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李 健 邬晓鸥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和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不同地区或人群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的巨大差距，即“数字鸿沟”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在我国尤为典型，已经成为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持续聚焦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问题。政府明确将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以及推进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刘骏[1]、薛伟贤[2]的研究却表明：当前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作用越来越明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对实现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有积极的意义。

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农村面积广大，城乡差异明显，是我国城乡分布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而，2007年6月重庆市被国家列入首批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随即在9月又被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统筹城乡信息化试验区。国家提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将彻底改变传统性思维和工作模式，给经济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统筹城乡实践中有充分发挥的机遇和空间，对重庆探索信息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希望。因此，本文将对重庆城乡数字鸿沟情况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我国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策略。

1 已有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数字鸿沟”，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相对而言，在“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方面，成果并不算丰富，尤其是针对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实证研究数量更为有限。

1.1 文献回顾

在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的研究方面，孙立芳等[3]提出了个人数字能力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ICT设备占有情况、互联网利用程度、ICT基本技能等指标，以新入校的大学生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李艳等[4]用网络不平等指标来分析中学生群体中的城乡数字鸿沟，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技术设备、网络使用自主权、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在线活动、网络技能；刘骏等[5]从信息技术的“意识”、“接入”、“利用”、“环境”4个维度来解析城乡数字鸿沟内涵，并据此构建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李健等[6]从信息获取与利用环境的差距；信息主体信息素养的差距；信息利用的差距三大方面入手，构建了相应的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

在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测度方面，张俊等[7]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模型，对福建省城乡数字鸿沟进行了计算，他们发现2000-2010年福建城乡数字鸿沟由0.40增长到2.45，年均增长率为20.30%。刘骏、薛伟贤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省区2000-2009年城乡数字鸿沟整体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我国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数字化差距正不断扩大；西部的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其次是中部，东部较小。

对于影响城乡数字鸿沟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思辨分析作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①经济因素。李倩[8]、戴紫娟等[9]均认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信息设备的购买与使用都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也有研究者认为城乡产业结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例如黄艳[10]认为，城市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这些行业对信息需求强烈。而在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强烈，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对信息需求层次较低。②制度因素。杨蓓蕾[11]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远远走在农村的前列。农村被隔离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而被边缘化。③教育传播因素。宋丽芳[12]认为，教育传播内容忽视“三农”以及城乡教育传播媒介种类和数量差异是形成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④地理条件。孙彬[13]认为许多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地质条件复杂，通信网络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影响到运营商建设的积极性。也给电脑等信息设备的维修带来困难，影响农村居民对信息设备的购买和使用。⑤个人因素。农村居民在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方面弱于城镇居民。杨蓓蕾，薛伟贤、刘骏认为这是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直接原因。

1.2 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一是测度指标的设置不够合理，主要表现为：①将导致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与数字鸿沟的表现相混淆。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影响人们的信息消费能力，是产生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却并非是数字鸿沟的表现，将其纳入测度指标是不合理的。②指标的专指性不强，比如以“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来反映信息技术消费情况，显然，这类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不属于信息技术消费。③不能反映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许多测度指标体系中没有包括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指标。④某些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不强。比如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拥有量，缺乏官方统计数据，而研究者如果自己进行问卷调查则往往因为样本数量和代表性不足而影响说服力。还有很多指标缺少农村地区的统计，如“通信基站数量”等，也难以用于城乡数字鸿沟测度。

二是实证研究较少。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仍以构建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为主，对城乡数字鸿沟进行实证分析的成果屈指可数。有一些研究结合了部分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但这些数据主要作为逻辑推理的证据，难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数字鸿沟现状与变化。

三是缺少对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原因的定量分析。现有研究在解释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原因时，主要通过逻辑推演，缺乏统计分析；即使国内现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尚未对反映数字鸿沟形成原因的数据，如收入水平，与数字鸿沟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使得结论的说服力不足。

通过对现有研究及其存在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开展城乡数字鸿沟的实证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障碍，相对于区域间数字鸿沟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研究在统计数据方面的获取难度更大。首先，某些数据难以在城乡之间进行区分，比如许多通信设施设备既为该地区城镇服务也为该地区农村服务，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区域间数字鸿沟的研究，而不能用于城乡数字鸿沟研究。其次，统计体系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农村数据的缺失。比如CNNIC直到2007年才有了全国农村互联网应用方面的统计数据，但至今也没有重庆等省区的分省数据。又比如，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通信消费支出只有城镇的数据，而农村的通信支出则与交通消费支出合在一起，没有单独的通信消费统计数据。第三，统计口径经常调整，数据缺乏连续性和可比性，例如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统计数据就非常不一致。农村相关数据难以获取可能是国内城乡数字鸿沟实证研究较少的重要原因，也是本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

本文期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可行的测度城乡数字鸿沟的指标体系，对重庆城乡数字鸿沟进行测度，并对城乡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2 城乡数字鸿沟的测度指标体系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居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获取与利用信息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包括信息技术接入与利用环境、信息利用水平，以及影响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利用的信息主体意识、知识与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信息技术接入与利用环境影响着信息获取与利用的机会与效率,涉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家庭信息技术设备拥有、信息技术教育与培训条件等方面。信息主体的信息意识与能力反映主体对应用信息技术从事相关活动的敏感程度以及如何应用信息技术的知晓程度，可以通过接受相应层次教育的人口比例来反映。信息接入的目的是信息利用，信息利用水平可以通过居民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消费水平来反映[14]。

根据科学性、可比性、可得性、可计量性和系统性原则，结合对数字鸿沟的定义，本文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想构建了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

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由“信息获取与利用环境鸿沟”、“信息意识与能力鸿沟”、“信息利用鸿沟”3个方面构成，其中包含的指标值能从统计资料中获得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反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方面，由于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本研究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在反映信息技术设备拥有情况方面，考虑到城乡固定电话的使用越来越少，所以在指标体系中没有设置该项目。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差异是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体现，也影响居民使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与能力，本研究以中小学生均教学用计算机数来反映教育信息化水平。在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由于现有统计资料的局限，比如对互联网应用缺少分省的农村数据，本研究选择以家庭宽带接入比例和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来测度。以家庭宽带接入比例来反映互联网接入水平，一方面，是因为现有统计资料缺少重庆农村网民数据；另一方面，也因为利用宽带上网代表着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3 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测度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重庆作为样本，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完整性，时间跨度为2003-2014年。原始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等。其中，中小学生均计算机是以中小学教学用计算机数量除以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家庭宽带接入比例以宽带用户数分别除以城乡家庭户数。

3.2 测度方法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测度重庆城乡数字鸿沟。因子分析法可以用少数的几个因子来描述指标之间的联系，以较少的因子反映原指标大部分信息。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权重是根据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大小来确定，而不是人为确定，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3.3 测度结果

由于各指标使用了不同的量纲，首先对原始数据用均值法进行了无量纲的标准化，然后用标准化以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标准化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525，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对标准化数据的初始因子矩阵求解，得到两个公共因子，公共因子得分函数分别为：

F1=-0.152X1-0.048X2-0.216X3+0.053X4+0.159X5+0.21X6+0.195X7+0.207X8+0.17X9

F2=0.09X1-0.353X2-0.093X3+0.45X4+0.491X5+0.101X6+0.039X7+0.04X8+0.062X9

以F1、F2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计算，得到综合得分公式：

F=0.7869F1+0.2131F2

将2003-2014年重庆城市和农村的标准化数据代入综合得分公式，计算出各年的城乡数字鸿沟值，如表2所示。

表2 重庆市2003-2014年城乡数字鸿沟值

从2003-2014年重庆城乡数字鸿沟值可以看出，城乡之间数字鸿沟整体有扩大的趋势，但个别年份的鸿沟缩小，比如2006年、2009年。尽管本研究与刘骏、张俊等的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和测度的地区是不同的，但研究结果反映出城乡数字鸿沟呈扩大趋势却是一致的，尤其是在重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农村的人、财、物等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依然横亘，在近年来还呈扩大趋势，正如《“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的“我国数字鸿沟有扩大风险”，这一情况警示学界和业界要更加关注城乡数字鸿沟，探究其有效的解决策略。

4 城乡数字鸿沟影响因素的分析

现有研究对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大体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教育传播因素、地理条件和人口及社会因素。这在文献回顾部分已进行了归纳。但对于这些因素与数字鸿沟之间的数量关系，国内研究则很少涉及。本文期望在这方面进行探讨，对国内研究所提到的各主要影响因素与城乡数字鸿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由于其中某些影响因素难以量化，比如生活习惯、地理条件和制度因素等，本研究选择以经济因素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它们与城乡数字鸿沟之间的关系。生活习惯、地理条件等相对稳定，它们和其它一些随机因素可以通过回归方程的常数项反映。

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形成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城乡产业与就业结构差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对城乡数字鸿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城乡居民从业结构的分析发现，从2003-2014年，农村居民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逐年递减，城乡居民从业结构的差距是逐渐缩小的，按照黄艳、孙彬等的分析，这应该使城乡数字鸿沟缩小，但从2003-2014年重庆城乡数字鸿沟值可以看出，城乡之间数字鸿沟整体递增，所以城乡就业结构与数字鸿沟之间的统计关系与常理不符，本研究不将它列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而选择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人均GDP差距作为经济因素方面的解释变量。

人均收入直接影响信息技术接入设备的购买和使用，也影响居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GDP更多体现的是生产活动，通过人均GDP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影响到各行业的信息需求。但根据经济相关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居民收入，二者具有相关性。由于我国现有统计体系没有农村和城市的GDP统计数据，本研究按照蔡昉[15]和张应禄[16]的核算方法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来反映农村GDP，以地区GDP与农村GDP之差计算城市GDP。经计算后发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差距具有很强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如果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人均GDP差距作为经济因素方面的解释变量，可能使回归方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研究去掉人均GDP差距，而以人均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因素方面的解释变量。

除了经济因素，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被认为是形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本研究选择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城乡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城乡数字鸿沟值(Y)为被解释变量，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X1)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X2)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Y=-0.6287+0.5517X1+0.2848X2

重新构建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46，常数项、解释变量人均收入差距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的回归系数P值分别为：0.000、0.000、0.002，模型的回归系数显著，能够反映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与城乡数字鸿沟之间的数量关系。回归模型表明，经济因素、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形成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

没有纳入回归方程的一些变量，比如难以进行量化的制度因素，同样也是影响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2006年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缩小，与2006年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有直接关系，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样影响着城乡数字鸿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2005-2014年，重庆市政府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增长率与城乡数字鸿沟的变动具有相关性，比如，2009年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增长率从2008年的36%增加到64%，相应的城乡数字鸿沟从0.4545缩小到0.4026，2010年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增长率下降到不足30%，城乡数字鸿沟也从0.4026扩大到0.7236。政府支农支出的变动一方面直接影响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从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和信息技术消费能力，间接影响城乡数字鸿沟。

5 对策建议

继2007年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统筹城乡信息化试验区以来,中央和重庆市多次出台改革方案，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以信息化发展驱动农村全面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要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从信息化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信息资源和服务、城乡居民的信息能力等方面制定城乡信息化发展规划。

因此，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增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农村信息化的支持。许多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递减，即如果保持财政支出力度不变，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会逐渐降低，这在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增长率变动与城乡数字鸿沟变动之间的关系中也有所体现。从重庆市政府支农支出与政府财政预算总支出的比例来看，2003-2014年均没有达到10%，而且2009年以后，比例还有所降低。相应地，数字鸿沟有所扩大。在实现城市农村“三网合一”、“三电合一”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都需要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尤其是农村信息化基础薄弱，政府增强对农村地区信息化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有空间。

第二，政府为企业和民间资本在农村地区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因为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兼顾各方面的需求。对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分析可以看出，2003-2014年企业在城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有递增的趋势，这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的重要原因。政府可以从税收、贷款、土地等方面，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政策。许多研究者建议以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作为普遍服务筹资的主要方式，向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分摊普遍服务的责任，对承担普遍服务运营商的亏损进行合理补贴。可喜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10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17]。国家将继续鼓励企业增加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第三，降低信息服务价格。在重庆城乡信息获取与利用环境鸿沟方面，信息技术接入设备的城乡差距是逐渐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以及信息设备价格的降低。但信息利用鸿沟方面，家庭宽带接入比例和人均交通通信支出的差距却是扩大的，服务价格降幅小应该是重要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2003-2014年，重庆城乡通信工具的价格指数平均为80.6，而通信服务价格指数平均为99.7，也就是从2003-2014年，通信工具的价格平均每年下降19.4%，而通信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仅下降0.3%，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比较大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影响农村居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这既需要通信企业降低信息服务价格，还需要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比如加强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借助公共服务降低农民使用信息服务的成本。

第四，增加教育投入。在人均受教育年限方面，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而且这方面的差距还有所扩大，从2003年的1.6年增加到2014年的3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与城乡数字鸿沟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必须缩小城乡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增加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比如推行农村地区12年免费义务教育；此外，政府还应搭建渠道，将城市优秀的文化、教育等信息资源向农村延伸，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第五，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地区从业。城乡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人口比例的差距扩大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回到农村直接相关。当然，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从业难度比较大，这首先需要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而不是现在的小农经济，农业有好的效益才能有吸引力；其次，需要在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从业机会，从而为农村加快培养和引进多层次、高素质和实用型人才。

[1]刘骏.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10)：119-121.

[2]薛伟贤，刘骏.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研究[J].软科学,2014,(1)：44-47.

[3]孙立芳,李月.城乡数字鸿沟的微观测度及比较分析——基于对大学新生的调查[J].经济论坛,2008,(14):81-85.

[4]李艳,赵乾翔,郭玉清.城乡中学生网络不平等现象探析——以南通市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2,(9):117-123.

[5]刘骏,薛伟贤.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预测,2012,31,(5):68-73.

[6]李健,范凤霞.城乡信息鸿沟测度指标体系研究[J].现代情报,2014,34(8):37-41.

[7]张俊,王江泉.福建城乡数字鸿沟测度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2,(18):54-56.

[8]李倩.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及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10,16(15):221-223.

[9]戴紫娟.基于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城乡数字鸿沟实证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

[10]黄艳.我国城乡信息沟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12,(4):5-8.

[11]杨蓓蕾.对缩小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若干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6,(3):53-56.

[12]宋丽芳.山东省城乡数字鸿沟现状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13]孙彬.解决我国城乡数字三层鸿沟的应对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8.

[14]邬晓鸥，李健．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的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14,(19)：53-60.

[15]蔡昉.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4):1-10.

[16]张应禄.中国城乡经济差距与一体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1.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2015年10月14日)[EB/OL].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10/14/content_2946877.htm,2017-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