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唐宋时期大足地区佛教民间信仰研究
——以造像龛刻铭文为中心

赵鑫桐

一、问题界定及研究背景

（一）问题界定

公元9世纪初到13世纪末的400余年间，“大足是四川东南部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宗教和宗教艺术盛行的地区”［1］序1。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1］1。笔者所述的造像龛刻铭文主要指大足石刻造像之时刻经之人留存下来的石刻文字，包括宝顶山石窟南宋的刻经偈颂和尖山子、北山等石窟中唐宋时期的造像镌记等。

（二）研究背景

大足石刻虽然从初唐时期就已经开始开凿，但从宋代至清代的记载，仅见宋代《图经》，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直到清乾嘉时期，大足知县张澍才开启了针对大足石刻进行学术研究的先河。

目前，国内对大足石刻的研究已涉及到佛教史研究、宗教史研究、艺术研究、考古研究、图像研究、历史文化研究、运用研究、保护研究等领域。史学方面，胡昭曦论证了大足石刻与宋代历史，尤其是与理学之间的关系［2］。阎文儒对龙岗山石窟进行了简要分期［3］。陈明光对宝顶山石窟，尤其是列千尊造像而无一重复的大佛湾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4］。造像艺术方面：宋朗秋、陈明光提出宝顶石窟是密教徒设造的曼陀罗［5］。陈红帅采取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川渝唐代石刻佛像［6］。铭文碑刻方面，陈明光对大足石刻的碑刻铭文进行了系统解读［7］。舒大刚对大足石刻北山摩崖石刻的《古文孝经碑》进行了校订并阐述了其价值［8］。邬宗玲对《大足石刻铭文录》中的俗字进行了研究［9］。宗教研究方面，陈明光论述了宝顶山《报恩经变》与敦煌的不同［10］。许孟青则通过大足石刻中的《古文孝经碑》及《父母恩重经变》等阐释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11］。胡良学以《牧牛图》为中心，论述了禅宗以牛喻心、以心喻佛、以牧牛喻调伏心意和禅观修习［12］。

总之，国内对于大足石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论研究、宗教学研究、石窟考古、造像艺术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而对于造像龛刻铭文体现出的佛教世俗化变迁和民众的接受心理则缺乏相应的关注。

二、造像龕刻铭文整理

（一）刻经偈颂

大足石刻铭文中的刻经偈颂主要集中分布在宝顶山，自南宋时起直至民国皆有造刻，以南宋时为最多，共43处207条记录。其中，大佛湾24处142条，小佛湾10处45条，结界像9处20条。宝顶山石窟乃大足僧人赵智凤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建造，承持柳本尊教派，全为密宗石窟道场。从刻经铭文中可见，宝顶山石窟在龛刻时几乎没有留下造匠信息，铭文全为刻经内容、偈语、题名等。相对于造像题记而言，刻经偈颂的镌刻书法极佳，或为职业匠人所造。

这43处刻经石窟规模不一，较大的有大佛湾的父母恩重经变龛、大方便报恩经变龛、观经变龛、六耗图、地狱变龛、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像、牧牛图，小佛湾的祖师法身经目塔、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结界像的佛祖岩华严三圣龛。从数量上看，这43处石窟造像的内容范围甚广，且少有重复，只结界像处有4处华严三圣龛，大佛湾有3处舍利宝塔，有3处报恩经变分别分布于大佛湾和小佛湾，跟毗卢佛相关的石窟3处，跟释迦佛相关的3处，其他题材几乎一种一处。从体裁上看，这43处石窟中既有经变又有图像，除与佛本身相关的造像内容之外，另有粟呫婆子龛、打鱼郎龛等民间题材的造像。

1.刻经内容

（1）报恩题材石窟

报恩题材石窟主要有大佛湾第12号《父母恩重经变龛》、第14号《大方便报恩经变龛》以及小佛湾第27号《报恩经变洞》。《父母恩重经变龛》的内容为经偈颂文，《大方便报恩经变龛》的内容为经文和偈语，《报恩经变洞》的内容则只有楹联和偈语。据《大足石刻铭文录》⑴，《父母恩重经变龛》分三层造像，上层横列七佛半身像，中层凿“投佛祈求嗣息”组雕及铭文12幅，内容凝结了父母从辛苦怀胎到教导孩儿成人的种种恩情。在《投佛祈求嗣息颂词》的铭文中有“父母同香火，求生孝顺儿。提防年老日，起坐要扶持”之语，可证其所供养目的为求子。下层凿阿鼻狱及经偈颂文，内容分别有《佛说报父母恩德经》《刑法》《佛说不孝之人堕阿毗狱经文》等，除描写父母恩情的经文外，另还有告诫子孙如若行不孝之事需要承担的罪责。

与第12号《父母恩重经变龛》相比，第14号的《大方便报恩经变龛》的内容更丰富一些。除了《大方便佛报恩经》《佛因地修行舍身济虎经》等经文内容之外，另有变文数种，如《释迦因地行孝剜睛出髓为药》《释迦佛因行孝证三十二相》《释迦因地雁书报太子》《释迦因地剜肉求法》等等。与《父母恩重经变龛》皆以报父母恩德为重的内容不同，此处报恩经变龛还有佛舍身济众生的内容，但仍以报父母恩德尽孝道为主。

（2）变文题材石窟

变文题材的石窟除了以上提到的报恩题材外，另有大佛湾第10号《孔雀明王经变龛》、第15号《观经变龛》和第17号《地狱变龛》。

“在密教中，孔雀明王是孔雀经法的本尊，具有祈雨，消除一切灾厄，带来安乐的神力。”义净翻译的《佛说大孔雀咒王经》所附《须知大例》中提到，“此咒有大神力，求者皆验。五天之地，南海十洲及北方土货罗等二十余国，无问道俗，大乘小乘，皆共尊敬，读诵求请，咸蒙福利，交报不虚。 ”［13］据铭文“有一苾蒭名曰莎底，出家未久，新受近圆觉……”可知，这是唐代不空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的内容。

《观经变》龛内铭文含5方刻经，包括《观无量寿佛经》和“三品九生”经，16方“十六观”颂词，2方劝念阿弥陀佛碑文。其中，刻有《观无量寿佛经》的铭文录“尔时世尊告韦提希，汝今知不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佛告韦提希，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观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等经文。而龛内的颂词也以《观无量寿佛经》中的“日”“水”“地”“颂”等十六观为名。 由此可见，宋代的大足地区已有净土信仰传入，且专取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一段刻录，可知宋时大足地区的净土信仰已融合了中土最看重的孝道等风俗。

《地狱经变》龛内铭文包括十王、两司的颂词，十二地狱的偈赞。首方“偈句”刻“劝君莫作漫心事，十佛岩前现报司”，目的是劝人向善。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原无地狱之观念。“地狱经变”的描绘始自印度的阿族陀石窟，后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从汉至南北朝，大量佛经被传入并译出，其中包含了许多跟地狱相关的佛教典籍。印度的地狱观念和地狱经变图在传人中土之后很快与中土传统的冥界观念相结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地狱观念，被中土民众所广泛接受，影响深远［14］。从此处的造像偈句来看，此处所造地狱经变龛仍是延续了用恐怖的地狱图像和颂词来达到警劝世人的目的。

（3）其他图像题材石窟

这类石窟主要是非经变图一类的图像石窟，主要有大佛湾的第13号《雷音图龛》、第16号《六耗图》、第 18号《牧牛图》等。

《雷音图龛》。龛内从左至右列凿风伯、雷公、电母、云神、雨师及捧“圣谕”的天神。中凿一人仰望于天，下部各列一人俯卧于烈焰中。根据“圣谕”的内容“勒烧煞五逆者”可知，下部俯卧之二人皆为犯五逆而遭报应之人。“偈句”言“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动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可见这里塑《雷音图龛》目的之一是劝世人向善，不得作恶。又据铭文《古圣雷音霹雳诗》中描述雷公的具体样貌“寓离口事三拳面，颜发黑赤似朱砂。横身黧黑如蓝靛，大王胯下狮子裩。牙如利剑口如盆”，如此可怖的面容描述自然是为了警示世人。且该龛左右皆是报恩龛，尤其是报父母恩的主题尤为突出，此处设《雷音图龛》，更有劝诫世人恪守孝道，切莫犯逆之意。

《六耗图》。所谓“六耗”图，据龛内上部铭文可知其全称为“缚心猿锁六耗”图。所谓“六耗”，据偈语可知应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的是“犬、乌鸦、蛇、野狸、鱼、马”6种动物。中部刻卷发人手抱小猿猴，座下结6根圆绳，牵着“六耗”动物。下刻偈颂、诗歌等。据上部铭文可知此卷发人是佛化身。［15］偈语中言“天堂及地狱一切由心造”，又言“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应是禅宗论点。“乐福善系偈颂”言“牢缚心猿脚，壮锁六贼根。心神得清静，福乐自来亲”“乐是无疆佛，福乃善因由。超凡入圣道，尽在此心修”，乃知卷发人所抱小猿猴是心之所化，座下所牵6种动物是6种贼根。只有将这些束缚住了，身心才能得到清静，福乐才能到来。后又提超凡入圣道应从心修，再次强调心的决定作用。“苦祸恶系偈颂”中言“苦厄人皆惧，灾祸有谁争。想非天地赐，心恶自然生”，且图名题为“傅大士作”，傅大士乃维摩禅祖师，可知此处应是禅宗石窟无疑。且又强调地狱极苦，与旁边所刻“地狱经变”内容相呼应。

《牧牛图》。《牧牛图》中刻10位牧人放牧10条耕牛，赵辉志先生曾为各图命名［16］。《大足石刻铭文录》认为这10个牧人和10条耕牛实乃示意禅宗修行功夫。他处禅宗造像多有主奉的祖师、佛、菩萨等等，但《牧牛图》却不塑祖师、佛、菩萨坐禅来刻画禅宗，却用人与牛的互动图像来表现阐发禅的深意，被誉为“寰宇间仅此一刻”。其颂“牧童闲坐况无忧”“去住人间得自由”，人与牛各得其乐，正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写照。《无牛人颂》则有“无牛人自镇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明月图颂》又有“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表现的是众人皆可成佛的顿悟状态。

2.刻经偈颂特点

与北山石窟的铭文多以记录供养人信息和造像目的为主不同，宝顶山石窟被认为是南宋赵智凤一力所凿，其铭文内容均为与造像内容相对应的经文、颂词和偈赞，图文并茂，相辅相成。造像内容一方面是供养佛像，另一方面是将经文内容用图像形式进行展示，让当时的普通民众能通过图像故事来了解佛法。而铭文除了刻经之外还有颂词和偈赞，展示了其对经文的理解和新的阐发。故宝顶山石窟刻经偈颂呈现出统一性、多样性、佛理化、世俗化等特点。

第一，统一性。宝顶山石窟的刻经偈颂因其供养人的单一性，故不包含供养人信息和造像目的，而以反映石窟造像的经文、经变文、偈赞、颂词等内容为主。形式皆为图文并茂的“铭文+图像”模式，铭文内容基本为经文和经变，以及偈赞、颂词等，虽规格大小有别，但基本形制完整统一。另外，与石篆山、妙高山、佛安桥、佛尔岩、石壁寺等5处的儒释道三教造像区和石门山、峰山寺、老君庙、石佛寺、半边寺、三存岩等6处的佛道造像区不同，宝顶山石窟全为佛教造像，虽有诸多在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与儒家、道家融合产生的观念出现，但反映的仍是中国化佛教的观念。

第二，多样性。宝顶山石窟虽为南宋赵智凤一手建造，其所秉承的佛学源流也是柳本尊的密宗一派，但宝顶山石窟并不全为密宗造像。如《父母恩重经变龛》和《大方便报恩经变龛》主要宣传孝道思想，又因其与《地狱经变龛》相连，从正反两方面表现了父母恩重应尽孝道的观念以及不尊孝道不敬父母的后果，这是佛教中国化之后与传统儒家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也是佛教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再如《牧牛图》共10幅，加上大量的偈赞和颂词，规模宏大，形制不输《柳本尊行化图》，但其所体现出的是禅宗的思想而非密宗的观念。

第三，佛理化。宝顶山石窟的刻经偈颂因以经文、偈赞、颂词为主而呈现出佛理化的特点。这类铭文保存完好，镌刻清晰，行列齐整，字体优美。经文的内容完整，且与图像内容相互对应并且相互阐发。偈赞和颂词则体现了修习者对经文的理解和新的阐释。

第四，世俗化。宝顶山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的经变图刻，尤其以《父母恩重经变》和《大方便报恩经变》数量居多，规模最大。佛教在初创之时本身并不含与孝道相关的义理，在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观念互相融合，由此产生了《父母恩重经》等佛教中国化之后广为流传的经文，由于民众的普遍接受，又据此产生了相关的经变文、经变画等。佛教与民间流传的观念广为融合，而民众也逐渐将佛教神灵与民间本土的神灵一样进行供奉。此外，宝顶山石窟中还有大量除经变画以外的图像题材石刻，与铭文中的经文、偈赞相呼应，向普通民众阐明佛法的意义，让即使没有佛教修习经历的民众也能体会到佛法的真理。如《牧牛图》对禅法的阐发不同于传统的禅宗造像，而是通过人与牛的互动关系表现出“禅”的本真——“平常心是道”。这也是佛教之所以进行世俗化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造像镌记

收录到《大足石刻铭文录》的石刻铭文中，造像镌记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尖山子石窟、圣水寺石窟、北山石窟中唐宋时期的造像镌记共计52处71件，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三教寺等27地石窟中宋代造像镌记共计48处81件，多宝塔中宋代造像镌记共计50处54件，而存有大量刻经偈颂的宝顶山石窟却无造像镌记留存。以下分别从供养身份、目的、内容3个方面对造像镌记进行解读。

1.供养人身份

这206件造像镌记中有的明确记载了供养人身份，有的本无详细记载，有的曾有记载却因年代久远而漶灭不存。就明确记载的身份而言，有在朝为官的官员，如北山佛湾第58号《观音地藏龛》的供养人王宗靖，从镌记中可知，其为“检校司空守昌州刺史”，唐人；另一供养人赵师恪为“节度左押衙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唐人。第243号《千手观音龛》，其供养人蹇知进为“军事押衙”，唐人。第53号《阿弥陀佛龛》的供养人种审能为“右衙第三军散副将”，前蜀人。第149号《如意轮观音窟》的供养人任宗易为“奉直大夫知军州事”，宋人。137号《维摩图》镌记的供养人“文志”是“当州充宁十将”，宋人。第136号《转轮经藏窟》的供养人张莘民是“左朝散大夫权发遣昌州军州事”，宋人。从官职上看，唐代及前后蜀时期有明确官职的供养人多为武将，而宋代有明确官职的供养人多为文官及散官。这与宋代一改唐人策略，采取重文抑武的用人制度相契合。而唐代的石窟除一方凿于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外，均为唐昭宗乾宁年间以后的作品。此时的唐王朝已近末世，战乱征伐流连直至前后蜀时期。武将凿窟多为其亡故的家人往生超度，为现世家人祈福，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另有姓名记载的除官员外，还有出家僧尼。如240号《观音龛》供养人为“比丘尼惠志”。第50号《如意轮菩萨龛》的供养人为“都典座僧明悟”。这些由出家人供养的石窟皆为“报十方施主”而镌造。更多的留名石窟，其供养人则均自称弟子，应是在家修行之人而非出家人。

2.供养内容

从内容上看，尖山子石窟、圣水寺石窟、北山石窟这几处的石窟造像的供养对象都是佛教人物造像，以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药师佛、阿弥陀佛等形象为最多，另还有孔雀明王、弥勒、泗州大圣、释迦佛、毗卢佛、无量寿佛等供养对象。其中，被供养最多的观音也有多种形态，如千手观音、如意轮观音等。据题记可知，观音、地藏龛的造像多是为亡故之人往生而凿，但其中又有区别。如北山佛湾第243号唐代蹇知进供养的千手观音，其题记曰“夫妇惊扰……愿齐加护……安泰与骨肉团圆”。而第288号宋代马道者供养的千手观音，其题记曰“母亲相生恶开古发愿”，皆是因自身有惊扰或有难，祈求千手观音加护。再如北山佛湾第50号唐代僧人明悟供养的如意轮菩萨，其题记曰“都典座僧明悟奉为十方施主镌造”。而北山佛湾第149号宋代任宗易供养的如意轮观音共4件题刻，有“祈乞……干戈永息”字样。可见，供养如意轮菩萨的人群不限僧俗，但都有向佛之心，并有普度众生的大乘之心。

药师佛龛和药师经变则多与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刻经相邻而刻，甚至有不少将二者刻在一龛之内。如北山佛湾第281号后蜀刘恭供养的药师佛龛，其中有《药师琉璃净土变镌记》和《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刻经》2件。《药师琉璃净土变镌记》则由刘恭姨母率家眷供养，祈愿“身田清爽，寿算遐昌，眷属康安，高封禄位”，《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则全为刻经。而北山佛湾第255号药师净土变相虽为单刻，然其近处则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刻经。药师净土变相题记曰“患耳，愿早除”。北山佛湾第118号宋代张辉供养的《药师佛龛》则为单刻，前后无陀罗尼。其题记有“佑阖家眷无……嗣繁昌子孙”字样，可见供养药师佛龛在当时人心中则有除患保平安祝长寿之功效。

阿弥陀佛龛则多与观音、地藏等佛像同供。如北山佛湾第52号唐代黎氏所供养的《阿弥陀佛》，左右分刻观音、地藏，据题记可知，此龛是为其亡夫供养，有往生和保现世平安之愿。北山佛湾第53号前蜀种审能供养的《阿弥陀佛龛》亦是正面凿阿弥陀佛，左右凿观音地藏像。据题记可知，是其“为亡男希言被贼伤煞，造上件功德，化生西方，见佛闻法”。北山第21号五代时期王启仲供养的《阿弥陀佛龛》则是单凿，不与其他的菩萨同龛，据题记可知是为“亡者神生净土”。可见阿弥陀佛龛的开凿最重要的目的是往生功能，同时保家宅平安。

3.供养目的

第一，为往生。为亡故的亲人往生而造的石窟是唐宋时期大足石刻最多的一种。如北山佛湾第26号观音龛是何君友为亡故的儿子所造。第58号观音、地藏龛是王宗靖、赵师恪为亡故的何七娘所造。第52号阿弥陀佛龛是女子黎氏为亡故的夫君所造。第32号日月光菩萨龛是周氏为亡故的母亲所造。第53号阿弥陀佛龛是种审能为其亡故的儿子所造。

第二，为自身。这类石窟的供养目的多是祈愿自身安泰，身田清爽，福寿延年所造。如北山佛湾第24号日月光菩萨龛是何君友为祈求自身安泰，夫妇咸昌而造。

第三，为祈愿。这类石窟的祈愿对象有2种，第1种是祈求家人安康，这类占了绝大多数。如第243号千手观音龛是蹇知进为求佛加护，使被加护者安泰，能与骨肉团圆。第37号于彦章供养的《地藏菩萨龛》是为了自己即将奉为外学，希望眷属宁泰所造。第2种是祈求永无战乱或者祈求十方施主安康的。如北山佛湾第50号僧明悟所造如意轮菩萨是“奉为十方施主”，第149号任宗易所造如意轮菩萨是祈求“干戈永息”。

综上可知，大足石刻所造的佛像种类虽多，但供养人的目的其实不外乎为往生和为祈福，并且受到时代变化影响并不大。如果说为往生的目的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引入了三世和轮回的观念，让人们得以想象人死即往生的身后世界，那么，为祈福的目的则让佛教更加贴合民众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进行佛教造像供养的人们实质上并没有将宗教神和民间神作出明显的区分。

三、造像龛刻铭文与大足地区的佛教传播

大足石刻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东缘，山林环绕，自古以来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而一直留给外界“蜀道难”的印象，外来的思想观念传入这里相对不太容易。佛教何时传入四川盆地，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从西域经由敦煌青海直接传入四川［17］，有的认为是从洛阳到长安最后翻越秦岭到的四川［18］，有的认为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再经云南直接传入［19］。然而，近年来在岷江畔的麻浩崖墓、萧坝崖墓及柿子湾崖墓的享堂石梁上发现的浮雕端坐佛像，据其上所刻年号“顺帝永和”“桓帝延熹”可知此为东汉时期造像［20］。可见，最晚至东汉末年，四川地区便有了佛教的传入和不少的造像行为。［21］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欲南下传法，必须途径三峡水道，也为四川佛教带来了北方造像的风气。“从西北路沿甘南、茂汶一线进入四川地区，是早期佛教造像传入四川的路线之一。”［22］隋唐时期，南北局势由对峙走向了统一，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和南方的佛教义理阐释也大量涌入四川，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玄宗避难蜀地，大量僧匠随之而来，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佛教造像，直到宋代达到巅峰状态。

从造像龛刻铭文可知，大足地区的佛教造像以初唐时期唐高宗永徽年间尖山子第7号弥勒说法图为最早。弥勒信仰在印度发源很早，《增一阿含经》等经典中即有论述⑵。早在西晋时期，中原地区已有了与弥勒信仰相关的译经。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大为盛行，北方多流行表现弥勒上升信仰，信仰弥勒而欲往生兜率天的《弥勒上生经》，南方多传播表现弥勒下生信仰，相信弥勒将在下生此世界时会在龙华树下三会说法，救度众生，而己身亦能成佛的《弥勒下生经》。四川地区的弥勒信仰始于东晋时期。东晋的释法和及南朝的释法明从江南经荆襄至岷蜀可以说是弥勒信仰传入四川的路径之一［23］。四川地区弥勒造像今天可见最早的是南朝的六尊弥勒造像。到了初唐，尖山子石刻“弥勒说法图”证明了与弥勒有关的经典中体现的弥勒说法的故事已经演化成了图像形式进行传播，“弥勒说法”的内容应见于《弥勒下生经》的“龙华说法”，故此图应托生于《弥勒下生经》。而北山佛湾第176号弥勒下生经变相龛则明显是《弥勒下生经》的经变图，据铭文可知是北宋靖康元年。上述可知从南朝到宋代，主张救度众生的弥勒下生信仰在四川地区一脉相承。

而大足地区数量最多的“观音”“地藏”造像以及“药师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则更具对照价值。从区域内部来看，宝顶山石窟没有一刻跟以上几种相关，但在除宝顶山之外的北山石刻等地则大量龛刻。这仍是与宝顶山石窟开凿人赵智凤本人的密宗信仰相关。密宗在四川地区一直有传播，但密宗在唐武宗和周世宗时期遭到重大打击，从此转入民间隐秘活动之中。这一点可以从柳本尊在四川地区影响极大但文献记载却很少上看出。从区域比较上看，大足石刻中的“观音”“地藏”像常常合供。而敦煌石窟中观音与地藏合尊之像在唐代前期就已十分普遍。这一点在南传之后也影响到了四川。《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言，“汝当忆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咐嘱，令婆娑世界至弥勒出世已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表明了其救苦功能。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则表明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性质。由此可见，地藏与观音在民间最普遍的功效“救难”基本相似，故人们常将二者合供。但有学者认为，观音所救的是现世苦难，地藏所救的是地狱苦难［24］。所以，二者除了功用相似之外也互为补充，救难兼顾现世和死后世界，这是二者常常合供的原因之二。

另外，大足石刻中药师题材相关的“药师净土变”“药师琉璃光佛龛”等常和“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比邻而造。药师本指医生，自《灌顶药师经》中出现了神格化的药师佛以后，《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等经文完成了对药师佛神格地位的确定，并在民间社会中广泛流行。方广锠指出，在主张“不生”的佛教体系中，出现了主张“延寿”“长生”的药师佛，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25］。而具体到大足石刻中的药师造像，从铭文可见，供养人造药师像皆是有与身体健康相关的愿望。如北山佛湾第281号刘恭的《药师琉璃净土变镌记》，从铭文可知，是刘恭率其家眷供养，发愿“身田清爽、寿算遐昌、眷属康安，高封禄位”。第255号《药师净土变相龛记》中有“患耳，愿早除”字样。可见供养药师佛目的皆与消灾除患，身安寿长有关。而大足石刻中药师佛龛常与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合龛或比邻而造。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的铭文不刻供养人信息，只刻咒文内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云：“天帝，若人能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王界饿鬼之苦，破坏消灭无有遗余”。这表明了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的功效是破除地狱恶道之苦，也有消灾救难之功效［26］。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唐代社会广泛传播，并且由于帝王的提倡，朝臣的倡导，使得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唐代社会及其繁盛。故北山佛湾中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的数量并不少，与药师信仰、观音信仰、地藏信仰互为补充，成为北山佛湾唐宋时期造像的重要内容。

综上可知，唐宋时期大足石刻铭文所反映出来的佛教信仰有如下特征：

首先，净土宗信仰、密宗信仰、禅宗信仰等多家并存，民间造像以观音、地藏、药师、弥勒等为主，但其他造像内容范围也很宽广，呈多样化趋势。随着宋代对密宗的控制，密宗造像则主要体现在宝顶山石窟中。

其次，人们供养造像的目的以消灾救难祈福为主，并不拘泥于佛教造像原本的意义，也就不严格遵循正统佛教的仪轨，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世俗化特征。

最后，大足石刻反映出的佛教信仰既接受着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传来的早期佛教，又烙下了北方丝绸之路佛教传入的深刻印记，同时还受到了中原和江南的儒道思潮影响，形成了集多样化、世俗化、功能化于一体的独特的大足地区民间佛教信仰。

注释：

⑴以下解读依据《大足石刻铭文录》并结合相关实地考察。

⑵据李晓宇考证，“弥勒”一词并非来自梵文，而是来自于阗文或吐火罗文，表明弥勒信仰是经中国新疆地区辗转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