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华：44年坚持在农村放电影

安钟汝 杨雨奇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原开封县）年逾六旬的郭建华，18岁成为一名电影女放映员，41岁当县电影公司总经理。至今，她已坚持在农村放电影44年，累计放了15万场，观众达一亿人次。上个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市场逐渐衰落，许多基层电影放映公司主动关门，郭建华却攻坚克难，竭力维持着自己在农村的那块银幕。2012年，以郭建华为原型拍成的党的十八大献礼影片之一《放映路上》，放映超过10万场次。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郭建华先后3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征求意见反馈会，反映农民看电影问题。她说，城里的屏幕越来越多，农民也该拥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屏幕，只有看看农村，才会理解她大半辈子做这件事的意义。

从大姑娘到老太太，63岁的郭建华已坚持在农村放电影44年。

立志把为农民放电影，当作一辈子的事儿来做

1960年，郭建华5岁，她第一次看电影。在那个年代，农村放电影是最好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村子，父亲牵着她也去看电影。夜空中的星星一颗颗亮晶晶的，空气里弥漫着花香和青草味。星星下面的乡间小路上，村民们三五成群，领着孩子，拎着凳子，说说笑笑往打麦场赶。电影开始前，麦场上已经人山人海，麦秸垛、树杈上、墙头上都坐满了孩子。

一束光从背后照过来，对面雪白的幕布上出现了人影。那部电影是个战争片，名字已经记不住了，郭建华当时还看不懂，但她好奇，“布上的人哪里來的？会动，还会说话。”

郭建华在全省筹建了100多个城镇数字电影广场，使百万观众受益。

父亲带着年幼的郭建华去问放映员，放映员逗她说，“等你长大了，也当放映员，就知道了。”回到家，她就告诉爸妈，长大后，也要当放映员。

郭建华看到电影里一个姑娘留着两条很好看的大辫子，从此，她也留起了长辫子。

1973年，全国招收第一批女放映员，郭建华家所在的开封县、现在开封市祥符区，招收3名女放映员。时年18岁的郭建华去应聘，面试的老师看了看她，摇了摇头：“你又瘦又小，怎么搬得动片子。我们是干工作的，不是帮你爸妈养孩子的。”郭建华苦苦哀求：“我体力好，啥活儿都能干，让我试一下吧。”

当晚放电影，体重不到80斤的郭建华骑车带了4部影片，跑得比所有的男同志都快。从此，放映场上有了一名长辫子女放映员。“那时候，能当上放映员，就是农村女孩子里面的佼佼者。”郭建华说，那是光荣的职业。

1978年，《红岩》这部电影很火爆，每天要放6场，已经怀孕7个月的郭建华每天加班。

2012年，以郭建华为原型拍成的电影《放映路上》，是党的十八大献礼影片之一。图为《放映路上》剧照。

有一次放映中，郭建华腹痛难忍，被乡亲们用板车拉到公社卫生院，孩子早产，只有4斤重。医生告诉郭建华的家人，孩子不行了。

全家人失声痛哭，从部队回家探亲的郭建华丈夫，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安慰郭建华：“你别伤心，你很能干，你看孩子多有福气，知道你是放电影的，都急着出来看电影呢。”丈夫说着说着也哭了，“孩子肯定没事，你看，她是带着名字来的，你放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赞，她就叫红梅。”丈夫开始哭着哼红梅赞，哼着哼着，孩子动了。

郭建华的第一个女儿，就叫红梅。现在，她女儿红梅在祥符区图书馆当副馆长。

后来，为了支持郭建华能下乡放电影，也为了替妻子承担起照顾家里老小的任务，郭建华的丈夫放弃在部队提干的机会，退伍回乡，当了农民。

“丈夫、女儿两辈人都为我付出了，有时候会想，值不值？”但每次到放映场，郭建华又觉得值了，“每次去放映场，人山人海，我一出现，人们就给我让出一条路，他们渴望电影。”郭建华说，当时农民缺衣少粮，她不忍心看到他们精神上再饥饿，每次去放电影，感觉都是给老百姓送饭，“我要把为农民放电影当作一辈子的事儿来做”。

从1973年到1993年，郭建华亲手放了13000场电影，“经常是一天3场”。村里的老奶奶，捧着盘子给她送花生，往她口袋里塞红皮鸡蛋。

郭建华最享受的是，自己扭开放映机开关，放映场上成千上万人立即安静了，乡亲们跟着电影情节一起哭，一起笑。收工的时候，都能听到鸡叫了，她和同事们推着自行车踏着晨露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那是美好的时光，“因为你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给老百姓带去了快乐”。

当年的美好时光，被现在的很多人怀念。2012年，郭建华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以她为原型拍成的党的十八大献礼影片之一《放映路上》，放映场次超过10万场。

农民想看什么电影，就放什么电影

上世纪90年代初，郭建华发现，她想做一辈子的事儿，不怎么受市场欢迎了。

当时，电影开始从计划供给向市场化转变。县城、乡镇录像厅开始满地开花，加上VCD、DVD开始在农村流行，再到农村放电影，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各地许多基层电影放映公司开始纷纷关停。

郭建华荣获CCTV—2012年度“十大三农人物”称号。图为她在颁奖现场举起奖杯。

1996年年初，郭建华所在的开封县电影公司也面临倒闭，老领导留下一封“改革难”的长信，背起铺盖回了老家。

刘兰生就是那个时候进入开封县电影公司的。他回忆，那时候，员工每人每月工资只有30块钱，办公室的门锈迹斑斑，一下雨，房子还漏水，屋子里的水能把脚都淹没，开会只能坐到桌子上。到后来，30块钱的工资也发不下来了。郭建华的同事，也纷纷转行。

亲戚朋友劝郭建华：“转行吧，没人看电影了。”“我不信没人看电影了，因为我去放电影的时候，还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银幕。”郭建华说，“风光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现在不风光了，我不能忘了他们。”

1996年2月，郭建华出任开封县电影公司总经理。上任第一天，员工等她发表就职演说，她沉默了半晌，“我想和大家说说电影人的心里话，就用3首歌代表吧。”3首歌分别叫《生活像一团麻》《众人划桨开大船》《团结就是力量》。

当天，员工们集资凑了2万元，现场的文化局领导，承诺给公司贷款2万元，算是公司的启动经费。

“我不光是个放映员了，我喜欢农村，想给农民放电影，但我得先活下去。”郭建华骑上自行车，开始跑市场。当时，红白喜事的活儿接，企业开业的活儿也接，每场可收入150元。

在她的带领下，半年收入了20万元，濒临解体的县电影公司终于重新焕发生机。

活下来的电影公司并不富裕，他们至今挤在一个旧的办公楼里办公，最亮堂的、通风最好的房间用来存放设备;最大的房间，被用来做成了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放法制电影、摆放普法展板。

“在这里跟着郭大姐工作，没法大富大贵，就是觉得能实现点自己的价值。”已经是公司管理层的闫邦昭说。“现在已经很好了，以前我们是拉着板车去放映，后来我们是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放映，现在我们开着汽车去放映。”郭建华觉得，能够给农民留下一块银幕，继续给农民放电影，已经足够幸福。

“对市场，我不让市场适应我，而是我去适应市场。对农民，我也去主动适应农民，把观影权还给他们。农民需要看什么电影，想看什么电影，我就给他们放什么电影。”郭建华说。

现在农村留守老人多，他们喜欢看贴近生活的故事片、豫剧，郭建华就给他们放《包青天》。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看管，为了防止他们走歪路，郭建华就给他们放法制电影。

近几年来，郭建华组织放映《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农村防诈骗常识》等电影3万多场，观众达150万人次。

开封市祥符区（原开封县）的农民种植花生，郭建华就给农民放映种植花生的科教片。有的农民种植小麦，她就放预防小麦病虫害的电影。

西姜寨乡发展特色产业，种植红豆杉，郭建华就给这里的农民放《红豆杉快生长》。西姜寨乡村民王大中说，“郭大姐放的电影不是大片，但都是农民需要的片子。”

郭建华发现，农民对一些科教片，嫌片子太长、太专业、看不懂，她就找通俗点的科教片来放。她还给河南电影制片厂提议，拍了一部故事化科教片《咱俩花生好收成》，里面有人物，有情節，有故事，受到农民欢迎。朱仙镇50多岁的村民说：“郭大姐又回来了，30年前，她来放电影的时候，都说，大辫子又来了。现在都喊，老太太又来了。”一名村干部说，给农村人拍电影、放电影不挣钱，这事只有郭大姐在做。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农村电影银幕渐渐冷清的20多年里，郭建华带着自己的团队放映了14万多场电影。她在全省筹建了100多个城镇数字电影广场，使百万观众受益;她组织研制的“春雨”电影活动放映篷获得国家专利，推广到全国18省360多个市县;她免费为河南在北京务工人员送去优秀影片60场，观众达6万多人次。

如今，郭建华眼角爬满了皱纹，但她依然爱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喜欢系一条红色的围巾，和曾经的辫子一样长及膝盖。她一出现，依然引人瞩目，村干部、村民都会围上来。秋天，花生熟了，他们又会端出一盘花生让她品尝。下雨的时候，村子里的干部和村民会帮忙腾出村会议室或学校的教室，让郭建华放电影。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依然不忘初心，她的心里一直装着农村和农民

2008年3月，郭建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3月，她再次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郭建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心里始终装着农民，一连4年带着花生上两会。图为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郭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示家乡的特产花生。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曾3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征求意见反馈会，反映农村农民看电影问题。

在出席全国两会时，她提出了关于支持全国中小城市数字影院发展建设的建议，“中小城市接近农民，他们可以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电影院，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这个建议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已有体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为农民放了大半辈子电影的郭建华，心里始终装着农民。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围着郭建华拍照，她告诉记者，“别拍我了，拍我的花生吧，比我好看。”郭建华一连4年带着花生上两会。

花生，是郭建华老家开封的特产，也是与她最有感情的农产品。“我从当放映员去报到，母亲怕我饿着，给我口袋里装的是花生;放映场上，农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的是花生;我放映的时候，乡亲们端给我最多的也是花生。”

因为郭建华的争取，开封市祥符区加速了花生产业化进程，农民种植花生收入增加4倍。2017年1月，这里的50万亩花生，获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书。该地花生还登上了国际航班，成为休闲小食品。现在，郭建华已经提议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我家花生好卖钱》，“促进农产品品牌化”。

除了为家乡的花生代言，郭建华十分关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农村广场放电影前，我们都会放一些音乐暖场，一些村民就跟着音乐跳舞，打盘鼓，进行娱乐活动。我觉得这是好事，多一个人跳舞打鼓，就可能少一个人赌博打麻将了。”她向当地干部建议，鼓励村民发展扇子舞、广场舞、打盘鼓。她提出，“锣槌鼓槌代替法槌”，“村民精神世界健康了，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西姜寨乡把盘鼓发展成了一项特色的村民集体健身项目。该乡每次盘鼓队大型排练，郭建华都要到现场。她还给一些贫困的村子买了扇子，鼓励村民跳扇子舞。乡党委书记李恒志说，现在每个村都有盘鼓队，都是自发组织的。盘鼓队还成了一种盘鼓经济，一个盘鼓队到兰考演出，一次挣了3000元。

曾经，有人说郭建华不食人间烟火。郭建华不服气，“我食人间烟火。这40多年来，我放的电影，看过的有一亿人次，这就是一亿张笑脸，这些笑脸，值多少钱？”

郭建华说：“我越来越发现电影对农民的好处，每发现一点，都让我多一点动力。”63岁，她仍停不下来，“44年，感觉放映路对我来说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只看到加油站，没有看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