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炮劝生,沦为繁殖工具,添丁破产……中国人不生的背后?

2018-03-10 20:23
财富商机 2018年3期
关键词:建章生育丈夫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12.95‰,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两个指标同时出现下降。

尽管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二孩数量却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高达51.2%,比2016年提高了11%。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超过一孩出生数的情况。

也就是说,出生人口的总体下降,并不是因为适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不够,而是很多夫妇连一孩都没有生育。

我们在这里不再做重复的解读,只是讲述4个小故事,用来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

第一个故事:嘴炮式劝生

1969年出生的上海人梁建章,在公众面前一直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互联网企业携程网的创始人,另一个是积极提倡生育的人口学者。第一个身份为他赚到了亿万财富,第二个身份给他攫取了无数声誉。

这种身份的“硬分叉”发生在2007年。在跟沈南鹏等人一起创办携程之后,没用几年的时间,携程就变成中国最大在线票务公司,并登录纳斯达克。到了2007年,用梁建章的话来说,就是“行业里拿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

这番听起像是马云语录的话,换成马云自己,也未必敢讲出来。但携程在垂直领域的地位,那会儿的确无人撼动。于是在2007年,梁建章便功成身退,公司业务扔给一起创业的范敏,自己逍遥地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了。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梁建章在媒体上的发言,几乎全部与人口学有关。一方面,他频繁与顶尖人口学者发表专著和论文,并兼任北大光华的教授;另一方面,他冲到舆论最前线,为放开生育管制而奔走呼号,变成提倡二胎的代言人。

对于这种转变,有著名商界大佬如此评价:梁建章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创办一个携程网。此番话听着顺耳,仔细品味却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扬梁教授为人民做出的贡献;二是讽刺这两年店大欺客触犯众怒的携程网越来越差劲。

跟创办携程时赌对在线票务市场爆发一样,转型人口学者的梁建章也赌对了生育管制的放开。2011年,双独二孩放开,2013年,单独二孩放开,2015年,全面二胎放开。在人口领域,梁建章享受到了好哥们沈南鹏在投资领域的待遇:从胜利走向更加胜利。

但凯歌并未奏响多久,接下来发生事件就教梁教授重新做人。2015年,响应全面二胎政策的携程,给员工配套了具备日托功能的亲子园。2017年11月,亲子园爆出老师给孩子喂芥末的视频,携程的程序员悲愤地写到:“我在楼上写代码,你在楼下虐我娃。”

此后的事情便众所周知。这件事的讽刺意味在于:一个提倡多生多育的学者兼商人,拥有无数的资源和财富,却连自己公司员工的孩子都无法照看好,那些嘴炮劝你多生的人,有考虑过如何帮你养吗?

父母劝你生孩子,通常还得承担给你出钱帮你看孩子的责任,但在互联网上劝你多生孩子的大v们,一副观音送子的模样,他们动动嘴皮子的成本为零。当然,最大的嘴炮,肯定不是梁建章这种专家。

2017年人口出生率公布之后,包括梁建章在内的诸多人口学者,都对低于预期的数字大跌眼镜,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解读,字里行间的充斥着黑人问号:

为什么你们不生?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梁建章2016年在博鳌论坛说的一段话来回答。在这个几乎被销声匿迹的视频中,他是这样讲的:

梁总可谓字字珠玑。所以,老百姓虽然没钱把孩子往外送,但面对这些劝生的嘴炮,心里还是有点儿B数的。

第二个故事:工具式产子

2015年12月,34岁的中科院理化所女博士杨冰,妊娠 26+周,住进了中国妇产科最好的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长达十余年高血压病史的杨冰,当时还患有胆囊结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龄高危产妇。

这并不是杨冰第一次来到北医三院的妇产科。事实上,2011年她就在这家医院生下了头胎女儿。当时女婴早产 27 周,后因呛奶患得肺炎,被北医三院救活后,夫妻二人担心预后不好会影响智商,遂放弃治疗。在丈夫的申诉下,他们获得了北医三院 45万的赔偿。

在首次怀孕过程中,杨冰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先兆子痫,并引发了头胎女儿的早产。这种极度危险的信号,并未减弱杨冰夫妻要孩子的愿望,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她很快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怀孕。

第二次怀孕,由于孕前几个月去医院做过放射性照射,担心影响胎儿健康,主动流产。第三次怀孕,是宫外孕,杨冰不得不切掉一侧的输卵管。在她第四次怀孕之前,这位高龄产妇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了早产、流产、宫外孕和重症子痫。

但在杨冰的丈夫眼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这位从农村考上大学的80后丈夫,是家里的香火独苗,在他上面,还有3个姐姐。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杨冰婆家有着什么样的生育观,明眼人不难推断。

早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流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宫外孕?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高血压?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

2015年上半年,已经34岁的杨冰第四次怀孕,杨冰头胎所患的症状重新出现,演变成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但家里通过途径得知是男婴,自然要去冒这个险。于是,这位中科院优秀的女博士,在无数因素的催促下,展开了一场跟死神的赛跑。

2016年1月11日凌晨,楊冰胸痛难忍,已在鬼门关上的她给丈夫手机打了11个电话,却无人回应,最后只能打家里座机,绝望地喊道:“你来吧,我前胸后背疼的难受。”这才把熟睡的丈夫从床上叫醒。endprint

几个小时后,杨冰主动脉夹层破裂,心跳骤停,经过多科室的联合抢救,最终带着尚未出世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对于求子心切的丈夫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由于之前在北医三院有过成功索赔的经验,轻车熟路的丈夫召集了几十个人,在北医三院的官方说明中,这些人“在病房大声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杨冰丈夫还搬来了老婆生前的单位—中科院理化所,出具了一份霸气十足的红头公函。由于中科院这种级别单位的卷入,以及北医三院正面硬刚毫不妥协的态度,使事件不断升级,被部分媒体冠以“顶级医闹”。

杨冰的丈夫提出了200万的赔偿,并在自媒体上“声情并茂”地悼念未出世的儿子:他将杨冰头胎出生80多天的女儿称为“女婴”,而对这次胎死腹中的孩子却称“我儿”。至于妻子,丈夫也“感情真挚”地写道:“你走了,谁来每天给我做早饭?”

杨冰的哥哥曾说:“假如让妹妹放弃这个孩子,或许能保住自己的命。”但很显然,是否弃子保命,杨冰的哥哥说了并不算,杨冰的父母也说了不算,决定权在她那个求子心切的丈夫手里。

这种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糟粕观念,显然不是个案,杨冰的遭遇也在全国再三上演。2014年8月,湖南湘潭一名产妇遭遇羊水栓塞,医生要求切除子宫才能保命,当时在场的婆婆是这样回应的:

跟楊冰一样,湖南这位产妇最终也没能闯过鬼门关。她的死被家属和媒体炮制成臭名昭著的“裸死门”,变成了向医院讹诈的工具。多亏事件调查组做出医院免责的结论,否则这种置产妇性命于不顾的闯关模式,将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

故事回到杨冰身上,那位把她推上鬼门关的丈夫,有房有车中年丧妻,无论是否能拿到几百万赔偿,都将是婚介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位媒体人评论道:“或许用不了两年,在杨冰女士住过的卧室,张自强先生将会娶一位新太太,而他的新太太,十之八九还是要生育的。”

但这一切都跟杨冰没关系了,命运没有给杨冰重新选择的机会。

所以越来越多的现时代女性拒绝生娃。女生讨厌的从来都不是生孩子,而是自己的生育选择权被剥夺,怀孕给身体造成的不适被轻描淡写,生产带来的心理问题得不到理解,成为母亲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被否决,更别提有些长辈还重男轻女,有些丈夫自己都是个没长大的小孩。

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一个女人选择跟一个男人结婚并且生下两个人共同的孩子,应该是她自愿的,生娃之后,她不应该以自己曾受过的苦难为由去绑架自己的孩子和爱人,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把她放到孩子和丈夫身后,用“母亲”“妻子”的身份淹没她的独立人格。

第三个故事:破产式添丁

湖南人欧建新出生于1975年的五一劳动节,父母都是农民的他,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94年,他顺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入工程系统专业学习,1998年本科毕业,先是去了株洲一家研究所工作,2001年,他跳槽去了日后被万人敬仰的深圳华为。

2001年的华为,虽然已经是一家年收入高达225亿的超级企业,却仍然像一辆以200码速度狂飙的坦克,十六年后的2017年,它的收入还会再扩大29倍。欧建新在华为完成了作为中产的基本积累,2005年,他与妻子在南山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

但他并没有完整地享受到华为的成长红利,在华为工作8年后,欧建新辞掉了工作,全职去南开大学读MBA。2009-2011年,是他全职读书的三年,这期间,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深圳的房价也开始了飙涨之路。

南开的MBA学位,似乎并没有给欧建新带来职业生涯的大幅提升。2011年毕业后,他重新做回老本行,加入了老东家华为的对手-中兴通讯工作。根据日后他妻子丁艳的描述,2017年他的收入是30万/年,对于一个2001年就加入华为的IT工程师来说,这是个相对比较低的数字。

但他们在南山区房子的按揭早已还完,妻子也有20万/年的收入,所以欧建新30万的年薪仍然可以维持一家的中产生活。为了赶上深圳日新月异的房价,他们还在东莞松山湖买了一套房子用来投资,月供9000元。加上一个孩子的开销,家庭收支的那根弦,紧绷,但并不会断裂。

2016年,欧建新和妻子生了二胎。

新生婴儿,奶粉尿布早教得跟上,需要钱;

两个孩子,九十平不够住要换房,需要钱;

四个老人,养老看病来深圳探望,需要钱;

八口之家,吃喝拉撒的生活开销,需要钱。

事实上,第二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作为父母的喜悦,更是某种无形的压力:紧绷欲断的家庭开支,已经不允许职场上出现任何一点挫折。作为妻子眼中的“经济支柱”,欧建新已经如履薄冰,容不得踏错半步。

但事与愿违,2017年12月,欧建新所在的中兴网信公司大规模裁员,42岁的他被公司劝退。此时,如果选择主动降低自己所谓中产的生活标准,并非不能挺过去这道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于面对“中年返贫”,欧建新显然已经失去了继续扛下去的勇气。

12月10日,他从公司研发中心大楼上一跃而下。

一个多月后,中国2017年人口出生数据公布,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双降。无数媒体在解读此条新闻时,引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这句话貌似是一句总结,本质却是一句警告,但已经撒手人寰的欧建新,并没有在该听到它的时候听到。

第四个故事:焦虑式育儿

最近有一款游戏很火——旅行青蛙,让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另一面。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养一只蛙儿砸只要手指动动割割草,就能过一把当父母的瘾。

蛙儿砸不出门你担忧,出门你也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更多的只是一种情感投射,并没有现实基础。

换句话说,你在养蛙的过程中感受到的“育儿焦虑”,是隔着屏幕的,那些所谓的担心更多的只是一种虚拟的情感释放。endprint

这与你玩其他游戏来逃避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就好比“叶公好龙”的故事,天天喊着自己喜欢龙,但要是真龙现身,又会吓得半死。

在养蛙儿砸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你可以天天沉浸在当“老母亲”的剧情中,但要是真有一个娃出现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崩溃。

这种崩溃,来源于焦虑程度已经超过了你承受的极限。

在养蛙游戏中,适度的情感投射带来的轻微焦虑,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害的情感刺激。

但是,在现实养娃中,你连自己的生存焦虑、收入焦虑、情感焦虑、升职焦虑都解决不了,再来一个育儿焦虑,你就真的崩溃了。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养娃游戏的火爆并不能证明年轻人的生育欲望,恰恰相反,证明的是年轻人躲避生育的惶恐和无助。

据说,2017年江苏人的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4.2岁,即使结婚了,也未必会有生小孩的念头。

对于本就不自由的年轻人来说,生个小孩出来,什么都被绑住,责任这两个字太重了,谁都渴望像蛙儿砸一样说走就走。

孤独也好,佛系也罢,都是在逃避无力摆脱的困境,但是肩膀上的压力确实实实在在的。

随着人口出生减少,年轻人未來面对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年轻劳动力减少首先冲击的就是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会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冲击。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养老金,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继续交养老金,老无所依将成为普遍现实。

以前是几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到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年轻人养几个老人。

老一辈人总爱说,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实际上呢?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苦恼,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焦虑不比过去少,拥有的选择也并不比过去多。

但是,现实终归还是现实,游戏也终归只是游戏。游戏之余,更重要的是学会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改变现实。

尾声

Houseknecht(1987)统计了47个1975-1987年间对人们不愿意要孩子动机的研究,发现占据前几位的是以下几个原因:

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79%

想要获得更高的婚姻满意度:62%

事业上的考虑和经济利益:55%

早期社会经验的影响,对自己做父母的能力的怀疑:31%

害怕生育、恢复过程中的生理痛苦:24%

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要不要孩子,会越来越大程度地成为属于一个个体自身的选择。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能够有权利选择成为一个母亲,也可以选择永远不成为母亲。社会、父母辈、乃至伴侣,都不能用污名、用爱的勒索、用暴力剥夺这份权利。我们可以喜欢孩子,也可以不喜欢孩子——都不是罪。

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从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一生中,都获得可能有所不同、但同样丰富的许多东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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