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审查：古典时期雅典官员任职的法律资格与道德规范

官员任职资格审查是古代雅典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与司法程序。*资格审查程序对应于古希腊语“dokimasia”一词，源自动词“dokimazein”，意为“鉴定”“考查”“认定”。 作为一则政治或者法律术语，“资格审查”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可考。在古代雅典文献中，“资格审查”是对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审查程序的统称；这些程序主要是针对那些被提名担任公共职务，或者是获得了公共奖励以及授权的人而进行的资格审核，以考察他们在获得新的身份或者享有特权之前是否满足前提条件；关于古代雅典城邦存在的资格审查的种类，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但除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外，还包括丁男资格审查(dokimasia eis andras)、残疾人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adunatōn)、骑兵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hippeōn)、演说家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rētorōn)、新公民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dēmopoiētōn)等。托德对资格审查具体分类上的争论做了历史性的梳理，参见S. C. Todd, “The Athenian Procedure(s) of Dokimasia,” in S. C. Todd & G. Thür, Symposion 2009： Vorträge zur griechischen und hellenistischen Rechtsgeschichte,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pp.75-78.它与官员在任期内接受的信任投票(epicheirotonia)、告发程序(eisangelia)以及述职审查(euthuna)共同构成一套监督机制，成为雅典民主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对公职人员问责制的关注。*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政府问责制的论述，可参见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Accountability in Athenian Government,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p.4-6;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亦有所关注，可参见张春梅：《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在古代雅典，无论是经抽签还是选举任命的官员，只有通过任职资格审查程序并且完成宣誓仪式后，才能正式就职，管理城邦的事务。*《雅典政制》中详细记载了执政官在正式就任前需要经历的宣誓过程，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ed. by Mortimer Chambers, Leipzig: Teubner, 1994, 55.5.虽然公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履行公共职责，但不是所有担任公共职务的人都配拥有官员的头衔，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官员候选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接受任职资格审查。*在如何判断一名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是否是一名官员时，演说家埃斯基尼斯(Aeschines)指出，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必须接受任职资格审查，参见Aeschines, Speeches, trans. by C. D. Adam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3.15. 汉森进一步指出，在古代雅典，官员(archai)是一个范围非常明确的城邦公职人员群体，除了必须接受资格审查这一个重要标准之外，还有任期不少于30天等必备条件，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trans. by J. A. Crook,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p.225-226.从雅典官员的选举制度来看，理论上每一位雅典男性公民在有生之年都有机会担任官职并进而接受任职资格审查。*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民主政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所有公民都应当轮流担任官职。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317b17-1318a3。古代雅典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且不能连任，然而并非所有官员都是如此，军事长官通常可以连任，此外议事会议员也可以连任一次，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62.3. 罗兹指出，在古代雅典，军事官员往往需要具备作战能力，因此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任命的，并被允许连任，伯里克利就曾连任，参见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696.在德谟斯提尼时代，雅典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从每年的夏初开始(通常不早于第七届主席团月)，一直进行到岁末，占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俨然成为雅典人的日常政治仪式。[注]关于雅典人每年执行任职资格审查的时间，可参见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220.

一、雅典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功能

即便任职资格审查程序在雅典人的公共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流传于世的古典文献中却鲜有记载，使得历史研究者“难为无米之炊”。考察一项政治制度或法律程序产生变更的原因，必须追本溯源，对其历史发展脉络有一整体上的把握。具体到雅典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迫于史料的匮乏，我们不仅难以考证其早期的面貌，甚至就其创设的时间，也只能做一大致的推测。[注]囿于史料的不足，西方学界对希腊任职资格审查创立时间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难成定论，著名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推断此项程序确立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梭伦改革，而希格尼特(Charles Hignett)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程序很可能不会早于克里斯提尼改革，参见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p.207; 其他学者虽然对此持有异议，然而给出的答案更为模糊，如罗兹只是称“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参见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p.617; 奥斯特瓦尔德同样认为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并以《雅典政制》中提到的家族崇拜为根据，推测对执政官的资格审查可能早在梭伦改革之前就已存在，参见Martin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Law,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46.虽然在德拉古立法之前，雅典官员的选任以门第和财富为准，然而这些具有良好出身的人，很可能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在被任命之后无须经过进一步的审核便可宣誓、就职。[注]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3.1. 罗兹指出，王政之后雅典官职长期被少数几个家族所垄断，而这种现象很可能一直持续到梭伦改革前，参见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pp.97-98. 但是，罗兹同样指出，在官员宣誓前可能存在一个问询阶段，参见P. J. Rhodes, The Athenian Boulē,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178.据《雅典政制》记载，至梭伦立法时，雅典官员已经接受与任职资格审查程序类似的考察：战神山议事会传唤候选人前来并进行“面试”，之后会将每个官职委任给“合适的人”。[注]“起初，战神山议事会自行传唤这些人前来，对他们进行评判(krinasa)和安排，将每个职位委任给最合适的人(ton epitēdeion)，任期一年”，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8.1. 虽然文中并未出现“资格审查”一词，但是罗兹认为，亚里士多德心中所想的很可能正是“资格审查制度”，参见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p.150.在梭伦完成多项政治革新后，战神山议事会的此项权力也并未被剥夺。[注]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14.而且由于梭伦规定按财产等级抽签选举官员，战神山议事会在对候选人进行审查时很可能会将财产资格纳入考察范围。[注]波吕科斯在《名物释义》中提到，立法执政官接受资格审查时会被问及“是否拥有财产”(ei to timēma eistin autois)，显示出在早期的资格审查中财产等级很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参见Julius Pollux, Onomasticon, ed. by Wilhelm Dindorf, Leipzig: Kuehn, 1824, 8.85-86.

古风时期雅典对官员的审查似乎长期以来都是由战神山议事会负责，然而随着公元前462年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的民主改革，这一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改革后，战神山议事会的这项职能被500人议事会所取代，且当候选人在审查中被议事会否决时，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注]“以前，任何官职未经议事会通过，不得任职，但现在可向陪审法庭进行上诉，而资格的最后决定亦可以陪审法庭为断”，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2; 罗兹指出，这里描述的双审查制，出现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时，参见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p.616. 然而，奥斯特瓦尔德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梭伦创立了申诉程序，通过陪审法庭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决定，参见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44.似乎从此时开始，议事会与法庭将共同承担审查官员任职资格的职责。[注]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1-4. 据此可推测，执政官须接受议事会与陪审法庭的双审查；议事会议员由当年的议事会进行审查，如果被否决，可再向陪审法庭申诉；除以上两者外，其他官员的审查直接由陪审法庭负责。尽管通过有限的史料，我们或许勉强能够勾勒出任职资格审查制度演变的轨迹，然而它无疑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或许只是几笔粗重的线条，其余的部分则需要借助想象力去填补。

雅典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不仅在其历史沿革上存在诸多谜团，对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学界也普遍存在争议。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格审查程序，官员任职资格审查似乎并不具备“体检”的功能。[注]波洛维斯基认为由议事会负责的一些资格审查，如丁男资格审查、骑兵资格审查、残疾人资格审查，旨在从身体层面筛选出符合资格的人，参见Frederic S. Borowski, Dokimasia: A Study in Athenian Constitutional Law,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76, p.4.尽管一些学者指出，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实际上旨在核查德莫(dēmoi)所登记的公民名单，确保那些被抽签选中的人都具备雅典充分的公民权。[注]R. K.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9; 辛克莱尔的这一观点建立在黑德勒姆的早期论断之上，强调任职资格审查旨在审查候选人的公民权，参见James Wycliffe Headlam, 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0, pp.97-100.但是这一解读不仅忽视了史料中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对候选人道德品格的关注，同时也消解了审查本身的重要性。[注]George Adeleye, “The Purpose of the Dokimasia,”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24, No.4, 1983, pp.295-306.

另外，由于在现存史料所记载的有关官员任职资格审查的案例几乎屈指可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它几乎徒具形式，缺乏实际的政治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汉森。他认为资格审查除了否决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外，几乎别无它用；虽然整个审查过程耗时颇长，然而具体到每位候选人身上，其所能占用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因而大多数情况下任职资格审查不过是在走过场。[注]汉森指出，除了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在公元前406年的任职资格审查中被取消担任将军的资格外，纵观整个古典时期，雅典有据可考的任职资格审查案件也只有7起，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217. 在此基础上，汉森提出了任职资格审查徒具形式的观点，参见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101;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220.对于汉森的论断，学界不乏反对之声。里尔认为，汉森可能过于低估了候选人在任职资格审查过程中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注]里尔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在他看来，由于雅典存在大量的候补官员，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官员并不能顺利通过资格审查；另一方面，文献中缺乏对这些失败案例的记载，是因为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在当场丧失资格后，反而会感到高兴，不愿提出辩护或申诉，因而不会留下记录，参见Tracey Elizabeth Rihll, “Democracy Denied: Why Ephialtes Attacked the Areiopag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15, 1995, pp.93-97.贝尔斯则指出，单纯依靠文献中记载的案例并不能说明任职资格审查程序流于形式，在审查中受到指控的对象不可能仅仅是那些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的精英阶层，贫穷的业余演说者同样会身陷其中，并会竭尽所能为他本人辩护，然而这些人的话语却不太可能被记录、保存下来。[注]Victor Bers, Genos Dikanikon：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Speech in the Courtrooms of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

就任职资格审查的政治作用而言，无论是汉森还是其反对者，都将视野过于局限在对资格审查最终判决结果的关注上，而忽视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问题以及控辩演说，任职资格审查不仅能够在制度层面增强民众的信心，使他们相信自身拥有决定官员任用与否的权威，同时也可以间接地起到宣扬民主意识、塑造民众政治认知的作用。[注]在演说家(rhētōr)资格审查中，政治家私人生活的展示对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此的精彩论述可参见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105页。在法庭上(或者议事会上)，演说者对官员任职资格与道德标准的解读，固然是出于构建自身与对手道德形象的需要而采取的修辞策略，然而受其熏陶，在日常政治实践中，民众却可能会形成关于资格审查程序的政治认知。这些政治认知，并不一定是相同的，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反，通过公民大会与法庭等政治机构中民众的决策与投票，政治观念与政治制度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政治制度的运作不断进行调试。[注]S. C. 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Oxford: Clarendon, 1993, p.289.

不同于现代国家在选拔官员之初对候选人才能的偏重，古代雅典城邦对候选人进行的资格审查并不涉及当事人是否具有担任某项特定官职的能力。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除了少数特定官员经由选举产生，大部分的雅典公职人员都是由抽签方式选出。[注]汉森指出在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每年大约有1100名公职人员是通过抽签而产生的，而仅有100名左右的官员通过选举而被任命，后者主要包括那些重要的军事将领、财政官员以及其他负责特定事务的官员，参见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p.228-233.抽签制度本身是对民主政治平等原则的具体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它将雅典所有男性公民都有权参与城邦管理这一理论构想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在民主意识形态下，民众也愿意相信，那些决定投身于城邦公共事务的人，无论经由抽签而分配到何种职务，其本人都已经具备了担任此项官职的能力。[注]在古典文献中，抽签选举常被看作是民主政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如《历史》第3卷中，欧塔涅斯(Otanes)在历数君主制的种种弊端后指出，民主政制在它的众多美好声名中，居于首要的便是平等原则，具体体现为“一切公职都由抽签决定”且“任职者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3.80；亚里士多德根据当权者的不同类型而将政体划分为4种不同的形式，并将民主政制定义为官职通过抽签的办法来分配的政体，因此抽签选举可以说是民主政制的标志，参见Aristotle,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ed. by W. D.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1365b30-3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7-10。从这方面来看，在官员就职前对候选人才能的审查不仅显得没有必要，而且也与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相冲突。那么，在任职资格审查中雅典人依据什么来评判候选人是否可以担任官职？

二、“考核项目清单”与官员任职的法律资格

根据古典史料的描述，官员在接受资格审查时，首先需要回答主审官员提出的一系列较为固定的问题。[注]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3.这些程式化的问题可以说是官员在任前需要完成的一张“考核项目清单”。[注]为了便于讨论，候选人须要回答的一系列程式化的问题，在下文中将统称为“考核项目清单”。这份清单主要有3个不同版本，分别来自《雅典政制》、演说家迪纳尔库斯以及罗马帝国时代的学者波吕科斯。[注]在一些文献中对此有零星的涉及，如《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指出，对父母不敬的人将被取消任职资格(apodokimazousa)，而如果没有关心家族墓葬，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候选者将会受到城邦的质询，参见Xenophon, Memorabilia, trans. by E. C. Marchant,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2.2.13. 德谟斯提尼在《对欧布利德斯提出申诉》篇中，假设了演说者作为立法执政官(thesmothetai)接受任职资格审查的情景，其中涉及一系列的提问与他本人的回答，但主要强调演说者的出身可得到许多证人的证明，而这些人要么是他的亲属，要么与他拥有共同的家族崇拜与家族墓地，参见Demosthenes, Orations, Vol.VI, trans. by A. T. Murr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57.66-70.以《雅典政制》中的“考核项目清单”为例，官员在审查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直系亲属的姓名以及其中男性亲属所在的村社名称；家族崇拜的神祇及其圣所的所在地；家族墓葬的方位；是否善待双亲；是否纳税；是否服兵役。[注]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3.其余两份清单中所列出的问题虽然与《雅典政制》中的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在波吕科斯的版本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家族墓葬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财产(timēmata)的问题。[注]Pollux, Onomasticon, 8.85-86.迪纳尔库斯的版本中则省去了关于出身以及家族崇拜的问题，却将候选人的个人品行列为首要考察的方面。[注]Dinarque, Discours, éd. Michel Nouhaud et trad. Laurence Dors-Meary, Paris: Belles Lettres, 1990, 2.17.无论哪一个版本的“考核项目清单”都很可能没有列出候选人应当达到的所有要求，具体到某一特定官职时，候选人还可能会被问及一些附加问题。[注]这些关于具体官职的任职要求，散见于文献各处。如要想成为王者执政官(Basileus)，候选者的妻子必须是一位居住在雅典城内且婚前保有贞洁之身的女子，参见Demosthenes, Orations, Vol.VI, 59.75. 法律还规定，担任将军一职的候选者要有子嗣并在阿提卡拥有田产，参见Dinarque, Discours, 1.71; 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4.2. 当公民的年龄达到30岁时，他才有资格参与议事会议员及其他官职的选举，参见Xenophon, Memorabilia, 1.2.35; 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4.3.但这些清单仍然是现代学者探寻和构建资格审查程序历史面貌的重要依据。

通过这些“考核项目清单”上所列举的问题，我们或可管窥，在民主政治下如要正式成为一名雅典官员，候选人必须符合哪些基本条件、具备哪些方面的资格。尽管在一些特定官职上，针对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其评判的标准可能存在一些具体而微的差异，但从“考核项目清单”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来看，候选人首先应当具备的是担任官职的法律资格，究其本质，则是公民权。在《雅典政制》所列的“考核项目清单”中，关于执政官候选人直系亲属的身份以及村社信息的问题，直接与候选人的公民身份相联，而是否拥有祖先神阿波罗和住宅神宙斯的神像以及他们的圣所处于何地的问题，则表明在资格审查的早期阶段，氏族成员的关系是证实候选人公民身份的重要依据。[注]“当执政官接受审查时，他们首先会被提问：‘你的父亲是谁，他来自哪个村社(dēmōn)，谁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的父亲是谁，他来自哪个村社？’接着他就会被问道，是否拥有祖先神阿波罗与家宅神宙斯的神像，他们的圣所在哪里”，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3. 现代学者对此的分析，可参考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 pp.617-618;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46.在雅典人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取得公民权的一个先决条件，即合法的公民出身，而这种公民血统可以说要向前追溯到候选人的“祖宗三代”。

任职资格审查中的“考核项目清单”所涉及的内容可能远比一张出生证明要丰富，因为它还与候选人履行公民义务的情况密切相关。[注]黑德勒姆就曾将此类比为一张出身证明，参见Headlam, 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 p.98.这些与公民义务相关的内容，如之前述及的是否善待父母、是否缴纳税款、是否服兵役等问题，也常常被一些学者看作是雅典城邦对候选人的品行与道德进行审查的史料依据。[注]例如早期德国学者布佐特将此误解为对候选者“个人能力与公民美德”的审查，参见G. Busolt and H. Swoboda, Griechische Staatskunde, Vol.2, Munich: Beck, 1926, p.1026. 波洛维斯基则认为，这些问题显示只有那些“值得信赖”的公民才能够任职，参见Borowski, Dokimasia, p.81.然而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曲解之上，忽略了法律语境下这些问题与雅典公民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古代雅典法律中，虐待父母、不履行兵役以及拖欠城邦债务的案件是被划分在同一类公共诉讼案件(graphē)中的，在此类案件中如果罪名成立，当事人会遭受“剥夺公民权”(atimia)的惩罚。[注]在《雅典政制》中提到，在虐待父母的案件中，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担任原告，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65.6. 而任何有资格的公民都可以提起诉讼，则是古代雅典公共诉讼的最重要的特征。关于遭受剥夺公民权惩罚的案件的研究，可参见A. R. W. Harrison, The Law of Athens： Proced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171-176; Mogens Herman Hansen, Apagoge, Endeixis and Ephegesis against Kakourgoi, Atimoi and Pheugontes,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72-74.所以，准确地说，主审官员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依然在于考察候选人的法律资格，即确保后者并没有丧失雅典公民权。

回到我们之前提出的疑问，对于一名候选人是否适合担任官职，雅典人进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依据“考核项目清单”我们的答案可能会是：考察候选人是否是雅典公民，是否拥有雅典公民权，是否具备担任官职的法律资格。这些与公民权相关的问题，虽然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是程式化的，但在古代雅典社会却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可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雅典人在意识形态上对其公民身份的建构。[注]在古代希腊，对于公民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民主政制下的公民在寡头政体下往往就不是公民，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是那些能够参与法庭审判并担任官职的人。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5-30。伴随着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所经历的政制变革，不同时期，城邦对于候选人法律资格的限制也有所不同，而雅典人对于自身公民身份以及公民权的认识也有可能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这些“考核项目清单”上的问题来看，资格审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排除那些不具有完全公民权的人，从而维护公民共同体的完整性。[注]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p.288.

然而，“考核项目清单”上所列的各种与法律资格相关的问题，只为我们呈现了任职资格审查制度的其中一个面相，主审官员的提问与候选人的回答、举证，也仅是整个审查过程的最初环节。在这之后，候选人还需经历“指控—辩护”环节的考验。

三、吕西亚斯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与雅典官员的道德规范

据《雅典政制》记载，当候选人完成对其法律资格的审问并且提供相应的证人后，主持审查的官员就会对在场的观众提问：“有谁想要对这个人提起控诉？”[注]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55.4. “有谁想要对这个人提起控诉”(toutou bouletai tis katēgorein)，“katēgorein”是动词“katēgoreō”的不定式形式，“katēgoreō”一词常出现在诉讼案件中，意思为作为原告一方，对某人提起控诉，它的名词形式“katēgoros”则常指诉讼案件中的控诉人，《雅典政制》中采用这一动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意将此看作是一次正式的诉讼行为。如果有人提出指控，主审官员就请他当场发表控诉陈辞，等到候选人进行申辩之后，陪审员(或者议事会议员)再进行表决。[注]关于控诉和辩护演说发表的时间，学界仍然存在争议。汉森认为控诉和辩护都是在任职资格审查的过程中当场发生的，中间并没有休庭，参见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219. 里尔认同汉森的观点，并指出在审查之前候选者会尽力求助于演说辞撰写者，做好充分的准备，参见Rihll, Democracy Denied, p.95. 倘若如汉森所言，那么难免令人产生疑问，在还未受到起诉前吕西亚斯如何能够事先为一些受到控诉的当事人写好演说辞。即便如里尔所说可以提前准备，但由于资格审查涉及范围太广，对于演说辞撰写者而言恐怕很难有的放矢。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在资格审查中有人对候选者提起控诉，那么听审就将延迟到下一次，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参见Andrew Wolpert and Konstantinos Kapparis, eds. and trans., Legal Speeches of Democratic Athens： Sources for Athenian Histor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2011, p.56. 在托德看来，雅典人是否会因为考虑到当事人没时间花钱请演说辞撰写者为他们代笔而专门延迟审判，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参见Todd, “The Athenian Procedure(s) of Dokimasia,” pp.91-92.这样看来，整个任职资格审查的过程就像是一起普通的诉讼审判，提出控诉和进行申辩都以发表演说的形式展开。尽管如此，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注]关于官员任职资格审查与普通诉讼案件的不同之处，可参见Douglas M. MacDowell, 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68-169.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普通诉讼案件，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并不存在开庭传唤和预先审查，[注]传唤(prosklesis)是由原告在传唤人的陪同下，到达对手的住处直呼其名，其作用是在之前商定好的那一天将被告传唤到负责审理相关案件的官员面前，参见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ed. by C. Car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23.2. 预先审查(anakrisis)是接下来将要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对案情进行的初步了解，参见Demosthenes, Orations, Vol.III, trans. by J. H. Vinc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21.103. 缺少这两项重要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任职资格审查的演说很可能是当场发生的，事前很可能不会有太多准备。除了候选人有可能会被取消当年的任职资格外，无论是提出控诉的一方，还是候选人本人，都不会因为最后的结果而遭受任何惩罚。[注]参见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21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像汉森所认为的那样，“资格审查除了否决候选人的作用外似乎没有其他效力”？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根据“考核项目清单”，对汉森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接下来我们将对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进行分析，再次对此做出回应。

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共有4篇，[注]吕西亚斯的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现存较为完整的有4篇，按照发表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分别是：第25篇《关于推翻民主政制的指控》，很可能于公元前401/400年在陪审法庭上发表，但演说者具体担任的是哪项官职的候选人，我们无从得知；第31篇《诉费隆》，发表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8年，演说者在议事会上对费隆担任议事会议员一职提出控诉；第16篇《为曼提塞乌斯辩护》，演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89年间的某次议事会上发表的，曼提塞乌斯作为下一任议事会议员的候选人为自己进行辩护；第26篇《诉欧安德罗斯》，大致是在公元前383/382年的议事会上发表，演说者指控欧安德罗斯作为候选人不具备担任明年执政官的资格。此外，还有两篇吕西亚斯演说辞残篇，也被归在任职资格审查演说之列，在凯瑞(Christopher Carey)于2007年最新编订的吕西亚斯文本的校勘本中，它们的编号分别是残篇L《为欧律科斯马库斯辩护》，以及残篇CXLV《在某人的资格审查中提出控诉》。德国学者维森伯格对吕西亚斯4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做了详尽的注疏，书中对每篇演说发表的时间和法律语境都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参见Michael Weissenberger, Die Dokimasiereden des Lysias (orr. 16, 25, 26, 31),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87.皆归在阿提卡演说家吕西亚斯的名下。[注]除了吕西亚斯之外，仅有一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归在迪纳尔库斯名下，题名为《诉波吕欧克图斯经抽签选任王者执政官一职》，但这篇演说辞早已失传；另外在其他演说家的演说辞中，也只是提到过两次资格审查的案例，参见Dinarque, Discours, 2.10; Demosthenes, Orations, Vol.III, 21.111.在这4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中，既有为辩护人所写的，也有为控诉一方而创作的，虽说都是讼争中的“一面之辞”，却为我们探讨任职资格审查程序在雅典人的日常实践中如何发挥其政治功能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撑。从演说辞提供的证据来看，候选人对民主政制忠诚与否往往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而候选人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也同样成为任职资格审查考察的重点。

在第26篇演说辞《诉欧安德罗斯》中，作为起诉人，演说者对欧安德罗斯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后者曾经在三十寡头统治下在雅典城内担任过某些职务，如欧安德罗斯有可能是骑兵的一员，或许曾在寡头制的议事会中担任议员，同时演说者还浮光掠影般地提及对手曾经试图颠覆民主制，且犯有逮捕、处死雅典公民的罪行。[注]在此篇演说辞中，关于担任骑兵与议事会议员的指控，见第10节；关于推翻民主制的指控，见第4、9节；关于逮捕、杀害公民的指控，见第12、18节。文本中演说者对对手的指控，并没有具体言明，在语言上相当隐晦，或者采用虚拟的语气，或者仅仅是泛泛提及，托德指出，无论是从演说辞本身还是从其他史料，我们都不能确知欧安德罗斯是否曾经在寡头制下担任议事会议员，参见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pp.285-286. 关于担任骑兵与议事会议员的指控，意大利学者皮奥万则指出，这更像是演说者的主观臆测，他只是在进行假设，目的在于说明欧安德罗斯的罪行比这严重得多，参见Dino Piovan, Memoria e oblio della guerra civile： strategie giudiziarie e racconto del passato in Lisia, Pisa : ETS, 2011, pp.254-255.类似这些指控，同样出现在其他3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中，围绕当事人在三十寡头统治期间担任的职务与所作所为而展开。[注]例如，在第25篇《关于推翻民主政制的指控》中，作为候选人，演说者受到的指控很可能是在三十寡头统治下留在雅典城内并与三十人同谋，见演说辞第1-3节；在第31篇《诉费隆》中，演说者对费隆的指责不只是后者在三十寡头政变期间坐收渔利、劫掠乡村，同时还包括在内战期间，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分别见演说辞第17-19节，以及第13节；在第16篇《为曼提塞乌斯辩护》中，对手对曼提塞乌斯的指控，包括他在三十寡头统治期间担任骑兵以及是三千人中的一员，见演说辞第3节。此外，在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残篇L《为欧律科斯马库斯辩护》的标题中还特别保留了“留在雅典城内”这样的短语，表明这很可能是演说者受到指控的原因之一。此外，起诉者也不会放过对候选人私人以及其他公共生活的攻击。在吕西亚斯第31篇演说辞中，作为现任议员，演说者对即将担任下届议员的费隆提出起诉，控告后者逃避道德上的义务，在雅典内战时非但没有帮助民主派的流亡者反抗三十寡头的统治，反而置身事外，在内战爆发前夕带着财产离开阿提卡，成为奥洛波斯(Oropus)的一位侨民。通过指责费隆将个人的安全置于城邦的安危之上，演说者将公民对民主制与城邦忠诚的美德等同起来，从而向议事会展示，费隆在公共生活方面是不合格的。演说者同样也对费隆的私人生活进行控诉，指出他的母亲拒绝将自己的身后事交给亲生儿子来打理，为了能够得到体面的安葬，她反而愿意将安葬费托付给一个与她毫无亲属关系的人。在演说者看来，仅仅因为虐待母亲，费隆就应当被取消任职资格。[注]以上参见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31.8-9, 31.6, 31.20-22。虽然在“考核项目清单”上是否虐待父母这一问题的提出，旨在考察候选人的法律资格，然而此处演说者更多是从道德而非法律层面给出费隆应当被取消任职资格的理由，参见Thomas Clark Loening, The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of 403/2 B.C. in Athens, Stuttgart: Steiner-Verl.-Wiesbaden-GambH, 1987, p.109.

对于候选人公共与私人生活的展示，不仅是起诉一方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同样也是候选人向陪审员(或者议事会议员)证明自己有足够资格担任官职的证据。在第16篇《为曼提塞乌斯辩护》中，演说者称，“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候选人理应就他的全部生活发表一番演说”。[注]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16.9. 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发表这样一篇演说，恰恰是资格审查与其他诉讼案件(tois allois agōsi)的不同之处，但是是否能据此认为资格审查的目的在于考察候选人的品行，仍然有待商榷，阿德莱耶对此持积极态度，参见Adeleye, “The Purpose of the Dokimasia,” p.298; 日本学者桥场弦反对阿德莱耶的观点，指出这是演说者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参见Y. Hashiba, “Dokimasia Reconsidered: What Was Its Purpose,” Kodai, No.8-9, 1997/98, pp.2-3.这里“全部的生活”涵盖了演说者的私人与公共生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在父亲死后，演说者为两位妹妹置办嫁妆，慷慨地将遗产中占多份的田产分给兄弟，而他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也不是一个爱惹事生非的人。就后者而言，演说者洁身自好，不愿与那些整日掷骰子、饮酒，过着放纵生活的雅典青年为伍，并因此受到后者谣言的攻击；此外，他从未卷入过令人蒙羞的私人或公共诉讼；最后，在一系列军事活动中他热衷于执行城邦下达的命令，在面对危险时英勇无畏。[注]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16.10-18.通过以上演说辞中所显示的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考核项目清单”意在考察候选人的法律资格，而资格审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对于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讨论和演说，则往往超出了法律资格所限制的范围，转而强调候选人应当具备的道德规范。

在演说辞中，符合城邦原则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以及对民主制的忠诚俨然成为内战后雅典民主政体中公民能否担任官职的一种制度要求。然而演说者的这种看法是否能够在制度保障下得到切实的执行，还是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我们很难做出评判。虽然公元前403年经历内乱之后，许多雅典精英由于之前支持三十寡头的行为而丧失了担任官职的资格，但是我们同样发现，仍有不少支持过三十寡头政权的人在重建的民主政制中担任官职。[注]在《雅典政制》中提到，按照和解协议，之前那些移居到埃琉西斯的人，如果愿意重新迁回雅典城内，那么他们就被允许担任公职，而这些人中很多是三十寡头的支持者，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39.5. 洛宁根据此处的记载，并结合其他史料指出，那些“城市里的人毫无疑问在官僚机构中担任次要职位”，参见Loening, The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of 403/2 B.C. in Athens, pp.101-102. 此外，尽管根据演说者的陈述，我们可以推测陪审员应当会将品行与政治立场作为审查的标准，但是由于我们几乎无从得知审判的最终结果，所以并不能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即使一名候选人曾经有过参与寡头政变的经历，并且恰好没有通过任职资格审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他是因为对民主政制不忠而失去了担任官职的资格。[注]最好的例证就是公元前405年塞拉麦涅斯未能通过将军任职资格审查一案。在《诉阿格拉图斯》中，演说者提到，民众取消塞拉麦涅斯担任将军一职资格的原因，“是认为他对民主制不忠”，因为他此前参与了四百寡头政变，参见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13.10. 然而据艾伦考证，演说者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之后塞拉麦涅斯曾连续4年担任将军一职，在她看来，塞拉麦涅斯并不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拒绝，他的任职资格审查被拒与此前的阿吉努赛之战以及随后发生的审判将军一案有关，艾伦将此事件置放到雅典人长久以来的“oikeia kaka”记忆传统(指不愿意提起过去遭受的痛苦以及不愿意别人来提醒他们在实践民主政治权力中所遭遇的失败)中去考察，指出拒绝塞拉麦涅斯担任将军一职是雅典人逃避痛苦回忆的一种选择，参见Arlene Allan, “‘Thanks, but No Thanks’: Oikêia Kaka and Theramenes' Failed Dokimasia,” 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 Vol.27, 2013, pp.23-28. 此外，奥斯特瓦尔德同样指出，塞拉麦涅斯任职资格审查事件是雅典人对此前审判将军一案做出的一种强烈回应，参见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p.443.同样，在为自己辩护时，演说者会提出资格审查应该关注候选人的全部生活，但是这并不是在援引法律条款，而只是为逃避指控所使用的一种修辞策略。[注]在第26篇《诉欧安德罗斯》中，据演说者猜测，为了逃避指控，欧安德罗斯很可能会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展示他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理应通过审查的依据，参见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26.3-5.无论任职资格审查的最终结果如何，从演说者的角度来看，道德规范，尤其是对民主制的忠诚都是控辩双方共同认可的一个颇为值得谈论的话题。这促使我们思考，这些有关个人生活经历与政治立场的展示，用在这些即将成为官员的人身上有多少必要性，又会起到怎样的政治和社会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在任职审查中无论起诉人还是候选人并不会因为败诉而遭受任何惩罚，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候选人在三十寡头统治下的行为表现才会成为所有存世的吕西亚斯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中的重要话题。[注]Lysias, Lysias, trans. by S. C. Tod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260.因为在内战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时，全体雅典人宣誓，“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mē mnēsikakein)，[注]关于“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的具体含义，传统观点认为它在于免除内战双方的罪责，然而近年来卡拉万(Edwin Carawan)在其一系列的研究著作中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大赦誓言旨在禁止公民在法庭外寻求报复，但是少有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关于这一争论的梳理，可参见李宏伟：《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的西方史学研究综述与思考》，《史林》2017年第5期，第208-210页。这就意味着在民主政制重建之后的法庭上，一个人如果针对对手之前所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将很可能触犯大赦誓言，祸及自身，[注]据《雅典政制》记载，当大赦颁布后不久，一位从流亡中归来的公民罔顾大赦誓言，对三十寡头的支持者“兴起宿怨”，阿尔基努斯(Archinus)借助500人议事会将这位公民以非法的手段处死，以杀一儆百的手段维护了内战后城邦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参见Aristoteles, Athēnaiōn Politeia, 40.2.然而任职资格审查制度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却为那些想要复仇以及试图通过回忆过去的伤害而实现正义的人，提供了可以规避大赦誓言限制的较为可行的程序和机制。一些学者也曾指出，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对于候选人的政治立场的指控，很可能会被视作是针对大赦的一种例外情况，因而并不受大赦条款的约束，而对候选人在三十寡头统治期间公共与私人生活的描述，则是在任何诉讼中，都被允许使用的“品格证据”。[注]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道，“通过言辞而提供的证据(pisteōn)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于演说者的品格(ēthos)”，参见Aristotle,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6a1-2; Alfred P. Dorjahn, Political Forgiveness in Old Athens： The Amnesty of 403 B.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32-33.在古代雅典，有关诉讼当事人个人生活经历与公民义务的内容常常出现在各类诉讼演说辞中，被演说者用来塑造自己和对手的道德形象，这些内容往往与诉讼案件无关，更多是发挥一种修辞策略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其他诉讼，在任职资格审查程序中对候选人个人道德规范的强调，有其自身的正当性。在雅典政体中，公民权以及与之相符的生活方式既是政治参与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成为约束政治参与的机制。[注]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第57页。可以说，任职资格审查过程中的“指控—辩护”环节为内战后雅典人彼此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让他们能够在民主政制重建之后，探索城邦如何在新的规则下运行，以及通过演说中对候选人道德规范的讨论，形成民主政体下有关公民具体含义的共同认识。正如在第31篇《诉费隆》中演说者所指出的，能够担任官职的人，并不应当是那些只是凭借出身就成为公民的人，而应当是那些不仅拥有公民权，而且将全部身心投入在这方面的人。[注]Lysias, 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 31.5-6.

四、结 论

虽然上文将“考核项目清单”与审查过程中的“指控—辩护”演说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加以讨论，然而在任职资格审查的实践中，二者却紧密联系在一起。“考核项目清单”的目的在于将那些非雅典公民或者因各种原因而丧失了公民权的雅典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然而这并非一成不变的“照章办事”，而是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公民具体含义的动态建构。虽然按照抽签选举的原则，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但是哪些人才是被城邦与雅典民众所认可的公民，可以说，任职资格审查中的“考核项目清单”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同时，这些有关公民义务的问题，在随后的“指控—辩护”环节也发挥着潜在的作用，鼓励着那些反对者去挖掘候选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并使这些信息进入到公共视野，成为谣言、诽谤等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注]V. Hunter, Policing Athe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07-109.在任职资格审查中，这些围绕“好的公民”与“坏的公民”的言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雅典人对于公民，特别是候选人道德规范的基本认同，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通过最后的表决，使得民众体会到自身对于社会舆论的掌控力量，感受到自身对官员所起的监督作用。[注]这一点同演说家的资格审查所起的作用基本一致，参见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第105页。

也许，如汉森所说，“资格审查制度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按照我们今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它一定是无聊透顶；然而雅典人却在近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一过程，他们对待这种例行程序的态度一定与我们大相径庭，显然他们享受对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参与，并将参与本身视为一种价值”。[注]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220.然而，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正是去探寻隐藏在这所谓的“例行公事”背后的真相，了解它对于古代雅典人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这对于我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则也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