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流域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的脱贫路径

张慧芝 刘月

[摘要]滦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中的七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又属典型的生态贫困区。滦河流域是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为京津唐等城市的水源区，其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而历史上由于清代陪都建设、近代人口迁徙、殖民化经济、水环境问题与流域牧业退化，加上“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的加剧，对该地区生态造成较大破坏。对此，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并结合学理分析结果，建议适度恢复河运可以使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内力的培育、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结合起来，从而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

[关键词]反生态贫困;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内河航运;滦河流域;脱贫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11-07

对贫困问题的认知，与一般思维规律一样，也是先看到了“果”、感受到了危害，再逐步去溯源探究“因”——经济贫困最为直观，也是最早关注的，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文化贫困、生态贫困在其中的根源作用得以重视。与之相应，国家战略也从城镇化外力引领，走向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及外力引领与内力培育的兼重。反生态贫困是乡村绿色振兴的前提，与“青山绿水”的民族复兴梦交织，意义重大。滦河流域的7个国家级贫困县，一方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具有典型的因生态衰退而引致区域贫困之特征，20世纪70年代之前内河航运是其主要交通方式。因之以河运为介入点，对反生态贫困的实施路径展开个案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滦河流域贫困地区的生态特征

滦河流域地缘位置较为特殊，像一条楔子插在华北、东北、蒙古地区和渤海湾四地之间[1]。截至2017年，流域内有沽源、平泉、滦平、隆化、丰宁、围场、宽城7县属国家级贫困县。曾为清代“陪都”的承德地区，辖区7县中除最南端兴隆1县，余者皆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县多位于京津的供水区、风沙源区，属“环京津贫困带”，属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其中后3县是满族自治县，其他县亦有多个满蒙自治乡。

（一）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

7个国家级贫困县位于北纬40°17′至北纬42°40′，属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形地貌以山地为主。在自然地理基础上，逐步生成了多民族聚居区、农牧兼营区，及京津水源区和风源区等特征。

贫困县以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承德市为中心，大致呈扇形向北、西北、東北延展分布，集中分布于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与燕山山脉之间，以山地为主，即使是地势相对平缓、开发较早的平泉县，民谚也称“七山一水二分田”。除滦河水系干支流多发源于这一带，潮白河水系和辽河水系部分支流也发源于此（详见表1）。

围场县是滦河正源所在，丰宁县和沽源县则分别是潮河、白河的正源所在;此外，围场、平泉两县还是西辽河支流的发源地。成为河源区，除了地势原因，更需要优良的生态环境，如围场县是清代举行“木兰秋狝”的地方，林木葱郁、水草茂盛;丰宁县得名则是乾隆皇帝御赐，取意“丰阜康宁”。地势、地下水位、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等特征，是沽源、围场、丰宁等7县成为滦河、潮白河、西辽河三条水系干支流的主要发源地的自然地理基础。从水生态、水资源视角，除滦河水系与京津唐及整个渤海湾地区密切关联，潮白河水系也是北京的母亲河，西辽河水系则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策源地。简而言之，滦河流域这7个贫困县的区域生态功能举足轻重。

（二）京津唐等城市水源区

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是密云水库，水库上游两大支流是分别发源于沽源县、丰宁县的白河和潮河，与滦河位于同一河源区。1960年9月水库建成时是向京津两个城市供水，1982年引滦入津工程完成后停止向天津供水。此外，从引滦入津、引滦入唐两大工程名称，可知通过跨流域引水，滦河成了天津、唐山两座城市的母亲河。

为确保京津唐等城市水、电供给及减灾，目前滦河流域上中游共存有4座大型水库、12座中型水库[2]，其中庙官水库、潘家口水库2座大型水库，闪电河水库、丰宁电站、钓鱼台水库、黄土梁水库、窟窿山水库、大庆水库、三旗杆水库7座中型水库，集中分布在流域内除隆化县外的6个贫困县辖区内。其分布及主要功能详见表2。

（三）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

地缘位置与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流域人口构成的多民族聚居性，因中游的承德是清代前中期陪都所在，就使这一地区成为满族的重要聚居区域。1952年8月以后逐步设立的120个民族自治县中有13个满族自治县，目前2个撤县改市，余下11县中4个位于滦河流域，其中3个（围场、丰宁、宽城）是国家级贫困县。滦河流域其余4个国家贫困县中，滦平县有9个满族乡，隆化县有8个民族乡（6个满族乡、2个蒙古族乡），平泉县3个满族乡，沽源县有1个回族乡。

随着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撤县改市、撤乡改镇成为一种趋势，以平泉县为例，民族乡由1987年8个、减少到2013年的3个，其余皆改为镇。行政区划的这一变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诚然也有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的成分。尽管如此，目前这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与农牧交错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相一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不仅种植业结构以谷子、大豆、玉米、土豆等高寒作物为主，且集约化、专业化程度较低，生产方式依然粗放;

（2）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目前河北省省属的3个牧场中2个位于滦河流域，分别是位于沽源县、围场县的沽源牧场和御道口牧场。

二、生态贫困是滦河流域致贫的根源

生态贫困是贫困的一种类型，是因生态环境供给力小于生态需求而引致的区域贫困，集中发生于生态脆弱区，成因无外两大类：（1）是系统依赖的自然条件变化，生态供给减少、或供给发生变化;（2）是因生态系统内部的人类活动的作用，它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承载阈值，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对脆弱生态的过度掠夺。

（一）流域生态问题近代以来持续加剧

滦河流域的生态贫困具有典型性，生态供给减少主要自然因素是气候，15世纪以降进入明清小冰期，气候进一步寒旱，加剧了生态脆弱特征、生态承载力也因之降低;与此同时，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也造成了过度消耗。人类活动特征，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清代陪都建设及短期内兴衰剧变的生态后果。承德从清初只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3]，在半个多世纪迅速扩展到民户已“不止于万，俨成大邑矣”[4]，是政治外力催生的畸形繁华，大量外来人口聚居于此，远远超越生态系统承载力;旋即随着“陪都”政治使命的式微，来自流域之外的物质供给减少，只能进一步加剧对本地生态的索取。

第二、近代人口迁徙和殖民化经济对生态的破坏。同治、光绪在位期间，面对“木兰秋狝”衰落和口内人口压力，围场逐步开禁放垦，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部放围招垦后，1937年的人口是1907年的5.07倍[5]，“虽然是三十度以上的倾斜地，也无可再耕”[6]。庞大的移民为解决柴薪、温饱等生计问题，活动范围不得不向生态脆弱的河源区逼近。

第三、20世纪中后期以来持续的“生态抑制”。随着京津生态问题的持续加剧，滦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又与“京津生态腹地”这一身份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水库等蓄水、引水工程，成为了京津的“水源地”。20世纪末沽源等县又被界定为京津重要“风源区”，又承担起保证、优化京津空气质量的生态责任。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由之被套上了“紧箍咒”，服从京津的生态需求的大局，畜牧业、种植业及现代工矿业等均受到抑制，于是在生态贫困导致区域贫困的老问题上，又增加了人为的“生态抑制”下的区域贫困。

（二）水环境问题与流域渔牧业退化

北纬40度左右有“黄金牧场”之称，滦河流域7个国家级贫困县位于北纬40°-42°间，历史时期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清代前中期承德兴起之后，在种植业迅速扩展的同时，依然是“木兰秋狝”皇家围猎的场所。但随着期间及此后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的不断趋重，特别是径流量减少乃至河道干涸，迄今7个贫困县的农业结构已经出现异化，主要表现为牧场退化、由牧转林，渔业转向水库等。

首先，牧场退化。闪电河、小滦河是滋养沽源牧场和围场县的御道口牧场的主要水源，目前两个牧场尽管依然是河北省仅有的3个省属牧场中的2个，但随着闪电河水库截流蓄水、小滦河谷地侵蚀加剧，牧场依賴的水资源逐步减少，加之保护京津生态的责任，两个牧场逐步由牧转林，转向多种经营，如御道口牧场1999年御道口牧场成为国家“再造三个塞罕坝百万亩林场”项目区之一。

其次，渔业退化。20世纪中期以来，为保证天津、唐山等城市对水资源需要加大了工程调水，流域内水资源供给出现不足，进而发展到生态供水不足。20世纪后期为确保京津空气质量，增加了风源区定位，“生态抑制”更为严格。如位于邙牛河上游的窟窿山水库，为加强京津两市上游水源地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全覆盖水库上游两个乡镇，严禁工矿企业，为解决生计只得另辟蹊径，利用水库进行淡水鱼类养殖就是之一，水库功能由初期防洪、供水为主，逐步向防洪、蓄水、养殖转变[7]。

（三）“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加剧

1994年经济学家Grant·J·P提出了“PPE怪圈”，即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之间的恶性循环[8]。近年淮河流域有一首民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描述了淮河“死亡”过程，“身心受害”4个字折射出生态恶化、经济衰退对居民身体、精神的双重危害。

第一、经济贫困导致人口素质降低。清代中后期承德的衰落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流域文化的衰落，早在19世纪中后期，滦河流域内普通民众就开始逐步感受到生态系统衰落带来的问题：灌溉、航运范围减少，水害频次、危害渐增。土地、河流的生产力下降，居民会疲于奔命，文化艺术等发展便会受到制约而出现文化贫困，一些走投无路的居民便成为土匪、流寇，逐步失去了“俗同京师”的文化特征。20世纪中期滦河流域被划归河北省，但它距离京津比省会石家庄更近，空间边缘化加剧了文化的疏离。至今承德农村劳动力基本学历多为小学和初中[9]，科技文化素质低，生产生活“粗放”，小富即安、不谋创新。

第二、文化贫困反作用于生态贫困、经济贫困。滦河流域的居民在适应经济贫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的与贫困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体系，譬如上文提及的“粗放式”生产、生活方式，不重视教育、不思创新、不谋改变等，这些特征一旦形成，不仅对贫困地区的居民，且对其后裔和周边地区都会产生直接影响，由生态环境的贫困引发的经济贫困、再进一步引发文化贫困，在流域生态系统中恶性循环、形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固化地区贫困。

三、河运适度恢复与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

依据河北省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近年承德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在拉大，由2010年相差10286元到2016年相差16120元，农民增收较为缓慢，与7个县中6个为国家级贫困县态势一致。农民人均收入不仅与东部沿海地市相比差距巨大，2012年被同类型的张家口超过;2016 年比张家口地区低505元，其中围场县和隆化县人均收入最低，这与前文论证的“生态贫困”的多米诺骨牌、波浪式演进的特征一致。

（一）滦河流域河运适度恢复的可行性分析

关于历史时期滦河内河航运、河海联运的范围，学者此前曾做过分析[10]，滦河航运的衰退、停止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清代可以上行到今内蒙古境内的多伦县，民国时期还可通航上溯至隆化县的郭家屯镇。自20世纪80年代滦河上中游大型水库的修建以及下游农业用水量的激增，滦河下游水沙锐减，至2000年桃林口水库修建后，滦河断流趋势日益严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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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性的学理分析与国际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交通近代化是区域近代化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火车、汽车的发明，出现了近代陆路交通对内河航运的替代，如20世纪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铁路扩展、水路萎缩的情形，近现代中国重铁路、轻水运情形与之类似。值得关注的是，内河水运功能的衰退与河流生态问题之间的互动，水问题是水运式微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实用主义思潮下水运功能趋弱，成为漠视河流生态的直接诱因。

1957年英国宣布泰晤士河“生物学意义”已经死亡，经过60多年的生态修复，目前来自泰晤士河的水经过沉淀、过滤到达伦敦后，可以直饮。新世纪以来，美、日、欧盟等皆对内河航道重新开发恢复，如欧盟绿色交通体系“马可波罗计划Ⅱ”（2007）、“泛欧交通网络（TET-N）”（2009）、交通发展“白皮书”（2011）等，通过制定系列运输政策和措施，把货物运量向内河转移，达到降成本和环保双赢。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对内河航运的重视与恢复的成果，表明我国20世纪60、70年代逐步消失的内河航运，是有望逐步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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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国内的实践成效及对滦河流域的借鉴意义

我国北方地区的黄河、海河水系等，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出现断流、且范围不断扩大。以塔里木河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大西海子水库建成后，因水库直接截留、上中游无节制用水，及水库和上游无序开荒和对周边小气候的影響，再加上气候转暖、河流处于荒漠地区等自然因素，从1972年开始出现断流，此后断流范围不断扩大，致使干流区生态结构日趋恶化，成为制约该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12]自2001年起，开始输水并对流域实施植被恢复等综合治理，近年“台特玛湖周边地区由于水资源的补充植被生长状况得到改善，使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改善。”[13]此外，与滦河区位接近的有永定河、潮白河等，前者20世纪70年代之后上游断流，后者到21世纪初干涸，近年通过生态补水、流域综合性治理等举措，生态系统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

滦河流域水环境修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是受到“京津生态腹地”功能定位的制约;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京津、解决京津的生态问题，也必须在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南水北调”工程的逐步落实，必然会逐步减少京津等城市从北方流域的取水量，有望从源头缓解滦河等河流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二）河运适度恢复与流域绿色治贫内力的培育

目前滦河流域生态修复问题迫在眉睫、势在必行，鉴于水资源在流域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及滦河流域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特征，以内河航运为介入点，或曰为抓手，通过流域内部分地段水运优先恢复，带动旅游业、生态农业等产业发展，将生态修复与经济收益密切关联，以期实现生态修复、经济发展及文化培育三者之间的正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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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

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贫困经济学”概念：“土地本身不成为贫困的关键因素，而人是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效益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14]，认为造成贫困的关键因素不是土地贫困，而是人贫困，人的素质在贫困成因中的主体作用被归结为“文化贫困”。当一个区域文化呈现贫困态势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居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退化，及在二者影响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后，特别是“粗放式”的生产、生活方式。

文化贫困成因复杂，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现实、内因与外力交织在一起，治理内在的文化贫困较之外在的经济脱贫更为困难，不仅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且只有外力帮助是无法完成的，只有贫困者思想深处的落后、愚昧慢慢被先进、科学的文化“化”去，才能实现。在这一文化“化”人的过程中，就须考虑适宜被化者接受的内容及路径。譬如，形成于游牧、农牧时代的优秀传统生态思想，再如将中心城市与偏远乡村连接在一起的自然力量——内河航运。

作为最古老的交通方式，水运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文明形态，从上古“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到现代陆路交通依然受河谷地形制约，以及“河流廊道”凭依其“自然力”“传统力”迄今在上下游之间依然起着无法替代的通道作用。从文化层面分析，不仅下游工业文明巨大的生产力可以反哺上游生产力之不足，上游农牧区“天人合一”“人水相合”等传统生态意识，同样对下游地区的“工业主义”思潮起着修正、遏制作用。可见，内河航运的适度恢复不仅功在经济脱贫，更在优秀生态文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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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河航运与“自下而上”反贫困内力的培育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提出没有内在治贫、脱贫的动力，只是依靠外部帮扶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15]国际经验亦如此，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新村运动”，[16][17]日本为解决现代城乡差距，1955年至1970年代末开启的三次新农村建设，[18]都十分重视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养等“由下而上”内力的提升。农村振兴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内力，所以外力如何科学地引导、作用并促成内力的生成，就成为决定乡村复兴的关键。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发展乡村振兴的内力、以补外力强制拉动之不足，各级政府制度及智力、物力的支持是必须的，但把“外力”转化贫困地区居民的可以切实感受到、并可以发挥主人翁意识的“内力”，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抓手”。内河航运是以自然河流为纽带，将山区与平原、乡村与城市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自然力”，加之内河航运历史悠久还具有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体系，在区域经济结构中所不具备的“传统力”，因此它在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中所起的内核作用，实践性、可操作性，应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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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运与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决定了滦河流域不仅是清代的陪都，更是现代京津唐等城市的生态腹地，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何通过内河航运推进绿色交通、绿色经济发展，在绿色基调下，解决“环京津贫困带”内部发展不充分问题、解决贫困县与京津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打造京津绿色生态腹地，实现“城市—腹地”生态、经济、文化多领域的双赢，就成为核心问题。

绿色生态腹地的培育，首先要遵循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战略目标，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质量、文化重构等实施，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修复的自然基础之上，而水环境修复又是生态修复的基础。此外，还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承德市作为滦河流域的中心城市，面对辖区内有个6个国家级“生态贫困”县，如何切实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视角起到区域中心引领、带动作用，滦河水运的“自然力”“传统力”就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城镇化背景下新的乡村重构，发展至今问题多多，如何解决农村“生态-经济-文化”复合贫困问题，可谓任重道远。现代城市与其周围地区之间在发展上的共生关系愈来愈突出，但是這种共生应该是互利、双赢的，应该在组织关系上和空间上逐渐地结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单元。鉴于河流廊道“点-轴”结构在区域信息散播、物质贸易、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系统作用[19]，适度恢复内河航运，人力与自然力合一，使民族聚居区重建真正体现绿色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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