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方兴未艾
——陈独秀1918年思想评析

朱 洪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 246133)

1918年，陈独秀继续以科学信仰为主编《新青年》的指导思想，将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与现实政治结合，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

一、科学信仰

幸福观。1918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发表《人生真义》一文。佛教认为，世界本来是幻相(迂阔)；耶稣认为，人是上帝造的，相信上帝灵魂升天，否则入地狱(捏造)；孔子孟子：治国齐家平天下(人生一种意义)；老庄：知足常乐(高级动物不如低级动物)；墨子：牺牲自己，利益他人(太偏)；杨朱：以自己利益为主；尼采：超人(行不通)；科学家：人类受自然法则支配，生死是自然现象(个人虽然会死，但人类是不死的)。

陈独秀认为人生真义的含义很丰富：个人生灭，社会常在；社会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应该享受；个人的意志应该尊重；满足个人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宗教、法律、政治、道德是维持社会的迫不得已的方法，是发展的；个人幸福是自己出力造成的；个人生死，不应该恐怖；要享受幸福，不要怕痛苦。陈独秀的意思，人生在世应该争取幸福、享受幸福，并且后来的人也能享受。[1]

鬼神不存在。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有鬼论质疑》，今天士大夫仍然相信有鬼，在不能科学解释鬼是否存在前，陈独秀提出质疑；为什么人不能见鬼形，闻鬼声？鬼为什么不占位置？鬼无质，何以为实？人有鬼，一切生物都有鬼，为什么没有犬马之鬼？[2]

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再质有鬼论》。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遭到易乙玄反驳，刘叔雅维护陈独秀，逐条反驳易乙玄。陈独秀本人写了本文，逐条反驳。他认为，鬼形鬼声被人感觉，无论真幻，都不是科学的解释；陈独秀反对二元论，不是主张物鬼二元论；易乙玄把鬼存在无疑义作为前提，是错误的。[3]

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发表《答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信，针对悔反驳恽代英的文章，陈独秀认为，宗教信仰以神为目标，需要证明神真实存在；“悔”说上帝是知识开端，陈独秀认为不独是基督教；恽代英认为，基督教解释智不足，“悔”认为国民目为“暴烈”，陈独秀说，可怜的中国人，哪里还有暴烈可言？[4]

否定神灵主宰宇宙。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随感录·科学与神圣》杂谈，世人多信神灵主宰宇宙，故宗教至今不坏；天文学家揭示星球轨迹有其因果法则；生物学家等揭示生物是进化的；这些都不是神灵主宰，而是符合科学法则。[5]

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随感录·基督教与迷信鬼神》。他说，一位朋友认为，国人崇拜基督教，愈于崇拜鬼神、动物；李石曾认为，宁可希望国民崇拜鬼神、动物，不要崇拜基督教，因为信鬼神浅薄，容易解悟；应该用科学扫荡鬼神，不能以基督教代替。[6]

二、反对旧文化

反对国粹论。1918年4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随感录·学术与国粹》一文，认为学术区别文明与野蛮；学术只谈是非，不谈古不古；学术无国界；西方学术，日进不已；中国学术，春秋以后衰落；中国人抱残守缺，国而不粹 。

陈独秀论学术三戒：第一，勿尊孔；第二，勿尊古；第三，勿尊国。国粹论者有三派：第一，欧洲夷学；第二，不必舍己求人；第三，欧洲之学，中国人都有。陈独秀指出，《大学》虽然谈及孔门经济学，但未涉及近代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7]

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随感录·信神与保护国粹》。他说，印度一妇女，生孪生二人，其中一子瞎。妇女病危，贡献一好眼儿子葬身水中，病好后，人问何不贡献瞎儿？妇女答，应该以精良者贡献。其愚如此！一个德国女士想皈依佛教，问印度僧人，僧人劝她信基督教，因为佛教认为，抛弃本国宗教是妄的！陈独秀认为，印度力求保存国粹，所以至今很贫穷。[8]

阴阳家有害。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随感录·阴阳家》杂谈，认为过去反对儒家，宣传男尊女卑，不合于现代社会，但其忠孝等观点，在今天虽然非善，也非恶；古代最有害的学术不是儒家而是阴阳家；自儒家中的假托的公羊派、方士、道士，今天的风水、算命、念咒、炼丹、迎神、说鬼，横行中国，都是此一系学说为害。[9]

破坏偶像。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偶像破坏轮》，认为偶像无用，是废物，应该破坏；本来无用，因为受尊敬而有用，是欺骗人的；泥塑的偶像被人尊敬，是可怜的；一切宗教都是欺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君主也是偶像，亡国后被人抛弃；国家也是偶像，因为大家意识不到，大同和平的光明难照到我们这里；一切荣誉、节孝牌坊都是偶像，虚荣心不破坏，是真道德的障碍；不合理的信仰也是偶像，不破坏，宇宙间的实在的真理与我们心中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10]

反驳《东方杂志》鼓吹复辟。1918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陈独秀认为，《东方杂志》在孔子伦理问题上，复辟问题上的意见与辜鸿铭、康有为、张勋等一致；反对民权自由，反对立宪共和；陈独秀赞成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上贪鄙主义；既然《东方杂志》记者赞成穿衣吃饭，难道不是功利主义吗？《东方杂志》反对通俗书籍、普及教育。此外，陈独秀对于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维护封建文化作了反驳。[11]

三、文学革命

戏剧改革。1918年4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随感录·元曲》，针对上海报纸批评北京大学设立元曲科目，是无用科目、亡国之音。陈独秀认为，欧美日都以戏曲为大学课程；如果说元曲是亡国之音，不值得研究，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都无研究价值了；印度、希腊、拉丁文学更是亡国之音；新闻记者无常识是可悲的。[12]

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发表《答张豂子》，认为欧洲戏剧是文学、科学、美学之结晶，中国戏剧没有这些方面的丝毫价值；中国戏剧滋长淫杀心理；《打脸》等戏无文学、美学价值；胡适主张废昌归于说白，张豂子认为不可能，陈独秀表示“愿闻其详”。[13]

废汉文。1918年4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四答钱玄同》。吴先生(吴稚晖)主张中国文字迟早必废；赞成钱玄同关于废中国文字的观点，因为汉字难载新思想；但人不能免俗，国语不易废；在过渡时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国语；赞成钱玄同关于用西方语言上课的建议。[14]

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发表《对Esperanto在学术上的价值的意见》，认为世界语是因袭的，不是创造的，是人为的言语，不是自然的言语，因此，陶孟和不赞成世界语，陈独秀也赞成此点。但陈独秀认为，国家迟早消亡，因此有世界语存在的价值，但未来的世界语，不一定是今天的世界语。[15]

1918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发表《答易宗*》，主张以国语为文，因为容易理解、亲切；创造新文字，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旧文学、旧伦理、旧政治是一家眷属。[16]

学术独立。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随感录·学术独立》杂谈，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的原因，是学者自身不知道学术独立的神圣；文学家不知道文学独立价值，非要攀附六经，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史学家攀附《春秋》；音乐攀附圣功王道；医药、拳技攀附道术。[17]

1918年9月21日，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秋季开学式上演说，认为大学学生目的三个：第一，研究学理；第二，备毕业后应用；第三，得毕业证书。其中，第一条符合大学。研究学理方法：第一，注重外国语；第二，废讲义；第三，多购参考书。[18]

支持新诗、白话小说。1918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新诗。在钱玄同的邀请下，鲁迅在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新青年》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将现代白话小说推向了高峰，鲁迅本人也从此开辟了个人创作的伟大事业。支持白话诗和白话小说，是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关注现实政治

反驳康有为虚君共和。1918年3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康有为的文章3万2千字，主张虚君共和，刊登在《不忍》杂志九十合本。康有为认为，第一，中国不宜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设立君主之位)，陈独秀认为，与国民程度有关；康有为的观点，实际反对中国实行共和，而主张君主制；第二，康有为把中国的政治不良，全部归于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制度；第三，康有为认为，民主共和政体不能造成强大国家，在欧洲实行已经是害大利少，何况在中国实行。陈独秀认为，君主制并不强大，今天中国弱小，即君主制的结果；欧美行共和制，并非害大于利；第四，康有为认为，实行共和政府，必然甘心卖国。陈独秀认为，此话是康有为的无稽之谈。[19]

1918年1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发表《答张寿朋》，康有为崇拜孔教，支持张勋复辟，说明孔教和复辟是有联系的。孔子好或者不好，要讲出道理，不要空谈。[20]

青年应该关注政治。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本志同仁和读者反对陈独秀谈政治，主张以辅导青年为宗旨；陈独秀认为谈政治的人分三种：第一，做官的谈政治，谈的是行政问题；第二，国民应该谈谈政治；第三，时代青年应该谈政治，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

陈独秀认为，现在的中国政治，第一，要排斥武力政治；第二，排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主张北洋、国民党、进步党三党平均政权；第三：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陈独秀认为，国家现象往往以学术为转移，他提醒青年，现在的国家暗云密布，其中有几种错误的学术在作崇。[21]

公理战胜强权。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随感录·伪善的基督教国民》。他说，当初与汪精卫、蔡元培、张继、王亮畴、王儒堂等支持与德宣战，因此得罪马君武，他本来打算给《新青年》稿件，因此取消；美以美会基督徒韦会督，一方面表示信奉基督教之协约国，反对德国，另一方面，他们扶持德国式的妖孽横行远东。[22]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一号发表《<每周评论>发刊词》，认为德国虽然兵力强，但被虽然兵弱但有公理的协约国打败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不许各国强权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利去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陈独秀认为，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23]

陈独秀赞成威尔逊的话，不仅是因为反对德国的侵略行为，更因为反对各国政府包括北洋政府侵害老百姓的行为。

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号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认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觉悟和要求是：第一，人类平等主义，反对欧美人种族歧视；第二，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军阀把持政权。[24]

五、陈独秀1918年思想的现实意义

幸福是自己出力争取来的。陈独秀关于人生真义的观点，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他主张人的幸福是自己出力争取来的，不是上帝给的，不是别人恩赐的。他主张享受幸福，而且别人也享受幸福，就是主张非一个人享受幸福，有大家一起享受幸福的思想。他认为生死是自然过程，不必有恐怖之心，对于今天的老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尤其有现实意义。

学术独立是神圣的。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随感录·学术独立》杂谈，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的原因，是学者自身不知道学术独立的神圣。今天，中国的许多学者醉心金钱和名誉，以项目、职称、获奖为钻营目标，不择手段，以致获奖者、获项目者比比皆是，而学术成果每况愈下，其根本原因是陈独秀所言，忘记了学术独立的神圣性。学术的本质是探索真理，而不是获得利益的手段。陈独秀的话，对于改变今天学术界的坏风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仆不是家长。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一号发表《随感录·公仆变了家长》，认为古代专制时代，皇帝才是家长。袁世凯死后，建立了共和国，总统是公仆，国民是主人。但现在本来是公仆的总统下命令教训国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25]

今天，国家公务员本质上是人民的公仆。公务员拿了人民纳的税从事各项工作，为人民服务。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务员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以手上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的特权，出现了大量的贪污腐败者。陈独秀的话，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陈独秀1918年思想辨析

先废汉文，且存国语。吴稚晖、钱玄同提出废除汉文，得到陈独秀同意，但陈独秀不同意废除国语。这个观点属于过激观点，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但在当时，因为反对旧文化、输入西方文明的需要，陈独秀等新派人物提出过激观点，反映了当时新派急于传播新观念的热情，虽然具体的观点错了。汉字在商代即流行，一度在东南亚国家流行，是迄今为止流行时间最长(三千多年)的文字。汉字是表述汉语言的工具，本身无错，主观废除汉字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对封建残余文化的特定时期，提出废除汉字的声音，本意是阻止旧文化的传播，不是全错。

中国旧戏剧毫无价值。1904年，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认为戏剧是教育人们的重要手段，对于“戏子”的教育、启蒙作用充分肯定。1918年，陈独秀与张豂子争论戏剧问题，否定了中国戏剧的启蒙作用，认为毫无科学、文学、美学价值。陈独秀站在新派立场，对于旧文化进行扫荡，故全盘否定了中国的旧戏剧。其方法是绝对化、简单化，但其指导思想是为新文学、新戏剧占领中国市场服务，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对于闭眼瞎说唯有“痛骂”一法。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发表《答崇拜王敬轩者》，表示本刊不是不欢迎反对的声音：第一，对补救社会之失的文章，虚心受教；第二，反对者若言之成理，尊重讨论之自由，虚心请教；第三，对于闭眼瞎说的，则痛骂一法。[26]

1918年1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发表《答爱真》，为钱玄同的桐城谬种、妖孽辩护。陈独秀认为，为了辩论真理，宁可声色俱厉，不能是非不分。除恶务尽，不能客气。[27]

陈独秀反对打着学术自由辩论的旗号，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反对是非不分，在真理问题上一团和气。因此，在鼓吹新思想的特殊时期，对于宣传旧思想的明显错误的观点，采取“痛骂”一法，并没有错误。

国家也是偶像。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偶像破坏轮》，提出打破一切偶像，其中说，国家也是偶像，因为大家意识不到，大同和平的光明难照到我们这里。陈独秀的思想，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陈独秀追求大同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本质是一致的。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意识到国家是偶像，是阻碍大同的偶像，应该打破，其思想是深刻的。

否定义和拳运动。1918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克林德碑》，造成过去义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是佛教，宣传灵魂世界、神通；第三是孔教，不绝对否定鬼神；第四，儒佛道三者合一；第五，守旧党。陈独秀认为，这些因素现在还存在。政变根本原因，仇视新派人物。[28]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一号发表《随感录·义和拳征服了洋人》，认为洋人相信鬼神的很少，不像中国人，相信鬼神的普遍。[29]

陈独秀批评义和团相信迷信是正确的，但他否定了其爱国的进步意义。反应了陈独秀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阶级局限性。后来，陈独秀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对义和团的历史进步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七、陈独秀1918年思想特点

以同人刊物代替个人主编《新青年》。1918年，因为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积极支持，陈独秀将《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

由于各个同人的发挥作用，1918年《新青年》阵营迅速加强，吸引了许多思想界精英撰写文章。如第四卷第一号作者有：高一涵、钱玄同、胡适，陶履恭、刘半农、周作人陈独秀；第四卷第二号作者有：陈独秀、陶履恭、刘半农、刘叔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吴敬恒；第四卷第三号作者有：陈独秀、陶履恭、高一涵、钱玄同、胡适、周作人、王敬轩等；第四卷第四号作者有：胡适、李大钊、周作人、傅斯年、王星拱等；第四卷第五号作者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陈大齐、鲁迅、周作人、陶履恭、刘半农、李大钊、蔡元培、吴敬恒等；第四卷第六号作者有：胡适、陶履恭、吴弱男、袁振英。

第五卷第一号作者有：陈独秀、胡适、易白沙、周作人、蔡元培、陶履恭等；第五卷第二号作者有：陈独秀、鲁迅、刘半农、周作人、刘叔雅、陶履恭、吴敬恒等；第五卷第三号作者有：杨昌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陶履恭、吴弱男等；第五卷第四号作者有：胡适、傅斯年、周作人、陈衡哲、陶履恭、高一涵等；第五卷第五号作者有：李大钊、蔡元培、陶履恭、陈独秀、周作人、吴敬恒、刘半农等；第五卷第六号作者有：高一涵、陶履恭、王星恭、胡适、周作人等。

《新青年》在陈独秀主编和各位同人的鼎力支持下，阵势强大，发行量迅速增加，流布全国各地，在全国青年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向披靡，文学革命，冲击保守的旧文化，向西方学习蔚然成风。

由批评康有为尊孔转向批判《东方杂志》的守旧思想。1918年，陈独秀由批判康有为的尊孔思想，转向批判《东方杂志》的守旧思想，批判了该刊记者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由对康有为、张勋等个别人的批判，转向对守旧派的阵营《东方杂志》批判，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推动了新文化的传播，体现了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气势。

由主编《新青年》到主编《每周评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原来由德国侵略的山东半岛等领土，改由日本继续侵占，激起了爱国青年学生的愤怒。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领导和推进反帝爱国运动，出版了以策动当前政治形势为宗旨的《每周评论》，直接由文化革命、伦理革命转向政治革命。这是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思想发生的重要变化。《每周评论》的创办，标志了新文化运动开始由文学革命向“五四”反帝爱国政治运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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