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伦·克尔凯郭尔：叉子与爱情

毛旭

1843年4月16日，哥本哈根的圣母教堂里，一个娇小、美丽的姑娘坐在长椅上听牧师布道。她有些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着，在人群中找寻一位哲学家。那位哲学家喜欢坐在偏僻的角落里，但他的辨识度很高：因长期伏案而稍有驼背，头发总是跟鸡冠似的向上直立，高达15厘米——这种杀马特风格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实在是不平凡。她发现了他，他也看到了她。她朝他点了两次头；他吃了一惊，然后摇摇头；她又点了点头；最后他也点了点头。于是两人心满意足地把目光移开了。一个月后，他知道他误解了她的意思；13年后，她知道她误解了他的意思。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像这位哲学家后来论述的那样，有些东西必须在荒谬的情况下才存在：比如信仰，比如爱情——理解一旦涉足这两个领地，便立刻杀死了它们。

负 心

24岁的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在大学本科混了7年，居然还没毕业。他每天只是喝喝咖啡，抽抽雪茄，混迹于社交场合。感到空虚的他告诫自己不要太风趣、太油嘴滑舌。他抱着这样的决心去鲍莱特小姐家，但一到那儿便被一个15岁的女孩儿——蕾琪娜迷住了。所有的守护天使都拦不住他的嘴，他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给蕾琪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好印象还是坏印象。

“没有什么比一张脸更能毁灭爱情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他的意思是，只有当爱的对象不在眼前时，爱情才会成长；如果每天都能见到那个人，爱情是注定走不远的。那天早上，蕾琪娜只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只有借着孤独的土壤才能发芽、成长。为了毕业，克尔凯郭尔开始闭关学习，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对蕾琪娜的感情激增，在日记中写道：“不论我到哪里，不论我看到哪一位姑娘的容颜，都令我回想起你的美。”

三年之后，他向她求婚；两天后，她答应了。

和一般的男朋友一样，克尔凯郭尔送蕾琪娜各种小礼物：书、铃兰香水、烛台、画笔和颜料；和一般的男朋友不一样，克尔凯郭尔是个语言大师，他每天给蕾琪娜写一两封文采斐然的情书，有时，就连送信的过程都是精心设计，比如一封信的末尾这样写道：“附言：此时此刻我正好经过你的窗外。”蕾琪娜这才知道，原来克尔凯郭尔就在她窗下等候。她跑到窗台张望时，他正好转身离去。

然而，克尔凯郭尔让蕾琪娜捉摸不透。订婚后不久的一次偶遇，她发现他 “完全变了个人——冷淡，疏远”。1841年8月11日，订婚14个月之后，克尔凯郭尔退还了订婚戒指。

曾经，蕾琪娜骄傲地说，她是出于怜悯才答應他的求婚。现在，她像其他陷入热恋的姑娘那样，完全放弃了尊严。她哭着向克尔凯郭尔哀求，只要他愿意娶她，她不会提任何条件，“哪怕让她住在柜子里也行”。这个失恋的姑娘有时很聪明：“反正你怎样也不会幸福，让我和你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却绝望得乱了方寸，说只要他娶她，要她做什么都行，任何事都可以……她的父亲也为女儿放下了尊严，“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眼里噙着泪水，“但我求你不要离开她。”他说她愿意忍受任何事情，并许诺把蕾琪娜完完全全交给克尔凯郭尔，只要后者愿意，他和家人不会踏进他家一步；只要克尔凯郭尔和她结婚，便可以完全主宰她，她不再有别的家人。

但克尔凯郭尔是不会上当的。他拒绝见面，在公共场合冷落蕾琪娜，不再回她的信；他又回归了原先的放荡生活。他倒是继续给蕾琪娜寄香水，但包装纸是——她的信件！10月11日，他决定彻底了结这场维持了两个月的拉锯战，到蕾琪娜家里下最后通牒。据传，当时他看看表，对蕾琪娜的家人说，他们耽误他去看戏了，有什么话快点说。第二天，蕾琪娜的家人送信说蕾琪娜哭了一夜，他们求他去安慰她一下。他去了。“你永远都不会结婚吗？”蕾琪娜问。“会的，那将在10年之后，我需要一个性感女郎来使我重焕青春。”“那你跟我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蕾琪娜目光呆滞地回答，她从胸前掏出一张信纸，把它撕成了碎片——那是克尔凯郭尔的一封情书，她一直贴身带着，“这张纸太重了。再吻我一次，然后去找你的自由吧。”

一年半后，蕾琪娜和她的家教弗里茨·施莱格尔订婚。克尔凯郭尔想起蕾琪娜在绝望中说的那些话，不禁有些愠怒，以第三人称在日记里发泄：“女孩儿曾向他保证，如果他离开她，她就会死。他们再见面时她却已经订婚了。”

叉 子

小时候，家人问克尔凯郭尔长大了想从事什么职业，“我想做一把叉子。这桌上的东西，我想叉什么就叉什么。”“如果我们不许呢？”“那我就叉你们。”但同学们更愿意叫他“袜子”，因为他衣着土气，当别的孩子已经穿长筒皮靴时，他还穿及膝长袜。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瘦了孩子没瘦话”，他多动、话唠。他曾经把班里的一个傻大个儿弄哭了，老师安慰后者：“你用口袋就能装下他。”

“叉子”不止欺负同学，也欺负老师。他作文潦草，每次只乱写一面纸就交了；他破坏课堂纪律，逼得老师大发雷霆：“要么你走，要么我走！”当语文老师让他们自由作文时，他以哥本哈根北部的花园夏洛滕朗（Charlottenlund）为话题，称赞那地方很漂亮、很有趣。问题在于，语文老师的未婚妻就叫夏洛特·朗德（Charlotte Lund）。这种颠覆师生权力关系的傲慢保持一生，可以从他后来的硕士论文致辞中看出：“我知道你们不会读；就算读也读不懂；就算能读懂也不会喜欢它，所以我请诸位只关注论文的外在：烫金书边和摩洛哥革封皮。”

克尔凯郭尔如此反叛，很可能是因为父亲和哥哥的缘故。哥哥彼得学习太优秀，父亲又总是感叹他不像彼得那样听话。人们总拿他和哥哥比，他干脆不负众望，成了一个花花公子。他17岁入哥本哈根大学，不愿上课，总是缺勤，哥哥4年就毕业，他却花了10年。他跟狐朋狗友喝酒、逛妓院；他的开销很大，账单最后都算到父亲头上。

然而，他是个非典型的浪子：不仅大多数的花销都用在了买书上，而且他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才堕落。22岁时写的一则日记揭示他是为了“俯冲人间”才放浪形骸。在同一篇日记里，他写下了那段最常为人引用的文字，这个关于“主观真理”的段落与当时的黑格尔主义以及自柏拉图以来的客观真理针锋相对，开启了存在主义的闸门：“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真理，我愿意为之生和为之死的真理。发现客观真理，学习所有的哲学体系，以便能回答别人的提问，指出每个体系有什么缺陷，这又有什么用？”他年纪轻轻就成了“父亲”——存在主义之父。

1838 年，父亲去世了。“他不是离我而去，而是为我而去。这样，我或许还能有点出息。”精神上，克尔凯郭尔失去了反叛的对象，失去了争吵的人，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错了而不必怕丢面子；物质上，父亲给他留下了相当于200万人民币的遗产，这笔钱保证他一辈子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可以自由出版作品。

克尔凯郭尔一旦认真起来连他自己都害怕。他在短短20年的写作生涯中，产量惊人，一共写作了50多卷书。他的创造力是个奇迹，所以在他死后，医学院的学生们强烈要求进行尸体解剖，看看他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对手在他死后讽刺说：“克尔凯郭尔是因为脑子有病所以才写那么多书，还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书才导致脑子有病？”他声称只有写作让他快乐。

克尔凯郭尔用脚写作——他的文章都是在散步的时候构思好的。他出门的时候慢慢悠悠，回家的路上风风火火，进门来不及把帽子摘下来，雨伞还夹在胳膊底下，便坐在桌旁奋笔疾书起来。他和苏格拉底一样喜欢跟各种行业的陌生人聊天，他称之为“人浴”（people bath），这给他无限的灵感。和克尔凯郭尔散步是一種挑战，他一边说话一边挥舞胳膊，别人不得不小心躲闪；而且他走路走斜线，动不动就把人挤到路边，所以跟他聊天必须不断更换位置，一会儿走到左边，一会儿走到右边。他写作之余还抽时间到剧院一趟，在那儿就待10分钟，不是为了看戏，而是塑造花花公子的假象，让人误以为他在游戏人间，不可能抽时间写那么多书——没错，他写作用笔名，很多很多笔名，比如《人生道路诸阶段》是由“约翰纳斯、维克多、康斯坦丁、裁缝、法官威廉”等合写，还包括某修士钓鱼时钩上来的一本日记，是一个叫“奎戴姆”的人写的。

一般说来，可以不准确但很方便地把他的写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9岁至33岁）始于和蕾琪娜分手之后，主要分析了人生的美学境界、伦理境界和信仰境界；第二个阶段（34岁至38岁）是“屠杀大众”的阶段，集中攻击大众和媒体；第三个阶段（41岁至42岁）攻击有组织的基督教；中间沉默3年，秣马厉兵。

克尔凯郭尔的所有作品都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如果说和蕾琪娜的分手主导了他第一阶段的写作，那么第二阶段的动力则是他与杂志《海盗报》的矛盾。在这场事件中，他原本只是想轻松对付《海盗报》，没想到却引出了更大的怪物——大众。由于《海盗报》刊登了很多讽刺他外表的漫画，不读书的人也认识他了。每当克尔凯郭尔走在路上，正在聊天的人们会静下来盯着他看；有的闲人甚至会用他的作品名给他打拍子：“索伦！索伦！”“或此！或彼！”他想坐在公园长椅上休息一下，小孩子们挨个到他跟前笑他，然后跑开。

《海盗报》事件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人们的嘲弄导致他不能继续在哥本哈根散步，不得不花大价钱雇车到乡下。也正由于此，他变得愈发激进和愤怒，开始咒骂基督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基督徒。起先是攻击刚刚去世的明斯特主教，说他“软弱，耽于享乐，充其量是个优秀的演讲家”，然后是神职人员，讽刺他们是“诈骗者协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算政府宣布月亮是用奶酪制成的，他们也会予以支持”。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简单明了：回到原初的基督教。他认为当时的基督教被学院派蓄意复杂化。为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他自己掏钱印发小册子，连卖房子的钱都用上了。

这时已是他人生中的暮年。尽管他在作品中怒气冲冲，但他在生活中和以前一样和气、幽默。1855年10月，他在朋友家的聚会上痉挛发作，从沙发滑到了地上，有人要拉他起来，“不要管我，”他摆摆手，“让我躺在这儿，等明早佣人来了把我扫出去就行。”几天后他又一次中风，摔倒在马路上，手里拿着刚取出的最后一笔钱。他住进了医院。

令人惊讶的不是死亡来得这么快，而是他能活这么久。克尔凯郭尔从小就有各种疾病：头疼、失眠、腹绞痛、便秘，而且他怕光，对温度过分敏感。关于频繁发作的痉挛，他的编辑告诉我们：“阵痛如此强烈，克尔凯郭尔直接跌倒在地。但他捏紧拳头、绷紧肌肉来抵御疼痛，然后从断开的话题继续聊下去，并且常常说：‘不要告诉别人。”他下半身瘫痪，双腿无力；小便要么不来，要么不打招呼就来，让他十分尴尬；他心跳急速，胸痛，剧烈地咳嗽，并且伴有血丝。

医生无法诊断他得了什么病，但看出病人没有了活下去的愿望。朋友埃米尔·伯森来看他，他说希望死亡快点来。伯森评价说：“真奇怪，你一生中这么多东西都刚刚好！”——比如钱刚好用完。“是啊，”克尔凯郭尔回答，“为此我很开心，只可惜不能与人分享。”关于他对大众和教会的攻击，伯森问：“你愿意收回说过的任何话吗？或者语气缓和一些？”“不，话只能那样说，否则没有力度。炸弹就应该那样爆炸。”克尔凯郭尔在11月11日去世，享年42岁。

哦，忘记了，他开口谈的第一个话题其实是蕾琪娜：“她和施莱格尔结婚是很对的，这也是原本的安排，我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她因为我受了很多苦……”

真 心

蕾琪娜曾写道：“婚姻幸福是很重要的，我的婚姻和别人一样幸福。弗里茨和我珍视对方，我们丰富了彼此。”弗里茨是个正直的绅士。事实上他先认识并爱上了蕾琪娜，但克尔凯郭尔动作太快了，抢先一步求婚，令他颇为懊恼。他不如克尔凯郭尔有钱，只能勤勤恳恳从公务员底层干起，在海关商业办公室实习五年后，任职于殖民事务部门。弗里茨也很有幽默感，当蕾琪娜牙疼时，弗里茨诊断说她唠叨得太厉害了。关于蕾琪娜的身材，他开玩笑说：蕾琪娜长得如此之小，在两个相邻的雨滴间跑动都不会打湿鞋子。

但弗里茨有种感觉：他一直生活在克尔凯郭尔的阴影中。于是，1855年3月17日，弗里茨干脆带着蕾琪娜离开哥本哈根，去加勒比海的维尔京群岛当总督，这正好与克尔凯郭尔疯狂攻击基督教会的时间吻合，二者似乎不无联系。夫妻离开后八个月，克尔凯郭尔去世。

但克尔凯郭尔这棵树太高了，影子竟能投到维尔京群岛上。施莱格尔夫妇前脚刚逃出哥本哈根，后脚克尔凯郭尔就追了过来。1856年1月1日，克尔凯郭尔的哥哥给他们寄来了弟弟的两份遗嘱，一份写道：“我的意愿是，让我的前未婚妻，即蕾琪娜·施莱格尔女士，无条件地继承我剩下的一点东西……对我而言，订婚和结婚具有同等效力，因此我的财产应该像归属妻子那样归属她。”另一份写着：“我的作品中的‘未名人，有一天将被指明是谁，指的是我的前未婚妻：蕾琪娜·施莱格尔女士。我的全部作品都是献给她的。”弗里茨代表蕾琪娜给哥哥回信，拒绝了财产，但按照蕾琪娜的意愿，要求把克尔凯郭尔那里与她相关的一些东西寄过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克尔凯郭尔的外甥亨里克·朗德。朗德还记得，15年前，舅舅经常带他和表兄妹们到蕾琪娜家玩。舅舅与蕾琪娜彻底分手之后，把他和表弟表妹们召集起来，舅舅有些情绪异常，他刚要开口对孩子们说些什么，却猛地抽泣起来。孩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克尔凯郭尔一直希望，虽然不能与蕾琪娜结为夫妻，但做朋友或者兄妹还是可以的。他曾向弗里茨抛出橄榄枝，给他寄了一些信函，由他来决定要不要给蕾琪娜读。这一要求被弗里茨严词拒绝，信没拆便退了回来。朗德寄来的包裹中便包括克尔凯郭尔写给夫妻二人和解信的手稿，其中反复提到永恒和历史的话题，比如给弗里茨的书信：“不同于一般的姑娘，除了嫁衣之外，她还拥有一件无价的衣服——历史和声名的节日礼服，这是我为她准备的。”“在这个世界上她只属于你，但在历史上她将和我站在一起……一个姑娘还能奢望什么呢？你让她幸福，我让她不朽。”给蕾琪娜的信则写道：“在丹麦，除了你之外，没有哪个姑娘，甚至没有哪个人，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人谈起——‘她的生命具有非凡的意义。……是的，我爱你，我只爱你，當离开你时我最爱你。”

克尔凯郭尔的大学老师曾抱怨说：“索伦·克尔凯郭尔，到了他那儿，屁大的事儿都会变得有世界史意义。”他说得很对。要想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却必须先研究他的女朋友——克尔凯郭尔是唯一一个适用于此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蕾琪娜变成了“我们的小蕾琪娜”：“我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她生命的重要性，我写作全是为了赞美她和使她荣耀。我牵着她的手进入历史……在胜利的游行中，我护送她左右，对路人喊：诸位回避，为‘我们的小蕾琪娜让路。”

五年后，施莱格尔夫妇回到丹麦，丹麦已物是人非。蕾琪娜还要在这儿生活44年，她始终没生育孩子。弗里茨并无怨言，他专心于公益事业和自己的政府工作，官职最终升到枢密顾问。巧合的是，41年前，克尔凯郭尔曾经这样反思自己和蕾琪娜分手的动机：“由于女人，理想才出现在世界上——没有她，男人会是什么？他会由于一个姑娘成为天才……会由于姑娘成为一个诗人……但如果这姑娘被他弄到手，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天才，他只能成为一个枢密顾问。”克尔凯郭尔一生中的很多事果真是“刚刚好”。

克尔凯郭尔名声渐起。1869年，他的日记开始出版。蕾琪娜让弗里茨买了第一卷，但读了几页便不得不放下，她说日记让她很不舒服——或许是因为弗里茨不舒服，所以导致她不舒服。但弗里茨毕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他和蕾琪娜一直都关注克尔凯郭尔的文学事业，而且他最终走出了克尔凯郭尔的阴影。在一次给儿童医院的剪彩中，他注意到办公室里挂着两幅画像，分别是格伦特维和克尔凯郭尔的肖像。格伦特维是丹麦19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牧师、诗人和哲学家。弗里茨看着画像说：“格伦特维的影响终有一天会消逝，但他（克尔凯郭尔）将会永存不朽。”蕾琪娜听了很开心。

1896年，弗里茨去世，74岁的蕾琪娜终于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话匣子，开始对来访者回忆当年那段往事。尤里乌斯·克劳森记录：“老太太并不躲躲闪闪。我们的聊天总是以施莱格尔开头，她很高调地称赞丈夫的高尚品质。但她最后谈的总是——克尔凯郭尔。”几年后克劳森写道：“我经常去看望她。她现在不再提施莱格尔，只谈克尔凯郭尔了。”她不仅用语言，还用实际行动来维护前未婚夫，当有个牧师表示没听说过克尔凯郭尔时，她挥舞着小拳头教训了他一顿。

1904年，82岁的蕾琪娜去世，报上的讣告说明人们对那件往事已经了然于心：“众所周知，为了缓和分手对她的伤害，克尔凯郭尔竭尽所能，扮演负心的一方。”

永 恒

1855年3月17日，蕾琪娜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里急匆匆走着。“一定要遇上他呀！”上帝是保佑这对恋人的。她发现了他的身影，迎面赶上去。克尔凯郭尔惊讶得不知所措。他后退一步，连忙把帽子摘下来。还没等他鞠躬致意，蕾琪娜喘着气说：“上帝保佑你——愿你一切都好好儿的。”然后转身离去，留下克尔凯郭尔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14年没说过一个字了。

当天，蕾琪娜离开哥本哈根，去了维尔京群岛。

哥本哈根是个小城，但也不至于小到两个人每天都能邂逅——这却是克尔凯郭尔和蕾琪娜所遭遇的怪事。尤其是1851年，克尔凯郭尔搬家到城外的一栋房子里，早上八九点钟他经常在散步的湖边或者进城的路上遇到蕾琪娜：“也许是巧合，也许吧。但我不明白她那个时候在那条路上干什么。我的观察力比较好，我注意到刮东风的时候，她就会走那条路。应该是这样：她受不了长堤上的东风。可是——刮西风的时候她也走这条路啊。”不管蕾琪娜是否有心，他自己也跟狙击手似的计算路程、时间、天气和风向，不仅要让两人遇见，还要尽量让相遇的地点变化，免得别人说闲话。两个人总是默默地、直视着前方与彼此擦肩而过，或许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吧。过了一两个月，克尔凯郭尔还是受不了良心的折磨，于是变更了两次路线，但不久之后蕾琪娜也开始在那些路上散步了。

如果说路上的邂逅充满了“偶然性”，那么在教堂礼拜时相遇则具有必然性。有时，蕾琪娜就坐在克尔凯郭尔的前面。一次，牧师突然改变计划，以《圣经》雅各书1：17布道：“一切美好的、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天堂，是永恒的天父所赐，不像影子那样变幻不定。”这是只属于他和蕾琪娜的一句话：蕾琪娜是上帝赐予他的。蕾琪娜进入教堂还没坐定，看到这题目，便冲动地扭头盯着克尔凯郭尔看，克尔凯郭尔假装没注意到她，盯着正前方看……

至于在圣母教堂中的那次神秘交流，蕾琪娜向克尔凯郭尔点头，是想告诉他，她要和弗里茨订婚了；克尔凯郭尔却误以为蕾琪娜知道了他的真心，他摇头是表示“你必须忘了我”，最后点头是说“我还爱你”；蕾琪娜却以为他给出了祝福。两人想用脑袋传递这么多信息，既异想天开又一厢情愿。后来克尔凯郭尔意识到自己亲手把蕾琪娜送给了别人，便说出了“她爱我的程度不如我爱她”的气话，却也有几分真相：蕾琪娜之后，他没有正眼瞧过别的女人。

“我没有一天不想她，”克尔凯郭尔在日记里写道，“除了思念她，我每天为她祈祷至少一次，大多数时候是两次，一直坚持到现在。”蕾琪娜也不傻，尽管克尔凯郭尔一直对她扮黑脸，她还是能看出一点蹊跷，在克尔凯郭尔死后给朗德的信中说：“有时候我怀疑他还爱我……但羞怯和谨慎又不让我往下想。”

1852年5月5日，克尔凯郭尔刚锁好门转过身来，看到蕾琪娜“恰好”走到他门前的小道上——这次的偶遇未免有些太近了，只怕别人看见会说闲话！但克尔凯郭尔没管那么多，他情不自禁地冲她笑了。蕾琪娜也冲他微笑。那天是他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