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佛教的日本化

车菲菲

(北华大学 东亚中心，吉林 吉林 132013)

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佛教的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主，主要有韩国的金煐泰和金得榥。金煐泰在其著作《韩国佛教史概说》[1]中对韩国近代佛教的脉络进行了梳理，而金得榥的《韩国宗教史》[2]对日本统治下的韩国佛教及日本佛教在韩国的布教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佛教充当了其对外扩张的工具，韩国佛教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两部书也堪称佛教史的力作。此外，崔万吉的《韩国现代史》也论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化殖民政策，对日本的宗教政策做了简单梳理。

国内学者何劲松对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佛教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韩国佛教史》[3]一书对朝鲜总督府的佛教政策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分析和论述。在其另一本著作《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4]中，阐述了日本控制韩国佛教的原因、措施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成果，如何劲松的《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佛教》[5]、金东勋的《韩国宗教文化略论》[6]、潘畅和的《韩国佛教的嬗变》[7]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情况，仍可发现有些许不足之处，如没有专题研究，研究尚可深入等，而本论文旨在重点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佛教日本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自1876年日本派军舰至江华岛之后，日本佛教界就竞相到朝鲜传教，以配合政治上的军警恐怖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加强对朝鲜民族精神和文化上的控制。1910年8月日本迫使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佛教实行同化政策，韩国的佛教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受到朝鲜总督的支配。在韩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当局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措施，企图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控制和同化韩国。

一、朝鲜总督府的30本山(或31本山)时期

从门户开放之后，日本就积极促进日本佛教侵入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的净土宗、真言宗、曹洞宗、一莲宗等宗派纷纷侵入以开放港口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企图达成与朝鲜佛教的合并。特别是曹洞宗拉拢圆宗等部分朝鲜亲日的宗派达成欺骗性的联合协约(1910年)，但因了解真相的僧侣反对而以失败告终。1911年6月3日，日本制定并颁布了全文7条的朝鲜总督府《寺刹令》(朝鲜总督府制令第七号)，这个《寺刹令》强化了光武六年(1902年)寺刹令的精神，保障寺刹财产和布教安全；本山有权制定僧规、法式，但须经朝鲜总督认可；对寺刹财产的处理施加了限制。同年7月8日，日本又发布了《寺刹令施行规则》，使朝鲜佛教教团形成为朝鲜佛教30本山，分成为30个教区，各置住持，本寺下置末寺，三十本寺共下辖1 731座末寺。日本通过《寺刹令》来束缚韩国佛教，置于其支配之下。从1911年11月起，30本山的第一任住持一一得到认可，从第二年(1912年)开始，依据《寺刹令》逐步建立了相应的体制，将朝鲜佛教称为禅、教两宗，统一了至今为止的宗派之争。在元兴寺设置了30本山会议所，而且，30本山已分别制定寺法，在本、末寺施行。各寺寺法的内容基本都一样，均包括总则、寺格、住持、职司、会计、财产、法式、僧规、布教、褒赏、惩戒、摄众、杂则等13章。

虽然《寺刹令》的实行对保护和扶持佛教有不少好处，但终究是日本利用宗教推行殖民政策的手段。《寺刹令》要求把寺刹处理重要事务的权力由山中长老的会议交给住持，使住持专横营私的事情增多，造成了寺刹内部矛盾的激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韩龙云组织的废除《寺刹令》的朝鲜佛教青年会(后成立了政党)，反对住持专政，主张政教分离等，反《寺刹令》运动推动了佛教的变革。

为了布教和教育事业共同的一元化，1914年末，30本寺住持召开会议，制定了联合条例，拟定于觉皇寺设立联合事务所。1915年2月经总督府准许，在汉城觉皇寺设置联合事务所作为常任执行机关，任命委员长一人，并拟定各本山代表每年定时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佛教振兴策略。为了各本山联合处理讲学、布教事宜，又制定了《讲学布教联合制规》，其内容包括有关布教区域、布教方法、经费负担、中央及地方学林的运营等规定。佛教各本山联合会成立后，大力开展佛教教育事业，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很多学林和普通教育机关。

二、中央教务院(含中央总务院)时期

由于本寺住持的权限和势力扩大，出现了由历来的公议制寺院运营改为住持独断专行的倾向，导致一般僧侣的不满，并且本寺住持想要更加巩固以自己为教团中心的地位，而30本山联合事务所只办联合事务，不具备统制行政的职能，所以要求设置具有实质性的中央统制机构就变得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1月，联合事务所向总督府提出了将名称改为宗务院的申请，并选出月精寺住持洪莆龙为宗务院长，但这个要求并为得到认可，宗务院有名无实。1922年1月，在觉皇寺又设置了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总务院，但遭到一些本寺的反对，其他本寺又联合起来于同年5月设置了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教务院。这样，出现了中央总务院和中央教务院两个截然相反的两个宗务机关在觉皇寺共同办务的现象，互相争斗直到1925年两院又团结一致，成立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形成了统一的中央统辖的宗务机关。

1928年11月30日，召开了全国僧侣大会发起会。1929年1月3日，中央教务院在觉皇寺召开了朝鲜佛教禅教两宗僧侣大会，会上制定了宗宪、教务院则、教正会法和宗会法等，选出朝鲜佛教教正7人为宗内最高元老机关。总会和事务机关得以设立，名副其实的中央统制机构开始发挥其效能。

强化中央统制力后，使各本山把精力和力量集中到了布教和教育两大事业的发展上面，但也造成了大教团的出现，而且佛教教育伸向了普成高等普通学校的经营，实际上为教团培养了中坚力量。

三、曹溪宗(总本山制)时期

1929年新宗宪的制定使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没有31本山的核心总本山。由中央教务院统辖以全国31本山为中心形成的朝鲜佛教两宗教团的事务，迫切要求具有鲜明的宗名、有特色的宗旨、更加强而有力的、有机的中央统制体制。因此，制定了以宪宗为主的诸法规，设置了宗内最高元老机关教正和决议机关宗会。然而不久，他们迫切感到有必要进行某种根本的革新，以致进一步展开了总本山运动。1937年3月，依据全国31本山住持会议的决议，选出了总本山建设委员住持代表李钟郁、常任委员林锡珍、车相明、非常任委员11人和寺法起草委员2人，并在旧中央教务院地基上动工兴建总本山工程。1941年春，建太古寺为总本山，统一管辖全国寺刹，宗名定为曹溪宗。这样自施行日本的寺刹令至今，一直称为朝鲜禅教两宗的宗名便改为曹溪宗了。4月23日制定了“朝鲜佛教曹溪宗总本寺太古宗寺法”，曹溪宗宗团成立，太谷寺住持汉岩重远为第一任宗正。6月6日，总本寺太谷寺宗务院开始办日宗务。之后又完善各部部署和发布宗会法、僧规法等，全国寺刹和僧侣在曹溪宗宗名之下，以总本山太谷寺为中心得以团结起来。

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佛教仍是日本殖民地政策的一个工具。寺院不仅为日本侵略大陆派出志愿兵僧侣，还向朝鲜军捐献金属等物品。另外，举行敌国降伏祈祷法要，召开布教师炼成大会等，都充当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1943年6月，曹溪宗法的发布，使韩国佛教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站在亲日的最前列。

1945年10月，召开全国僧侣大会，废除日本统治时期的《寺刹令》和曹溪宗总本山太谷寺寺法等，决定拟制朝鲜佛教新教宪。并拥戴朴汉永为解放后新教团的第一任教正，选金法麟为中央总务院长。韩国佛教分为总务院与禅学院两派。总务院将“朝鲜佛教曹溪宗”改名为“朝鲜佛教”，并改“宗宪”为“教宪”，以肃清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韩国佛家的影响。禅学院则反对“教宪”，认为新“教宪”也未能摆脱日本寺刹令的阴影，并攻击总务院没收禅学院管辖的几个寺院从前与日本佛教有连带关系的全部财产。“8·15解放”为韩国佛教摆脱日本束缚，获得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韩国佛教日本化的影响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佛教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成为了日本统治的工具。首先，将日本天皇圣寿万岁的牌位放在本尊之前，要求每日向他进行祝赞，把日本祝祭日定为法式日，要求设斋会，以控制僧徒心灵的自由。在1926年发生六十万岁事件，千余名爱国青年被投狱受苦刑的时候，在当年12月罗锡畴义士向殖产银行和东洋拓殖会社扔炸弹，在街头自杀的时候，佛教中央教务院还向全国发出通知，要为恢复日本天皇的天下举行特别祈祷3天。其次，实行寺刹令后，成为末寺的大寺刹的僧侣感到不快，日本佛教诸宗派趁此机会，暗中企图将韩国寺刹编为自己宗派的末寺，所以，有的寺刹出现了与韩国本山和日本本山存在两重末寺关系的怪现象。日本佛教各宗派竞相将朝鲜寺刹末寺化，积极图谋合并整个朝鲜佛教，并将之置于日本佛教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佛教界更加紧密地追随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的全面侵略。实际上，他们合并朝鲜佛教，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吞并整个朝鲜的野心在佛教领域的反映。

日本虽然对佛教采取扶持和保护政策，使佛教的规章制度得到加强，传法布教取得了不少成绩，教育和文化事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近代韩国佛教的日本化也带来了教团内部的混乱和衰败。首先，佛教内部的地方派争、本寺末寺之间的纷争以及中央的宗权斗争，使佛教陷于极大混乱之中。这阻碍了传法和布教，僧徒间的流血悲剧也经常发生。为在纷争中取得胜利，不惜进行中伤、诬陷、行贿。如果纷争失败，僧籍即被剥夺，遭到驱逐。其次，《寺刹令》将寺院全权交给住持，使住持迷恋于权势，地位之争也变得激烈。法德再高的大德一旦当上住持，其品格就会受到损伤，引起众怨。如果住持不幸地让出地位，别说受欢送，几乎等于逃跑，不得不离开数十年守着的寺刹。最后，日本统治下的韩国佛教实行日本的带妻制度，僧侣过夫妻生活，破坏了传统的僧规教俗，而过夫妻生活需要经济资助，家庭生活的私宅、抚养家属的生活费、子女的教育费等不得不由寺院负担。带妻僧动用寺院财产，他们的家庭生活所占的比重比修道生活更大。这样，僧侣的修道戒行易于松弛，甚至欺骗佛眼，出卖良心等。因此，在日本统治时期，虽然佛教信徒增加了一倍，但教团内部的纷争经常不断，寺刹被世俗浊化，许多寺刹成为游郎游玩的地方。此外，在日统治时期韩龙云等掀起的反《寺刹令》运动中，政教分离论被提出和倡导，这为现今韩国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总之，在日本统治下的韩国佛教失去了本来面目。

日本殖民当局尽心竭力地推动韩国佛教日本化的目的，其实是通过铲除韩国固有的宗教习惯和信仰，以确立对韩国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来解决其在韩国的统治危机。在“文明冲突”的现代社会，如何维护“文化主权”已是一个日益受瞩目的问题，因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韩国所推行的文化侵略战略及其产生的后果，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