精神寄托，而成了她的生活依靠。

后来，我曾问过母亲和吴阿姨关于萍姨身世更多的事情，比如她从哪来？为什么会一个人来这里？她的亲人在哪？母亲对于这些问题不置可否，她只是说听说萍姨家是南方某个地方的，因为文革抄家她被送到了这里，而知道更多的吴阿姨则在我提出这些问题后笑着跟我说了句。

“知道了，又能怎样，一辈子不也都这样过去了。”

2017年，作为县城棚户区改造的主体之一，老街迎来了它的整体拆除，这片县城最大的棚户区将在此之后成为历史。这一年，萍姨搬离了这片她守了十多年的地方。

最后一次见到萍姨是几个月之前，我路过老街的时候在那块熟悉的街口看见了她，这次不再是她一個人，身边多了一个打扮朴素的大叔。大叔拉着她的手，两人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老街里挖掘机的轰鸣。

“萍姨。”隔着老远，我喊了她一声。

她转过头，露出惊奇表情的同时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和以往都不一样，没了记忆中的僵硬，多了些许岁月的沉淀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