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极化效应”条件、问题与实现路径∗
——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

◎ 厉飞芹

提 要：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类创新空间体蓬勃发展。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建设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抓手，成为引领浙江省科技创新发展的“创新极”。本文依据“极化效应”理论，从区位、生态、产业、人才、政策方面，分析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生创新极化效应的基础、条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战略协同、机制创新、要素集聚、优化服务等方面探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极化效应的实现路径。

2016年7月22日，浙江省政府举行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省委书记车俊强调，建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齐科技创新第一短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浙江省“十三五”时期既该干又能干成、对全省发展具有牵引性作用的大事之一。城西科创大走廊在建设过程中将不断吸引创新人才、创业项目、科创资金等高端要素的集聚，同时也将对全省、全国乃至全球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带动周边创新创业协调发展。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认为：极化效应是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一种自我发展能力，吸引周围区域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区域，从而提升该地区综合能力与辐射能力的过程。［1］由此可见，如何在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过程中把握创新极化效应的产生过程和面临的问题，探索创新极化效应的实现路径和对策，是城西科创大走廊可持续发展中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极化效应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是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学界对“经济增长极”的研究，最早由缪尔达尔（1957）和赫希一曼（A.O.Hirschman，1958）提出。缪尔达尔认为：在极化效应作用过程中，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然后形成地理上的极化，由此获得各种集聚经济。集聚经济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快其增长速度、扩大其吸引范围。这一过程可简化为：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

极化效应是区域极化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区域极化发展理论与区域均衡增长理论的辩证互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下面对极化效应理论的发展脉络稍加梳理。

（一）极化效应的基础概念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佩鲁（F.Perroux）首次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他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出发，诠释了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强调推动型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产业发展的极化。［2］布德维尔（J.Boudeville）于1957年将“极”引入区域和空间联系范围中，指出：增长极的发展伴生于城市体系的集聚，增长极是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包括双重含义：一是经济空间中的推动型产业（产业增长极），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空间增长极）。［3］

（二）极化效应的运行机制研究

在增长极概念明确的基础上，增长极与周边区域的作用关系成为研究的新视角。缪尔达尔（1957）与赫希一曼（1958）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的发展会产生两种影响效果：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由于增长极主导产业的发展产生向心力，使周围区域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区域，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扩散效应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产品、资本、技术的双向流动，对其他地区产生促进作用。［4］弗里德曼（J.R.Friedman）于1966年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解释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演变机制，指出“区域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5］

（三）极化效应的动态演变研究

弗农（R.Vernon，1966）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每个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6］20世纪60年代，威廉姆森（J.G.Williamson）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做了实证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这一假说承认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到缩小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7］

（四）极化效应的量化分析研究

福斯特和沃夫森（Foster，Wolfson，1992）利用基尼系数推导出极化指数的计算方法，将单区域的极化指数命名为“沃夫森指数”。［8］王友庆、崔启元（2000）开发了研究多区域极化现象的“TW指数”。［9］巴德文、马丁和奥塔维诺亚（Baldwin，Martin，Ottaviano，2001）在分析技术外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地溢出模型，讨论了区域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发展过程及其均衡条件。［10］藤田和西塞（Fujida，Thisse，2002）使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对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11］伊斯特班和雷（Esteban，Ray，2007）则提出了度量区域经济极化程度的新指数，在度量技术创新极化、城市集聚问题上得到有效应用。［12］

从极化效应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极化效应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发展过程，遵循“产生—强化—实现”的内在逻辑。其前提是目标区域形成增长极，具备主导产业和空间集聚能力，继而对周边地区产生向心力，吸引要素流入并促进其发展。在增长极综合能力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力，带动相关区域的协调发展（易开刚，2014）。［13］国内研究则以极化效应的理论应用为主，重点探讨经济圈的空间极化 （陈建军、姚先国，2003［14］；陈世斌，2005［15］；戴桂林、刘娜娜，2008［16］；马国霞，2011［17］；于晧乾，2016［18］；高丽娜、朱舜、李洁，2016［19］等）和产业集群的产业极化（王诏怡、刘艳，2004［20］；褚淑贞、孙春梅，2011［21］；吴江洲，2011［22］；李荣，2015［23］；王悦、马树才，2017［24］等）。

在具体情境中，极化效应彰显了地区特色。首先，除了主导产业拉动力和空间区位优势，政府支持政策是强化增长极吸引力和辐射力的重要条件。其次，极化效应的发挥需要明确增长极的核心定位，即主导地区的经济发展性质以及极化效应的关键竞争力。基于上述认识，在深入研究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极化效应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创新极”这一核心定位，在创新语境下谈极化，在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情境下谈极化过程，同时必须综合考虑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政策规划、区位优势、发展现状和建设目标。

二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极化效应的条件与问题

（一）“创新极化效应”的条件

根据极化效应理论，极化效应产生的前提是具有主导产业和空间集聚的能力。城西科创大走廊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等先天条件，以及扎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人才资源、灵活的政策支持等后发优势。这些力量和条件有机聚合在一起，既形成了有空间、有产业、有人才、有政策、有环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同时成为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极化效应产生与形成的基础。

1.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成为创新极化效应的空间基础。各方面的区位条件形成了创新极化效应的多面空间维度，维度之间交叉互融，成为创新极化效应的立体空间。这一空间兼具生态空间体和经济空间体属性。从功能区位看，在新一轮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西科创区被确立为“六大城市副中心之一”；从地理区位看，城西科创大走廊位于杭州主城西部，是杭州目前加快开发的重要区块；从交通区位看，以文一西路、市域铁路杭临线为交通主轴线，紧邻绕城高速，地铁、城际轻轨、高速正在加速建设中；从产业区位看，城西科创大走廊是杭州科创产业集聚区，是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杭州市创新创业成绩的“主窗口”和“新门户”。这些优越的区位条件，为城西科创大走廊吸引人才、资金、技术，形成创新极化效应提供了保证。

2.生态条件

自然生态环境是构成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基础，也是形成创新极化效应的自然吸引物。随着公众对生活、工作环境重视程度的提升，优美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吸引人才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嘈杂的都市CBD相比，新一代创客更愿意寻求创业过程中的一份“内心安静”。城西科创大走廊位于两条城市生态带——西北部生态带和西南部生态带之间，地势由西南西北向东逐渐倾斜，湿地与青山同存。从湿地资源看，城西是水网密布的“城市之肾”，拥有西溪湿地、五常湿地、和睦水乡湿地以及南湖、青山湖等山水景观资源。从森林资源看，拥有国家级、省级公益林约12.39平方公里，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因此，城西被称为“杭州氧吧，最适宜人居的创业天堂”。水色江南、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为创新极化效应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

3.产业条件

产业是创新极化效应产生的根本力量，是集聚人才、资本、技术的核心吸引物。城西科创大走廊是杭州创新产业主要集聚地，依托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建设，已逐渐显现出产城融合发展、创新创业活跃的科技新城雏形。其中，作为科创大走廊的主体，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产业特色明显，确立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同时确定了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为两大重点培育产业。从具体数据看，城西科创集聚区在2016年度15个省级产业集聚区综合考核中位列第一。［25］此外，城西科创大走廊所辖特色小镇潜力巨大，其中梦想小镇于2017年8月被评为浙江省首批省级特色小镇，累计引进上海苏河汇、北京36氪、深圳紫金港创客等知名孵化器，集聚了众多创业项目与人才。在金融机构方面，业已引进浙商成长基金、物产基金等一大批金融项目落户，金融业态日趋完备。

4.人才条件

人才是产生创新的原动力。优秀人才能够“自带流量”，一方面引发创新创业项目的形成和落地，另一方面又能对周边人才产生“虹吸效应”，形成“人才带人才，人才引人才”的良性循环，从而产生创新聚变、裂变的显著效果。城西科创大走廊的科研经费、人才数量等创新发展要素均居全国前列。自启动建设以来，城西科创大走廊紧抓“科创”内核，截至2017年7月，已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51人，省“千人计划”人才201人，汇集了56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创新载体，集聚了数千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生态链建设初显成效。［26］

5.政策条件

有力的政策支持是创新创业发展的重要软性环境，也是形成创新极化效应的有力保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省、市、区各层面已出台一系列有关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以支持创新创业，为吸引人才、项目、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城西科创大走廊层面看，《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城西科创大走廊空间总体规划》、《城西科创区（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融合五年行动规划（2016～2020年）》等相关规划已出台或在编制过程中，引领发展方向。在具体扶持政策方面，针对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以及梦想小镇等特色小镇，均已出台相关政策。例如《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2年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省级专项补助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理体制的意见》、《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具体政策，为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施依据和执行保障。

（二）“创新极化效应”存在的问题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将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成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信息（智慧）经济科创中心”。分解来看，城西科创大走廊将形成从全省到全国再到国际的创新极化效应和影响力。一方面从这三个层面集聚创新要素，另一方面也将遵循“省内—国内—国际”的影响路径产生创新辐射力。首先，成为浙江转型发展的主引擎（省内辐射力）；其次，成为国家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国内辐射力）；最后，成为国际水准的创新共同体（国际辐射力）。

从现实情况看，要达到《规划》中定位的目标，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在建设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这些环节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创新极化效应。

1.区域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层面，其极化效应会产生多圈层的长远性影响，这也同时加大了统筹建设的难度。从管理主体看，城西科创大走廊涉及西湖区、余杭区、临安市“两区一市”，再加上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相关高校，行政主体较多，并且各主体在类型和性质上存在差异，主体间较难形成统筹规划、统筹建设、统筹推进、统筹管理的合力。如何梳理好各种关系和流程，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双城”，规划整合、产业互补、竞合互动的整体发展态势尚未形成。受现有政策体制和人才保障属地管理等因素制约，“同城异遇”的问题依然存在。［27］因此，亟须理顺区域管理体制机制，明确主体责任和管理边界。此外，城西科创大走廊不仅是一个经济空间体，也是一个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综合性空间体。因此，如何有机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关系，将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学”之地，也是亟须思考的问题。

2.创新产出能力存在差距

从全省范围看，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已在创新产业发展中处于领先水平。但从全国范围看，在区域工业总产值、科技创新活动、创新创业投入、创新人才队伍等方面，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等地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以2017年上半年为例，与北京中关村各项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明显差距。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中关村2017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674.2亿元，同比增长13.9%；城西科创大走廊完成工业总产值307亿元，同比增长11%。两地增速相近，但工业总产值规模差距较大。在新产品供给能力方面，中关村实现新产品产值1445亿元，城西科创大走廊在该项上的数据为124亿元，差距显著。在科技经费投入和资本引入方面，中关村科技经费支出逾715亿元，多层次资本市场异常活跃；城西科创大走廊2017年上半年累计引进内资34.57亿元，外资1.43亿美元，浙商回归到位资金17.92亿元，创新创业资本投入规模与中关村也存在较大差距。［28］在高层次人才队伍方面，中关村拥有外籍人才和留学归国人才约4万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累计约1200人，占全国的20%左右；城西科创大走廊累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4100人，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50余名。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人才规模还是在人才结构上，城西科创大走廊都相对薄弱。要提升创新产出能力，城西科创大走廊还需要不断强化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引进、培育和建设工作。

3.产学研的合作尚不够紧密

产学研的联动效益是困扰区域科创工作的一大难题。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技术的比例仅约15%，远低于先进国家约30%的比例。［29］除了高校资源之外，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还拥有浙江大学研究院、香港大学浙江科技研究院、中科院长春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浙江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国电机械设计研究院、浙江省医学研究院等一大批科研院所。2017年9月，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出资的开放型科研机构——之江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进一步壮大了城西科创大走廊的科研力量。如何有效整合上述高水平科研院校的研发力量，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加强产学研的合作紧密程度，瞄准国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重点领域，在未来网络计算和系统、泛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技术等方向上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重大共性技术成果，也是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4.基础服务设施尚不够完善

由于建设年限相对较短，城西科创大走廊在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不够完善。从交通方面看，城西科创大走廊与杭州市其他区处于1小时经济圈甚至30分钟经济圈内。目前地铁5号线、杭临城际等交通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过程中，但区域交通规划布局仍相对滞后，地铁等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尚十分薄弱，与主城区快速通道不足，造成区域通勤效率较为低下。此外，预计到2020年，城西科创大走廊各类人才总量将达到30万名左右，高技能人才18万名左右。［30］与国际化、专业化高端人才引入的目标相比，城西科创大走廊在医疗、文体、教育等大型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还有相当差距，金融和信息服务能力也相对薄弱。目前，人大附中杭州学校、学军中学海创园分校等学校，浙医一院余杭院区、浙大医学研究中心等医疗设施，西溪印象城、西溪银泰城等城市综合体正在加快建设。但从现有需求看，满足人才宜学宜业宜居的生产生活设施亟待完善。

5.创新资源面临“被分流”的威胁

城西科创大走廊在形成“创新极”过程中，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区域更为强大的增长极的极化与辐射影响，存在科技、创新资源被“分流”的威胁。从浙江省层面看，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领，重点建设杭州湾经济区，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城西科创大走廊虽是“大湾区”建设的组成部分，但同样面临来自杭州市其他地区以及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等重点建设区域的资源分流压力。从全国层面看，同属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上海市、苏南等地与杭州市同样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尤其是综合影响力更强、与杭州距离较近的上海市，对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虹吸能力”更为显著。

三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极化效应的实现路径

依据“强化相对优势、规避相对劣势”的思路，综合考虑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政策规划和建设目标，针对当前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本文提出强化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极化效应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强化战略协同与体制创新

深化多层次战略协同，以增强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合力。首先，应强化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战略协同，深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浙江省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杭州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等的战略思考，合理定位发展目标与发展思路，在创新发展理念和思路上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浙江创新强省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要充分融入浙江“大湾区”战略建设中，进一步明确在“大湾区”中的角色定位，发挥创新优势，实现与其他地区的资源共享和互动互补。其次，应强化社会到经济的多面战略协同，坚持以科创为核心，促进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创新创业经济”建设，统筹推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进一步创新综合保护开发的体制机制，将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成“宜学宜业宜居”之地。最后，应强化产业到配套的分项战略协同。根据《规划》要求，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要倡导“需求导向、转化应用”，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创新创业全产业链。在配套发展战略方面，要按照创新要素集聚的理念，强化教学科研、科创研发、科技孵化、高端产业、配套服务、生态保育等功能区块配置。

在战略协同基础上，要强化政策落实机制，围绕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政策举措，精准制定相应配套政策文件，把各项改革举措深化、细化、实化、具体化。要激活城西科创大走廊沿线各节点的积极性，探索建立解决建设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科技创新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强化对相关人员的考核，落实“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责任；要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校企对接、部门配合、全社会支持的科技创新协调运转机制；要创造条件共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平台，完善产学研结合创新的长效机制。

（二）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顺畅的沟通渠道能提高创新要素流动的效率，同时能提升重要决策的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在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一盘棋思想”，构建有力的管理协调机制。首先，应明确沟通主体，加强协同。畅通的沟通网络以明确的沟通主体为前提，从而落实责任到位的目标管理机制。根据《规划》要求，要在既发挥省市统筹力又要激活大走廊沿线各区（市）积极性的原则下，推进建立区域层级较高、权责清晰、运作高效的管理机制。其次，应强化沟通方式的创新，使沟通更为便捷。在浙江省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中，城西科创大走廊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项目审批的过程中，也要创新沟通方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应用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提升沟通协调效率。根据《规划》要求，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同级立项、同级审批”，最大限度取消企业资质类、项目类等审批审查事项。要提升政务服务网功能，加快权力事项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数据资源集中共享，推行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纵向贯通。要积极开展“化零为整”的前置审批。负面清单之外、符合产业导向的企业投资项目率先做到“零审批”，变“先批后建”为“先建后验”，加快推进项目生成落地和开工建设。

（三）建立创新项目资源库，构筑创新要素的“蓄水池”

创新极化效应的作用过程，主要表现为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要提升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创新极化效应，应以创新项目为依托，以要素聚合为手段，引人、引资、引物，充分发挥要素“化学反应”后的裂变能量。

首先，应强化创新要素集聚。相对于城西科创大走廊“培育全球一流的创新空间和平台，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打造成为引领全省创新发展的主引擎，力争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创新空间、创业高地”的实际需求，要形成更为显著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需要大力集聚智力资本、货币资本、社会资本和技术资本。从智力与技术要素看，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引进高端创新人才、产业发展人才、青年创业人才等要素资源。尤其要关注浙江省创新创业“新四军”——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发挥各类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最大限度提升人才资源配置水平，构筑区域创新创业人才高地。从资本要素看，要充分要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部署渠道活跃的资本链，扩大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本“蓄水池”，创新融资模式，搭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其次，应强化创新要素整合。一是根据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任务的阶段性、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资源的投入数量和主次，扩大优势资源带来的规模效应。城西科创大走廊要充分利用阿里巴巴在消费互联网上积累的平台优势和数据优势，一方面加快形成一批工业互联网、云制造服务平台，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撑，另一方面推动消费侧和供给侧平台深度融合，依托大数据加快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二是要以大项目为载体，以项目为具体依托，实现各类创新要素在项目框架下的落地和整合。三是应强化创新要素共享。流动产生经济，流动同样产生效益。要通过畅通渠道，提升创新要素的利用和流动效率。对城西科创大走廊而言，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共享，要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信息流动共享平台建设为重要抓手，以科技成果的高效率转化为目标。

（四）增加对外合作力度，借力实现创新国际化发展

在杭州市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行动背景下，城西科创大走廊应全面扩大开放合作的力度，以国际化思维实现创新发展。应大力集聚外资研发中心，鼓励境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跨国公司来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建高层次科研平台、研发机构、实验室、中试基地，创新组织合作模式。比如合作创办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浙江斯坦福大学”“中科院杭州先进制造院”等，联合开展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其参与承担政府科技计划。在当前之江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国际一流创新体系建设，形成“国际一流大学＋顶级研究机构＋一流学科＋一流人才”的科创联合体系，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与发展。

（五）推进公共服务建设“三层联动”，优化服务网络

要强化城西科创大走廊生活服务设施与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公共服务网络，创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建议制定“城西科创大走廊公共服务建设联动推进指南”，建立“规划部署—项目联动—时序联动”的三层联动推进机制。首先，做好城西科创大走廊公共服务需求的调研与预测，根据《规划》要求，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公共设施的战略转移和建设，推进省市级优质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延伸覆盖。其次，公共服务项目联动建设强调以大项目为抓手，在空间布局和功能设计上实现差异性互补，实现公共服务项目的全域联动发展。重点建设产服、科教和休闲设施，完善多元化公共服务项目。最后，时序联动强调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时间管理”，制订公共服务设施与区块同步建设计划，引导有序开发和资源重组，有计划、有序推进公共服务设施的全面覆盖。

注 释

［1］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Harper＆ Row，1957.

［2］〔法〕弗朗索瓦·佩鲁著，张宁、丰子义译：《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3］Boudeville，Probl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

［4］A.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5］Friedman，J.R.，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IT Press，1966.

［6］R.Verm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

［7］Jeffrey G.Williamson，“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5，13（4）.

［8］Foster.J，M.C.，Wolfson，“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Canada and the US”，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1992.

［9］Wang.Y.，Q.，Tsui.K.Y.，“Polarization Orderings and New Classes of Polarization Indic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00（2）.

［10］R.Baldwin，P.Martin，G.Ottaviano，“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

［11］Fujita.M，J.Thisse，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2］J.Esteban，D.Ray，Polarization，Fractionalization and Conflict［DB/OL］.2007.

［13］易开刚：《提升舟山群岛新区极化效应的机制构建与创新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3期。

［14］陈建军、姚先国：《论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一个关于“中心—边缘”理论和“极化—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5期。

［15］陈世斌：《长江三角洲内部极化效应及浙江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年第8期。

［16］戴桂林、刘娜娜：《“经济圈—极化效应”下山东省区域发展面临的竞争格局分析》，《经济与管理评论》2008年第4期。

［17］马国霞、朱晓娟、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制造业产业链的空间集聚度分析》，《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

［18］于晧乾：《包容的中原城市群集聚效应与极化效应》，《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10期。

［19］高丽娜、朱舜、李洁：《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5期。

［20］王诏怡、刘艳：《东部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对西部的影响》，《西部论坛》2004年第2期。

［21］褚淑贞、孙春梅：《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22］吴江洲：《区域旅游极化效应的评价研究》，《中国商贸》2011年第17期。

［23］李荣：《国家高新区的极化与扩散效应》，《技术经济》2015年第11期。

［24］王悦、马树才：《中国劳动力“极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管理现代化》2017年第2期。

［25］《城西科创区获省级产业集聚区综合考核第一》，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官网，2017年4月21日，http：//www.hzcxkc.gov.cn/content.php？ id ＝688。

［26］《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发展水平不断跃升》，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官网，2017年7月19日，http：//www.hzcxkc.gov.cn/content.php？ id ＝760。

［27］金旭东、倪芝青：《推进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对策研究》，《杭州科技》2017年第3期。

［28］《上半年中关村科技经费支出逾715亿元，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中国新闻网，2017年8月25日，http：//news.163.com/17 /0825 /21 /CSNFC6OU00018AOQ.html。

［29］刘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优势与挑战》，《杭州科技》2017年第1期。

［30］《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这把“钥匙”，将一步步为浙江打开“增长之锁”》，浙江新闻频道，2017年10月20日，http：//zjnews.zjol.com.cn/ztjj/2017sjdzt/sjdqmtbd/201710 /t20171020_54034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