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舆论中的认知偏差与公共理性

张岩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自由发声的渠道和平台，由此，社会化舆论的影响力进一步进入公众视野，人们正逐步熟悉一个舆论场形成的过程，不断地制造新的舆论，也被既定的舆论所影响着。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近一半的中国国民身处网络化社会中，一边努力构建自己的私人生活圈，一边参与公共事务试图拥有更多话语权。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化网络参与度，微小的碎片化时间得以利用，空间地域的限制也在打破，这便是互联网发展迅猛所带来的高度“自由”：“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表达。

一、社会化媒体舆论现状

社会化媒体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新技术与个人创造内容相结合的新媒体集群，包含论坛、微博、微信、社区等多种形式。在这样的新型媒体环境中，每个用户都是信息的生产者与发布者，这其中的某些信息会对公众视听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与此同时，个体不再是单纯的受众个体，而是具有媒体属性的传播工具。面对热点话题和公共事件，各阶层各群体的民众都有参与表达的强烈意愿，人们不甘于重新做回“沉默的大众”，而是希望借由新的媒介渠道获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社会化媒体舆论是指社会大众广泛利用各种社会化媒体针对公众议题、社会话题、热点事件等发表的趋于一致性的意见或“个人意见的集合”。而“个人意见”的形成是受到个体的主观认知结构、生活经验、身份立场等多重因素决定的，当个体的力量变成群体的力量，个人言论集合汇聚成公众舆论，许多现象也随之出现。

(一)群体非理性

在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表达，往往是即时的、即兴的、碎片化的，通常出现在公众获知事件的第一时间。在那个时刻，事件本身只呈现了冰山一角，公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信息的接收、处理和评判，继而快速组织语言，呈现观点。这样短暂的过程本身就无法做到绝对理性，那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言论或意见自然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网络舆论本身就是众多个体理性与非理性表达相互交织的产物，而一个舆论场的形成，则更多的来自群体的非理性表达。

群体非理性一方面表现在个体在群体中的自我非理性表达。“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平台，使原本便是人类人性之不可或缺的部分且同样具有传播欲求的非理性在传播上首次获得了与理性同等的地位”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离不开网络上“匿名表达”的特性。作为个体可以暂时放下社会角色与责任，隐去可被识别的符号，肆意释放情绪而不用为其承担后果。

另一方面，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有态度的群体当中时，或出于人的惰性和从众，或迫于群体影响力的压力，个体通常会放弃自我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放弃理性判断与思考，选择趋同于所在群体的非理性认知。在多数情况下，个体极易把已经形成的群体判断误认为是自己对于事物本身的主观认知，而对于这样的“非理性”，他们是无意识的且不懂得自省的。

(二)情绪的聚合

Keltner和Shiota认为情绪是“一个普遍的、功能性的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它短暂性地综合心理的、认知的、现象的和行为上的渠道来加快对当前状态的反应。”媒介本身具备唤起公众情绪的作用，继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及行为方式。在社会化媒体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个人同样具备媒介的功用，以“意见领袖”的角色对公众认知进行引导。这其中，最高效传播速度最快的方式即是传递情绪。

在诸多公众事件讨论中，幼儿园虐童、暴力执法、虐杀宠物、食品安全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即使只是一段不明出处的几十秒的短视频也能一时间激起民愤，在网络上形成病毒传播之势，而有时情绪的传染远远超过事件本身。这种公众情绪的操纵正是源自对于群体非理性表达和跟随效应的把握，情绪的聚合短时间内可以快速划分群体，在群体内部，该情绪又会被进一步煽动和激化。媒体中的意见表达就呈现出鲜明的情绪化特征。

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客观认知和理性判断，群体性的情绪聚合值得警惕，愤怒、恐慌、同情都是极易被唤起和激发的情绪。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体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是极为简单和夸张。”这种“简单和夸张”也是“群体极化”的体现，在对一个公共事件整体情感倾向相同的前提下，群体内部如果就此各自表达观点，那多数人的意见会被不断强化，最终呈现的结果将是最极端的情绪状态。

(三)主观认知偏差：敌意媒介

敌意媒介理论认为对某个事件和议题持相反意见的对立双方都会认为均衡的媒体报道是对己方带有敌意的。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针对同一公共事件持相反意见的双方会形成各自的社会化媒体舆论阵营，而主流媒体也要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此时舆论双方通常都会对主流媒介产生敌意，认为其观点是对己方带有偏见的。

小到群体性的爱好习惯，不同明星的粉丝阵营，大到他国的党派之争，宗教问题，舆论双方总能在网络平台上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甚至隔空对骂、公然挑衅。主流媒体的公允没能成为劝架的和事佬，反而被当作不满情绪的垃圾桶和舆论转向攻击的靶心。近年来，许多相对理性客观的评论成为众矢之的，被称作刻意“洗白”。这个词被用作网络语汇解释为“反面人物在重重误会消解过后展露出了其原本的正面形象”，后来也引申作“坏的事物被有意美化，挖掘其好的一面以改变人们对它的认识”。公众抗拒接收主流媒介的客观报道，其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主观认知偏差，既包含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偏差，也包含对主流媒介和事物本身认知的偏差。

社会身份理论强调：人们常将自我归类于不同的群体，并对他人或者外部信息迅速做出内外有别的归类，进而以自我为基准加以对比。而心理上的自我优越性是人的基本需求，因此人们自然倾向于积极保护自我和自我所处的群体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舆论表达一定是符合群体优越性的。但事实上，人们对自我群体所怀抱的主观期待本身就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任何均衡报道都被认为是不利于己的，也会加深社会化媒体舆论与主流媒体舆论的对立。

部分公众对自我进行不当的社会身份构建，过分强化自己的社会弱者身份，企图在公众事件的意见表达中夸大自身受损以激起更多的情绪化共鸣，以实现受害者舆论的快速传播。倘若此时主流媒介发表言论论述事实，势必会引来大量的舆论指责，身处“敌意”中的公众不愿意看见真相，便会悄悄为自己蒙上眼睛。

公众事件的涉入程度也会对个体意见和主观认知产生影响。其中价值相关性涉入(即自我涉入：与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个人认同类型，也是个人用以决定和规约自己社会行为与社会反应的评判标准和参考框架)程度越高，社会化媒体舆论对于主流媒介舆论的敌意媒体感知越明显，越倾向于使用反对、反抗等行为应对。北京某幼儿园虐童新闻一出，网络空间立即民愤四起，因为事件本身所呈现的性质与公众的个人价值观出现了严重偏差，挑战了人们的认知底线和道德底线，因此作为主流媒体舆论，只要不能站出来大声讨伐其事件性质的恶劣程度，都会受到公众的指责与反抗。

二、社会化媒体舆论引导

(一)公共理性的建立

良好的舆论环境离不开公共理性的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便是个体理性的建立，这其实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我们拿来为媒介舆论做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哲学上说的“理性”通常是指个体理性，是说“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这种“基本能力”是公共理性的前提，也是社会网络文明的基础。这对每一位网络公众事务参与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正确的价值观，独立的思考与认知，客观评判事物的能力，对私人情感和欲望的克制等等都将成为条件。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隐匿个人身份的网络空间中，言语仍然自律自制也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为。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的价值不仅包含基本的判断、推论和证据之概念的恰当运用，而且也包含着合乎理性、心态公平的美德。”可以说，公共理性源于个体理性却又高于个体理性，社会化媒体舆论公共理性的实现仍然要的得益于每一个个体理性表达，却对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做到表达内容理性、客观、公允，又要注意公共关系的处理。这就要求公众在参与社会化媒体表达的时候应当树立一种公共意识，能够对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舆论走向进行积极合理地引导，帮助构建平等对话的交流机制。公共理性的建立要求公众除了自身拥有较高的的认知水平外，还应具备公共视野和全局观，建立良好舆论氛围的责任感。这值得每一位社会化媒体参与者去努力实现。

(二)媒介素养的提升

媒介素养一词已经不再新鲜，它被认为是人们认知和使用媒介的能力。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是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建立健康的网络话语空间的根本解决方案。作为社会化媒体用户和参与者，首先应当做到四不：不轻信，不起哄，不谣传，不欺凌。不轻信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报道，不对某些社会事件恶意围观，不随意转发散播未经证实的新闻信息，不使用语言暴力欺凌中伤其它网络用户。

媒介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要杜绝不当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要加强媒介使用能力的培养。

首先是对媒介综合全面的认知要了解媒介的传播属性、社会功能、传播机制和优势劣势，进一步了解社会化媒体拥有的特点，尽量避免主观认知偏差对于媒介和媒介内容产生的影响。

其次注重提升媒介使用能力，也就是运用媒介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要求公众要具备更强的信息整合能力，准确接收、快速处理、有效转化是公众能够高效使用媒体的基本要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和批判能力，努力摆脱媒介欺骗和媒介操控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媒介表达能力。社会化媒体环境给公众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渠道，能够利用这个平台进行自我展示，也是媒介素养和能力的体现。自我表达的前提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达，能够丰富媒介信息，为他人带来更多元更全面的认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