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中城市与女性的人物关系

摘  要：上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多样的人文内涵成为享有“东方巴黎”美称的现代化大都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挖掘女性与城市的关系，解读王琦瑶传奇女性的人生同样就认识了上海。本文将以作品分析为重点，对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和城市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探寻女性与城市之间所隐含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城市景观;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吕逊（1992-），女，满族，贵州黄平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02

引言：

王安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创作了《长恨歌》，创作了沪上淑媛王琦瑶饱满的人物形象，以细腻入微的观察赋予上海这座城市鲜活的生命力。通过女主人公一生的爱恨纠葛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城市在时光中变迁的画卷。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代表着市民阶层，王琦瑶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不可分割，两者之间也交织着现代社会下女性与城市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王琦瑶的“上海故事”

“她用女性做上海的代表，讲述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故事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通过王琦瑶命运变换，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用王琦瑶的心灵、性格气质，精神追求映射上海的精神特征。”（张燕，2007）

故事从1946年开始，王琦瑶作为一个平凡的上海市民阶层的小女儿，正如同作品中所描写的：“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怄气掉泪……”（王安忆，2003）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从蒋丽莉的家“在背静的马路一条宽阔的弄堂”之中走出来，一夜之间成为三小姐的“沪上淑媛”，得到了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的青睐，她毫不犹豫的投进李主任的怀抱，甘于沦为物质和浮华的奴隶。直到上海政局变换，她还是牵挂上海，搬进了平安里，体验人生的爱情。到了1976年，王琦瑶重温旧梦，回光返照的与老克腊产生一段畸形恋，最后被长脚杀害，落了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结局。

王琦瑶的不平凡就在于时代的变迁政局的风云诡谲对她没有丝毫的影响，她依旧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自得其乐，而这个世界正是与上海这座城市互为表里。 “长恨歌里我写了一个悲剧 ，其实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南帆，1998）《长恨歌》成就了城市与女人，王琦瑶从辉煌到平淡，落寞再到梅开二度的人生轨迹，与20世纪上海盛衰枯荣的历史恰好同步。可以说，《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是一部城市生活的风情史，一个人的四十年风雨写活了一座城市，将女性的人生命运与城市的风云变幻交替表达。

二、弄堂、闺阁：王琦瑶的“上海背景”

上海作为市民文化的集聚，王琦瑶的生命呈现即是在此被摊开的，其中，又主要是以弄堂和閨阁来细致展开王琦瑶的命运之维。

（一）弄堂：王琦瑶的“上海故事”之始

一个城市的市民文化的形成，其中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弄堂是上海所有建筑中最主要象征性符号，而生活在弄堂之中的主角是最普通的上海人，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就成为了《长恨歌》的故事中心。

《长恨歌》的弄堂是温情的，从日出时分精致的老虎窗，整齐排列的青瓦，窗台上的月季，再到窗台上晾晒的衣衫，还有锈红色砖墙，甚至是青苔，水泥和石卵铺盖的底弄。弄堂之中还有油垢的后窗，浮着烂菜叶。正是这样的场景，少女时代的王琦瑶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排斥弄堂，向往繁华的世界。弄堂又以包容宽和的姿态毫无保留的接纳她。从弄堂中走出去再到归来，是命运玄妙的轮回。“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王安忆，2003）弄堂不再仅仅是人生活的背景，而是与人心相通，并被作者赋予了生命。

作为上世纪的旧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弄堂生活实际上代表着上海市民文化精神，是上海精神的浓缩。王琦瑶就居住在此，洞悉市民阶层世俗生活的各种人情世故。王琦瑶是《长恨歌》的灵魂，她的命运展示着上海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

（二）闺阁，凡俗琐碎的命运之维

王琦瑶对世界有着按捺不住的野心：“要说她们的心是够野的，天下都要跑遍似的。”可是这样的心态有隐含有一份卑微，“卑微是人的内心斗争永不停止的根源，战胜还是屈服，这是超越虚无的关键，可它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和孤独、焦虑等等紧紧地笼罩着人类，让人生最终成为一幕无法超越卑微的悲剧。”（张公善，2009）这份卑微在闺阁之中就已形成，贯穿王琦瑶的整个人生。闺阁生活教会她察言观色，冷静的处世态度，审时度势、以退为进的做人姿态。

闺阁生活是低俗和市侩的表现，王琦瑶从闺阁之中走过人生寒暑，闺阁中的王琦瑶到成为母亲的王琦瑶，除了没有实现的上海旧梦，她多了一份温情，至真至纯的细腻。闺阁也让王琦瑶念念不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王安忆，2003）

《长恨歌》把王琦瑶与闺阁相互并置，呈现了闺阁的市民气息，也让王琦瑶这样的“上海女性”有了性格的成长基础。“弄堂、闺阁 、鸽子，这些寻常的生活物象，它们是王琦瑶的影子，王琦瑶是它们的影子，无论是事物本身还是人物的性格和生活处境都因作家这种含蓄蕴藉的追求而获得了审美的深度。”（于哲霏，2011）

“王琦瑶和上海就像一个人的正面和背影，王琦瑶因上海而丰满，上海因王琦瑶而灵秀。王安忆以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领悟，赋予了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更深刻的内涵。”（肖敏俊，2011）王安忆细腻的女性视角将宏大的城市和不同时期的氛围全部都融合在一个以弄堂为背景的舞台中，展现一个平凡的女性在城市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细碎家常、调朱弄粉，以及上海的城市图景

王琦瑶的上海生活，夹杂着“细碎家常”与“调朱弄粉”的双重意味，一方面，呈现着都市市民文化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是都市时尚与潮流文化表征。

（一）细碎家常，王琦瑶们的市民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女性是作为主角的，无论外界如何风起云涌，她依旧围炉夜话，打着桥牌过日子，正是这些生活才是造就一座城市的骨血根基。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在漫长的时间里她与自己作伴，王琦瑶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做些家常便饭，不会亏待自己。有时候订一份晚报，在黄昏时间就看报打发时间，这些日常生活化的表达呈现了王琦瑶在世俗生活的平庸中执着的追求。即使也有过艰难的时刻，她也是聪慧坚定的，哪怕是退而求其次。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重大的变革“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些变换与王琦瑶都没有关系。她在平安里依旧闲话家常，屋子里烧着炉火，围炉夜话。王安忆曾经说过：“有人说我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李泓，2005）

城市的市民生活以及市民文化与女性的某种特性不谋而合，上海文化纷繁多样是源于“上海是座移民城市，也是座纷繁复杂的城市，移民城市给了她海纳百川的胸怀，也给了她智慧和心力，让她更富有创造力和奇特的敢想敢做的思想。这就是这座城市的魅力，她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也有精神的力量。”（董爱霞，2008）

（二）调朱弄粉，时尚与潮流的都市文化呈现

“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她们追随潮流是照本宣科，不发表个人见解，也不追究所以然，全盘信托的。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王安忆，2003）上海是摩登的化身，在上海女性的身上会看到摩登的影响。少女时代的王琦瑶是上海潮流的代表者，中年时期的王琦瑶是上海的潮流历史。

从时兴的潮流服饰、报刊上的爱情故事、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藏在胭脂盒里的蝴蝶标本、精致的点心，爱丽丝神秘又昏暗的时光、各式各样的发髻，掩盖本质的香水到最后时间在她身上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皱纹。她了解摩登的潮流是轮回的，哪怕是生了薇薇之后她只要把压箱底的衣服拿出来稍稍修改就又成了上海大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成为三小姐之后，有点众星捧月的意思，使她内心本就不安分的欲望多了呼之欲出的意味。这夜晚“派对”中的王琦瑶在人们眼中更是集万种风情于一身的艳丽，这细化了上海内敛的审美趣味，“然而这一切的繁华只在城市的深处，王琦瑶走进上海的深处看到的是上海弄堂的昏暗，感受到的是繁华中的黯淡和对繁华终会消逝的一种伤感。”（张淑云，2006）

王琦瑶的美为上海繁华增添了神秘和风情，就像上海这座城市，“小说不是通过写人来反映城，而是城就是人，王琦瑶就是这个城市的惊魂”（马超，2001）

女性是都市的代言人，王琦瑶虽然平凡，但是光靠着平凡是得不到上海小姐这样的殊荣的，她是大家眼中最有代表性的上海女性。王琦瑶的命运浓缩了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女人象征一座城，女人就是这座城，传达着生命的气息，也闪露着衰亡虚无的征兆，我们本身就是就是城市图像中的一部分，是这个城市之中微妙的元素，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积累着我们思想精华和生活碎渣”（徐珊，2004）

结语：

“都市不仅仅是政治性，经济性的，也不仅仅是咖啡馆、电影院、摄像馆与美容院，对于上海而言，像王琦瑶这样的普通市民更多的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心境。”（王哲，2004）

王琦瑶的坎坷一生，与上海的璀璨和萎靡相互依存，是一个城市的缩影。作为都市女性，王琦瑶就是“上海故事”最好的代表，上海给了她们最绚丽的舞台让她们各显神通，她们也赋予了上海这座城市别样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

[2]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9（6）.

[3]张公善.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4]张淑云.凄婉缠绵长恨歌——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三种解读[J].柳州师专学报，2005（4）.

[5]马超.都市里的民间形态——王安忆《长恨歌》漫议[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1）.

[6]张燕.人与城的融合——析《长恨歌》[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1）.

[7]徐珊.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城市景观[J].华南师范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8]王哲.海上风华及无尽悲歌——王安忆的长恨歌解读[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7）.

[9]肖敏俊.从长恨歌看王安忆笔下的人与城[J].文学教育，2011（09）.

[10]董爱霞.女性城市历史—从文化角度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安徽文学，2008（6）.

[11]许峰.《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及价值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1）.

[12]于哲霏.诗性的语言表达与诗化的日常生活——试析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诗学特征[J].广西设计学院学报（文学版），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