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取材问题
——以张均、张垍之死为例

郭院林，杨婷婷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资治通鉴》取材广泛而丰富，除正史以外，又杂取杂史、别史、传记、奏议、小说等多类书籍，使各种资料之间互为补充与验证。它既弥补了前史之不足，也为后世史学著述及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为证明《资治通鉴》的史料取材之丰富，司马光自著《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该著作“引书300余种,其中野史、小说、家传、谱录、别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①王德保：《〈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第70页。。司马光参考众多书籍，选取有价值之史料，并将所取史料的具体出处详细列出进行考证，说明其取材缘由，其唐史部分之史料取材也自具风采。关于《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史料问题，前人亦有研究，如赵萍的硕士论文《〈资治通鉴〉史源学考察——以唐玄宗、肃宗朝为中心》②赵萍：《〈资治通鉴〉史源学考察——以唐玄宗、肃宗朝为中心》，吉林大学2007硕士论文。一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资治通鉴》中两朝代的史料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指出司马光唐史部分之取材涵盖正史、实录、杂史、小说等方面，并将《资治通鉴》与两《唐书》中关乎传记及史事记载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司马光的史源取向；李锋敏的《从〈通鉴〉与两〈唐书〉比较中看〈通鉴〉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③李锋敏：《从〈通鉴〉与两〈唐书〉比较中看〈通鉴〉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甘肃高师学报》1999年第6期。与牛致功的《〈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④牛致功：《〈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史学集刊》1986年第3期。都充分肯定《资治通鉴》在唐史部分的价值，并给予极高的赞赏；孙永如的《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⑤孙永如：《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扬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亦是如此，对其在唐代史料的可信度上给予赞赏，认为新、旧《唐书》在史料运用方面有所缺失；虽然指出司马光在认识上的错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及个人的主观意识与政治立场判断史料，但还是充分认可《资治通鉴》在唐史部分的史学成就。本文则从张均、张垍之死入手，通过对《资治通鉴》与《旧唐书》《册府元龟》《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作具体比勘，来探讨各自的取材依据，在对比中来分析司马光《资治通鉴》在此问题上致误的原因，由此来看《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史料取材问题。

一、不同文献对张均、张垍之死的记载

张均、张垍为唐朝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之子，颇受唐玄宗器重，分别在朝中担任过重要官职。张均为张说长子，曾任大理寺卿一职；张垍为张说次子，为当朝驸马。二人在安史之乱中投靠于安禄山，并分别在其军中担任伪中书令、宰相之职。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二人结局或死或发配。但究竟孰死孰生，《资治通鉴》记载与《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记载并不相同。

为了看清不同历史文献对张均、张垍兄弟行状的记载区别，本文按成书先后次序，把不同文献对事件记录详细摘录，以便比勘。现今能见最早记载张均、张垍兄弟生平的文献当属《旧唐书》。《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七《张说传》中附载张均、张垍的事迹如下：“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转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贬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复为户部侍郎。九载，迁刑部尚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权臣陈希烈，期于必取。既而杨国忠用事，心颇恶之，罢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郁郁。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諲条流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7页。根据书中之记载可知，张均因玄宗未许其宰辅一职而感失望，随陈希烈降于安禄山，并在其军中任枢衡之职。而张垍则是：“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宰相韦见素、杨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等从，朝臣多不至。次咸阳，帝谓高力士曰：‘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问均、垍，琯曰：‘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伪命，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9页。据此记载，可知张垍随兄张均投奔安禄山并任宰相之职，于安史之乱中丧生。

关于张氏兄弟行状，《旧唐书》本纪第十《肃宗本纪》中也有记载：“己丑，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以其兵众八万之籍，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并表送降。庚午，制：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配流合浦郡。”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0页。《旧唐书》记载，张均是发配合浦郡，此处与《张说传》附载前后一致，事件脉络清晰，并无抵牾之处，不应该有歧义。而张垍死的方式不同，本传说死于贼中，而《肃宗本纪》以为赐死。据同书《刑法志》，张垍在被赐死的陈希烈等七人之列。张垍被赐自尽，《旧唐书》本传不确。

宋初的《册府元龟》在《帝王部·明罚》中关于张均之记载如下：“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区分，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②周绍良辑录，周啟瑜整理：《〈册府元龟〉唐史资料辑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此记载与《旧唐书》中张均发配合浦郡的说法亦同。“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其中应该包括张垍。

《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张说传》中附载张均、张垍如下：“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中书舍人……禄山盗国，为伪中书令。肃宗反正，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晋卿，营解之。帝亦顾说有旧，诏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赠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为中书舍人。”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411页。此记载中张均因房琯、苗晋卿为其求情而免遭杀戮，流放于合浦，后为德宗之臣，这与《旧唐书》之记载张均流于合浦郡之说法一致。而张垍行状记录如下：“帝西狩至咸阳，唯韦见素、杨国忠、魏方进从……后琯至，召见流涕。帝抚劳，且问：‘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尝过其家，将与偕来。均曰：马不善驰，后当继行。然臣观之，恐不能从陛下矣。’帝嗟怅，顾力士曰：‘吾岂欲诬人哉？均等自谓才器亡双，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终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与希烈皆相禄山，垍死贼中。”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412页。此中记载死于安史之乱，虽与《旧唐书·肃宗本纪》赐死不相同，但张垍是死不是流放则是肯定的。

然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中对张均、张垍之死记载如下：“上欲免张均、张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从命。”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39页。此记载中认为安史之乱后，任贼伪官的张均被处死，张垍被长期流放。这与《旧唐书》《册府元龟》《新唐书》中张均流于合浦郡，张垍处死说法完全相左。

从不同史料对张均、张垍之记载可以发现：《旧唐书》《新唐书》认为张均被流放于合浦郡，张垍或赐死或死于安史之乱中；《册府元龟》只记载张均被流放于合浦郡，未提张垍降贼后之结果；而《资治通鉴》则认为张均被处死，张垍被长期流放于僻远之地，这是各著作中关于张均、张垍孰死孰生具有争议之处。要确定孰是孰非，那么这些文献关于张氏兄弟行状当初取材何处，就值得研究了。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资治通鉴》唐史部分价值究竟如何。

二、关于张均、张垍生平的史料取材分析

关于唐史中张均、张垍孰死孰生，《旧唐书》《册府元龟》《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有其各自的取材依据，在此作具体分析。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由署名后晋刘昫等人所撰写，实为宰相赵莹主持编修。因其距离唐代时间较近，所采取的大都是唐代保存下来的实录、国史及诏令敕文之类资料，因而具有较高之准确性。清代学者赵翼在其书《廿二史箚记》卷16中言：“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⑥〔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箚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4页。其亦认可《旧唐书》之史料价值。对于记载张均、张垍的史料考察根据历史应当追溯到唐玄宗、肃宗时期，然而由于此时期战乱较多，对于历史资料之保存并不完整，一些国史、实录资料大都被毁坏。“从史料角度分析,《旧唐书》材料较丰富,特别是开元、天宝以前,因有实录、国史可凭,记载相当详实,玄宗以后,史料不足,记事相对简略。”①李锋敏：《从〈通鉴〉与两〈唐书〉比较中看〈通鉴〉在研究唐史中的重要地位》，《甘肃高师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在幸存之史料中，如唐代姚汝能所撰的《安禄山事迹》里也谈及张均兄弟降于安禄山之事，而在其正文中并未提及二张投降安禄山被捕后之结果。现代学者曾贻芬为之点校并注解：“太师房琯曰：‘张均欲往贼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减死一等，流于崖州（洲）。”②〔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1页。此部分点校者具体参考了谁人资料，并未在此书中提及。《旧唐书》究竟参考何种具体资料，在此未能得知，不过其中所述张氏兄弟行状，似已为人所认可。根据下文宋代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中关于张均之处罚或许可认为，《旧唐书》的此部分取材或许是受唐代诏令之影响。《旧唐书·肃宗本纪》对张垍被赐死，张均流放的记载并无可疑之处。

《册府元龟》由宋真宗时期的王钦若、杨亿等人编修，比《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书稍早。“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宋敏求能修成130卷的《唐大诏令集》一事来看,我们不难推知,此前的王钦若、杨亿他们应能见到当时保存着的大量的唐代的政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③马维斌：《〈册府元龟〉的撰修以及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来源与价值》，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那么，关于此书中对张均流放合浦郡的说法，《册府元龟》可能参考了《旧唐书》和当时能见到的唐代诏令等资料。

《新唐书》由宋仁宗时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以《旧唐书》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再行添加一些史料进行修改而成。关于此中记载张均、张垍的资料想必也是参考了《旧唐书》。但与《旧唐书》不同的是，曾参与编写《新唐书》的成员宋敏求，曾编《唐大诏令集》一书，并在其卷126《处置受贼伪官陈希烈等诏》记载着：“朕志欲含弘，法务宽贷，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区分。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80页。这与《册府元龟》中关于处置张均的诏令记载完全相同。诏令实质上为皇帝所发，而由臣子执笔记载下来，诏令集往往是原始材料的汇集，且准确性及真实性很高。但此诏令是否为原始，还是依据史书辑录，则需要对其进行考证。此诏令对于《新唐书》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新唐书》增添了可靠的史料，也间接验证了《旧唐书》中关于二张之记载准确无误。《新唐书》记载死于安史之乱，可能是对“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等粗疏忽略，因而误解。

通过以上史料的对比介绍不难发现，《册府元龟》《新唐书》由于借鉴了《旧唐书》和其他资料，因而关于张均流放合浦郡的说法一致；而对于张垍之死的说法，《新唐书》与《旧唐书》虽有歧异，但以《旧唐书》更为准确，似无可疑。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为本取材于唐代国史、实录等资料的《旧唐书》对关于二张之死的记载又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资治通鉴》关于张均、张垍兄弟二人行状之史料取材依据何在呢？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时期，晚于《旧唐书》《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因而《资治通鉴》的编修（包括唐史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借鉴此三种著作。然在关乎张均、张垍之死的记载上，《资治通鉴》不同于其他三类著作。司马光对于二张之死的史料取材在其自著的《资治通鉴考异》卷第15中有明确之记载，即根据唐代柳珵所著《常侍言旨》确定此史料，并把《常侍言旨》中关于此记载之原文摘录了出来：“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均更与贼毁阿奴、三哥家事，虽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倘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乌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宜长流远恶处，张均宜弃市。阿奴更不要苦救这贼也。’肃宗掩泣奉诏。”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86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详细列出具体作者、具体著作及具体话语，以此证明取材的可靠之处。或许司马光看到了《旧唐书》张垍本传与《肃宗本纪》的不一致，所以另取别的材料立说。

那么，柳珵的《常侍言旨》究竟为何书？其记载是否真实？这也需要进行考证。周勋初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察》中认为：“《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入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①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察》，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页。因而《常侍言旨》应属于笔记小说一类。周先生在书中又言《上清传》和《刘幽求传》“故事情节颇多编造，与事实出入甚远”②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察》，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页。，可见笔记小说虚构成分较多。司马光在柳珵《常侍言旨》原文之后自言：“按，肃宗为李林甫所危时，说已死，乃得均、垍之力。均、垍以说遗言尽心于肃宗耳。今略取其意。”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86页。笔者认为，从“略取其意”四字可知《资治通鉴》取张均被处死、张垍被流放之意，或许因为“略取”过程中混淆了二人结局，因而导致其与《旧唐书》《册府元龟》及《新唐书》之记载相比较而言可信度不高。从《常侍言旨》之性质与司马光自言“略取”方式，我们都可得出《资治通鉴》此部分取材不及《旧唐书》。因《旧唐书》成书较早，取材较为原始；《本纪》相当于该朝的大事记，应该更具权威；而且与其他文献相一致，可为外证，故而书中对张均、张垍兄弟结局确凿无误。司马光独取《常侍言旨》，孤证不立。或许司马光认为柳珵之记载较为新颖，且又是唐人所写，故而误信了《常侍言旨》所载而导致此史料记载出现失误。

三、《资治通鉴》中关于唐史部分之取材问题申论

《资治通鉴》中唐史部分之取材是否具有真实性及可靠性，需要在此作一番分析。

首先，《资治通鉴》唐史部分之取材广而富。《资治通鉴》的编订成书，耗费了司马光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在编纂此书之过程中，宋神宗把书局设在崇文院这一囊括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和秘阁的皇家藏书资料最为丰富之地，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提供了便利。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言：“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④〔宋〕司马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传家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197页。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良好环境之下，使得《资治通鉴》唐史部分之取材较为广泛而丰富，除正史之外，还采取别史、杂史和小说等史料。但或许是因为当时材料过于丰富，取舍倒成了关键。司马光在张均、张垍结局上不取正史而取小说，也可以看出他好奇出新的个性。另外，《资治通鉴》中竟然也记载有“贵妃洗禄儿”事，说杨玉环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女用彩轿抬起。唐玄宗还亲自去观看“洗儿”并予赏赐。又说“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00页。。新旧《唐书》对此不载，而其来源恰是《开元天宝遗事》（五代王仁裕撰）、《杨太真外传》（宋乐史撰）、《安禄山事迹》（唐姚汝能撰）等野史稗记。司马光出于夷夏之辨与中华正统观念，不惜采取野史稗说对安禄山极尽诋毁之词。叙述“明皇西幸，肃宗即位”塑造父慈子孝的氛围，“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18页。似乎是一个预言，此后平定安史之乱恰是依靠西北胡人，但受害亦不小，而且“抚之素厚”与此前高仙芝、哥舒翰等对西北多次战争不合。在这些叙述中，虽与史事或不合，但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经世致用之思想。

其次，《资治通鉴》唐史部分之编撰由精通之人专门负责。司马光把编修《资治通鉴》的任务分担给对各阶段历史比较擅长的助手，明确地分工，并把具体任务、具体注意事项仔细交代。因范祖禹泛读群书，且对唐史较为熟悉，司马光就把唐史部分交给了范祖禹去编写。司马光在其《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中云：“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述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①〔宋〕司马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传家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612页。从此书信中可以得知司马光对其助手编写唐史有极高的要求：不仅要博览群书，还要有识别材料的能力及逻辑组织能力。不仅如此，司马光还要对范祖禹所搜集、编写的资料进行认真整理和删改。在《文献通考》卷193中，马端临曾引李焘言：“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637页。司马光在范祖禹编写唐史六百卷的基础上，又经过仔细地删减，最后定为八十卷，所存仅为八分之一，删减力度过大。或许就是这个“删减”过程，导致有时前后文断裂，有时前后文不一致或语焉不详。如《资治通鉴》卷214载，安禄山、安思顺“及长，相亲爱，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③〔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77页。。《旧唐书·安禄山传》则交代了安禄山能为互市牙郎的原因：“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5367页。安禄山的语言才能也恰是他能在边地发展的重要因素，删减实不可为。

四、结 语

最近史学界关于《资治通鉴》的讨论又趋火热。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所著《制造汉武帝》一书从史源学研究和新史学的思路出发，论述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认为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究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辛德勇教授认为：“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和他的政敌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两翁之意都不在史学或经学本身，而是藉助史籍或经书来阐扬治国的理念。”⑤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7页。司马光是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轻信不可靠的史料，藉此塑造汉武帝晚年追悔的明君形象。抛开学界的复杂人际关系，我们单就司马光取舍材料而言，像对张均、张垍兄弟人生归宿的叙述，实在失之轻率。《资治通鉴》一书的书名清楚揭示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意图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为了“治道”，倒是加入了不少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并非纯粹的历史的材料。在唐史研究方面，还是慎重使用《资治通鉴》。有人认为“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⑥游逸飞：《制造辛德勇——从制造汉武帝反思历史事实、历史书写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学灯（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这一观点用在史事不足以既有材料确切证明的情况下或许不错，但如果我们明明有足够丰富的早期材料可以证明史实，那就必须铁板钉钉，而不能心有会意，师心自用。

《资治通鉴》选取史料固然严谨，但也存在瑕疵。如何决定材料与记录的真实可靠，往往不可依据权威，而要看材料是否原始。如果有几种相关纪录，可以通过对照比勘看出问题。对于非正史材料，应该谨慎地考察，没有实据，不如用既有材料。唐史史料基本可以追索渊源，不必臆断。在有确实可依的史料时，我们依据最初记录，这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