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关系

石劲松，王增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变，由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以及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从逻辑上讲，基本国情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贯穿于基本国情各方面并体现基本国情。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判断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基本国情没有变之间的关系，对深入理解新时代新思想新使命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国情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

基本国情是对国情各方面的凝练和归纳概括。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决定着道路选择及其社会发展方向，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基于某种基本国情的社会复杂有机体在发展进程中起着支配决定作用的矛盾，是区分社会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重要依据。从概念逻辑上讲，基本国情包含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是基本国情的重要内容，基本国情的发展变化一定会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本国情的改变。

将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联系起来，或者基本国情变化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始于民主革命时期。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3这段话表明分析阶级情势即阶级矛盾对一个革命党能够正确领导革命的重要性，后来的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建立在这种正确分析之上。这里关于“我们、朋友和敌人”的阶级情势分析，实质上就是在进行国情分析，即国情中的阶级性质分析，抓住了当时革命情势发展的主要矛盾。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32-534这两句话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国情，即“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二是要在中国国情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强调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也强调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社会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并认为，“只有认清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亦即，“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633从该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即中国国情的变化规定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或者说中国国情本身就内涵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认清中国国情，也就是要认清这种主要矛盾。正因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情，才使得“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从而决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即“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2]6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有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结构规定着两大社会矛盾：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一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到1952年，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这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脉络很清楚地体现了基本国情变化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逻辑。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基本确立，我国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清除中国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内地被消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亿万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界已经组成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3]但如此同时，“我们一为‘穷’，二为‘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4]鉴于此，1956年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这一判断已经很接近党的十九大之前的表述，其逻辑脉络仍然是基本国情的变化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研判的失误致使误以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又从反的方面继续表明了基本国情的变化规定着主要矛盾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基本国情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第一次明确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据此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自此，关于我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基本处于稳定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国情有所变化，但始终坚持了“三个没有变”的基本论断：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三大报告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给予了底线性的时间界限：“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改变要受制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不管社会主要矛盾如何与时俱进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变化，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样，十九大之前的“三个没有变”论断就转变为之后的“一变两不变”论断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基本国情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规定性。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实质上是40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对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达。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式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至今已有37年。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综合国力进入世界的前列，国际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国际舞台越来越活跃，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华民族的新风貌。

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外延和内涵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生发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总体上的“落后”国家转变为现在的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正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本身的两个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是人民的需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需要的数量和广度、质量和深度发生了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人民的需要早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正在迈进富足阶段。“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8]这一状况表明人民对物质的需要得到很大的满足和实现，但是，同时对其他方面的需求开始增加，例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9]

显然，这些变化用“美好生活需要”来概括更符合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实际，且能为未来阐释留下较大空间。“美好生活需要”是基于物质文化需要在新时代发展的更高一级需要的表达。

二是社会生产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而且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5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问世；“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万2千亿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等。”[10]

当前社会生产力得到大的提高，各项指标进入世界前列，我们再说“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客观实际了。况且在部分领域，我国目前还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新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而不再是总体上的“落后”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落后”阶段而进入到另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实际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主要矛盾转换的判断，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判断，意味着由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了矛盾两方面的发展状况。这个重大判断既顺应了我国人民更加广泛和丰富多样的生活需求，又符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我们应该清楚：进入新时代，尽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但我们的根本任务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人们多元化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从解决不充分和不平衡两个方面来重点突破，也就更加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予以实现。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仍然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而且只有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产品满足人民需要的多样化和高品质特征。

三、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的两个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当前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管我国进入了新时代历史方位，国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却没有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不断有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政治上，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优势不断凸显，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不断巩固；思想文化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上还是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这个方面又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一是从历史纵向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起始条件比较低，这决定了由不发达阶段到发达阶段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二是从目前横向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社会效益不强，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左右，很多方面生产能力还相对落后，而且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而部分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区域间发展差距悬殊很大；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有3000万人尚未脱贫等。三是从发达的社会主义理想看，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和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还需要继续努力等。

这就是说，不管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巩固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的建设成就方面，尽管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发生了较大的量变，但这并没有从客观上根本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因而在主观上也就“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1]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属于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的科学认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短短几十年内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立足这个最大的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2]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在表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超越这个初阶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不能离开这个历史阶段。

四、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仍然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

基本国情是国情的核心内容。分析国情，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基本国情，摸清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表现。社会主要矛盾贯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只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更好的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32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会发生多个阶段性质变，但其仍然属于这整个初级阶段上的量变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就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质变的结果，即我们的主要矛盾变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这就决定了我们仍然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和执行进入新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

从历史逻辑上讲，基本国情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从而规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本任务的完成程度昭示着主要矛盾的解决状况。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解决，从而转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们内部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规定的根本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完成，但经过40年的发展，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国情上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更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正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中国。同时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点不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而是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继续夯实物质文化需要基础，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和生产关系不够完善的状况，仍然需要立足基本国情，面对主要矛盾，聚焦根本任务。

新时代，基本国情仍然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规定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初级阶段规定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讲的主要矛盾变化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主要矛盾变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矛盾。不能撇开社会主义初阶阶段这个前提讲主要矛盾变化。

作为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发展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即为谁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这一论述表明了发展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个规定性，发展不可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更不可能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而只会导致走向邪路和歪路，我们的发展也就偏离了方向。作为基本国情的初级阶段方位规定了发展的程度和进一步发展的方略。我国还处在总体上的不发达阶段，目前还不能全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要重点关注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问题，解决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人民需要的变动性。美好生活具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需要，这就为需要打上了时代特征烙印。这既是生存规律又是社会发展规律。二是对这种需要满足的可能性。这属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及其分配领域的范畴。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考虑作为主要矛盾另一个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平衡是从发展的广度和空间布局上表明了我国社会生产的状态；不充分是从发展的领域深度和精细程度上表明了我国社会生产的状态，而且这两个方面经常交织在一起。不平衡既导致全体人民无法共享改革成果又使人民享有的改革成果不全面，存在明显的短腿。不充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主要体现在较高质量的供给方面，还具有深挖的潜能。发展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强调一种总体上的发展，更强调发展的精细化。因此，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质是为了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突破发展的瓶颈问题，凸显了当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果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难以解决整体生产力提高的问题(总量大，平均低)，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的大而不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特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