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研究

摘要：

思维方法是实践主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着眼原则与逻辑理路，是不断增强理论与实践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首要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科学把握使得思维方法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日益成为现实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各项战略部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内的思维方法体系。该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有效拓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方法论内核。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治國理政；思维方法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6.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6-0023-05

思维方法是实践主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着眼原则与逻辑理路，是不断增强理论与实践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体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内在的、必然的、深刻的方法论要求，深刻洞察唯物辩证法的践行准则，多次强调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将思维方法问题作为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哲学命题独立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论要求，继承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1]在内思维方法体系。

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的基本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不是由单纯现实需要驱动的实践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理论实质、扎根中国大地并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文化滋养、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信念支撑的认识系统与方法系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要形成对事物发展本质、特征及逻辑、进程、规律的正确认识，思维方法势必要与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社会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导与逻辑路径，从对立统一的“结合”视角科学把握社会现实，他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2]。他不赞成盲目附庸西方理论的民族适用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质特征、历史生成深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以经济全球化问题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溯源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性之所以出现的经济过程的客观科学揭示：“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叙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从本质特征、历史逻辑和整体过程等内在本质角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精髓，体现了基于理论认同而形成的深层次理论自觉。

第6期孔翠萍：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

2.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思维方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作为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体现，一定的思维方法植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实践主体为之持续奋斗的理想视域中遵循特定的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目标上始终高举共产主义的理想旗帜与价值体系，在主体价值上始终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服务为价值实质，在现实问题上始终围绕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践，历史地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以毛泽东、邓小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维方法论问题上的宝贵历史经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4]，“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5]。习近平总书记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和人民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及时代问题出发，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系统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论迸发出新的时代魅力和实践张力。

3.更加注重战略布局与实施的精准性、系统性、创新性与协同性

随着基础性经济发展任务的历史性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实践逐步实现了由厘清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方向性选择向谋求精准路径解决与纵深探索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历史进程使得社会问题和发展矛盾日益交织并呈现叠加作用的特点，要求必须从历史地、现实地、辩证地、本质地等多条认识线索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分析研判。“无论是夯基垒台还是攻坚碰硬，单项改革都难以自主推进，而又有赖于其他改革的协同、配套和支撑，诸多改革事项是互为条件的”[6]，作为认识方法和实践智慧的思维方法问题日益成为正确把握内在关联及增强发展合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论面临进一步与时俱进的历史任务与实践主题。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握现实需要的历史性变迁及其方法论变革的基本规定性，揭示了基于关系调整和整体布局的顶层设计对发展效能的正向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及深层次逻辑理路，更加强调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注重战略布局与实施的精准性、系统性、创新性与协同性。

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维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问题，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精准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各项战略部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多次论及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等思维方法，并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全面执政建设总要求，这是对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法体系的理论总结与完整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思维方法的分立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既有自身独特的认识路径与理论内涵，也相互融通、内在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实践。既内驱于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协同性的实践主体需要，也对社会现实提供有效的科学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多重互动中产生了理论思维极富张力的实践效应。

1.着眼于全局、整体及长远发展的战略思维

作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前瞻性思维，战略思维的现实价值是由战略问题的方向性和根本性地位决定的。战略思维基于战略着眼的整体性、全局性以及战略谋划的科学性、长远性、整体性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的战略主动。“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按照新要求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7]。小康、改革、法治、党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新时代纵深发展的有力抓手，延展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他同时着眼国内国际大局的交互联系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视野中布局新时代的外交格局、谋求人类共同问题的协商解决。“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中国的治国理政问题，都不能脱离今天的时代变动特点，远离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8]。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不仅体现在对道路、理论、方向等根本性问题、方向性问题的战略把握上，也体现在对未来发展的引领性、前瞻性规划发展上。他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历史要求，突破眼前框架的时间轴距，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历史性实现，党的十九大更是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成就与结构问题，准确研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宏观勾勒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发展蓝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大篇章推向新时代。在思维方法体系中，战略思维因决定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而具有根本重要性，是制约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实践效用发挥的起始性前提。

2.以识变、应变、求变为基本逻辑的创新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遇到的问题会更新、矛盾会更大、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特点会更多样，‘新思想就要回答和应对这些新矛盾的新特点。如果抓不住新时代矛盾的新特点，其必然影响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推进‘四个伟大的新实践”[9]。创新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其现实驱动力在于解决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的直接需要。在创新的问题上不仅产生了有关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也产生了关于对待创新的主体应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推崇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的基础上将创新提高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层面去认识，强调实践主体要在“识变”、“应变”、“求变”的基本逻辑中把握发展机遇、实现战略主动。创新的意义体现在其是贯穿性的基本发展动力，而创新思维正是基于创新的重要意义以及实践主体的现实需要而对如何创新问题的逻辑解答。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将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逻辑起点，指出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梯次进展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坚持全面创新观，将全方面和全过程的眼光观察创新的适用领域，作出了推进理论、实践、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全方位创新；以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为考量，“顺应时代要求，破解时代难题，坚持根本和发展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以变制变、以新促新、实现‘时代—实践—理论良性互动”[10]，将创新牢牢立足于现实基础和矛盾解决之上。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对长期羁绊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难点问题，将“中国梦”建设为新时代的精神统一战线，针对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的质量与水平。

3.着眼于多重对立统一全方面施治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要求全面准确理解事物发展态势，要求正确理解历史与现实等多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多方面全方位分析对比中精准把握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其转化发展趋势。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这一富含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和语言形式典型地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今”辩证关系的思考以及鉴“古”“知今”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以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为认识方法论实事求是地、准确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将对“古事”的借鉴融入到执政规律的探索中，赋予历史智慧以实践意义和时代内涵。“在指导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党历来强调，改革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都有一个对立统一问题，都需要通过准确把握矛盾对立统一的平衡性，在平衡和不平衡相交错的波浪式发展进程汇总，促进矛盾的良性转化，进而推动改革的发展”[11]。习近平总书记在整体着眼的基础上更加看重内部各要素间内在动态平衡，构建起有效发挥系统要素间作用的合力系统。其辩证思维还表现在对各项战略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把握与处理上，如在法律和道德内在关联及其统一的看待问题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历史经验教训而实现的否定之否定的有机结合，同时彰显了法治方略的刚性、客观维度與德治的激励、张力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深刻的辩证思维。即‘变与‘不变的统一，‘国内与‘国际的统一，‘全面与‘精准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党委主责与全党动手的辩证统一”[12]。

4.凸显制度刚性制约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法治观念、体制改革和程序执行的“三位一体”，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与实践需要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方法论改革源于改革实践深入发展的客观情势，源于对改革认识不断深化的内在要求，源于优化改革效果的现实需要”[13]，习近平总书记洞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法治维度上的环境与保障要求、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规范与持续诉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建设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制度保障提升到法律约束的更深层次，将凸显法律制度刚性规范作用的法治思维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关键主体，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全面建设目标。法治成为基本的规范方式与治理方式，法治思维的贯彻和运用要求首先树立对法治与法律的正确态度，并将之内化为对实践主体的自觉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法治方略与法治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14]。刚性制约强是法治思维的本质特征。以法治思维推进党的治理是与依法治国同样重要的战略工程。在治党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明文法律的基础上将“法”的内涵拓展到规则、规矩的深层次角度，兼顾明文规定与隐性惯例双重角度统一的理解，在刚性约束的前提下具备了向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可延展性，对党的政治生态治理具有刚性约束和必须遵循的重大意义。

5.防范风险矛盾并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以唯物辩证法矛盾转化的观点方法全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壞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好的结果”[15]。风险矛盾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出现是事物内外矛盾交织作用的客观结果，然而对于实践主体来说，可以通过实践能动性的发挥，尤其是对风险矛盾的自觉防范牢牢构筑战略发展的主动权。“底线思维要求行为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客观地设定最低（最坏）目标，其目的不是以实现这一最低（最坏）目标为满足，而是以‘严防死守的态度、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在遵循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向往更高更好地目标愿景，以实现由‘坏向‘好和由‘低到‘高的矛盾转化，这是底线思维的精髓”[16]。纵观党和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发展历史，毛泽东尤其在风险的自觉防范和由坏到好的实践转化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底线思维方法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赏和继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拓展了底线思维中有关矛盾风险具体表现和内容的认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五个“更加自觉地”涵盖伟大斗争的基本内容，分别涉及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等的重大危险的自觉斗争，不断将思想层面的忧患意识向实践层面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伟大斗争转化，既避免了只看到成绩和进步的片面性，又避免了精神上为忧患所困、实践上将忧患极端化的弊端；在认识层次上，认识到危险矛盾潜在的结构性问题，多次提出“系统性风险”、“颠覆性错误”、“风险综合体”、“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等重要论断，将早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整体上对重大风险有所准备的底线思维深入发展到内在、系统的肌理分析角度。

三、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的历史地位

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从理论到方法全面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需要。这使得厘清具体结论与活性灵魂的任务变得尤为突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究竟应当坚持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则应当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批判性思考”[17]。毋庸置疑，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活性灵魂，具有颠扑不破的实践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和方法精髓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中国实际的现实要求与历史文化的客观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经验以及中华民族身份认知自觉的有机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事物本质、逻辑及进程角度深度认识事物的方法精髓，也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时代凝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2.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时代化呈现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充满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通过实践产生对事物外在和表面现象的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思维分析，形成对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由实践检验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18]。实事求是的要义在于通过对现象层次的深入分析，在理性具体中深刻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客观规律，在实践布展中按客观规律办事，走历史必由之路。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开始就致力于通过对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深入分析形成对新民主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然而，实事求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地坚持实事求是，对思维方法提出了内在地、现实地、必然地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形成与发展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逻辑延长线上。值得注意的是，实事求是是一个总体的思想路线与认识路线，说明了主客观互动的基本原则与作用机制，是根本的统摄性的要求，从总体上规定了主客观多重互动的基本逻辑，战略思维等具体思维方法则在具体问题上形成有自身特质的着眼基点与逻辑理路，顺应了实事求是整体方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如战略思维是对根本性问题、方向性问题的全局性把握，历史思维是对历史渊源与发展基础的自觉认识与反映，底线思维是对系统性风险矛盾的辩证施治。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发展的战略方法

纵观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整体过程，不难发现，重大的历史教训必然包含着思维方法论的重大缺陷，而重大的理论创新发展也必然是以科学的思维方法论为前提的。在历史性、整体性、革命性变革日益成为社会现实的新时代，尤其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正确把握时代问题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9]。习近平总书記治国理政的思维方法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政治领导本领的根本方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发展的战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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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