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硏究员 唐钧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学习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

按照中国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这个规定是合乎当前国际上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共识的。早在1982年于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对于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联合国根据世界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另一种硬性的却比较方便的办法”，即将“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划分为老年人口。会议文件指出：“联合国采用了此一定义，本文件亦用之”。

按这个口径，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0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从此，中国社会迈过了人口老龄化的门槛。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增加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2016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1亿人，占16.69%。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当21世纪初中国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后，政府和学界都非常重视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对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成为一个社会瞩目的重要议题。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2006年年初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至4亿的规模。”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亿至4亿人，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

此前，在2005年，杜鹏、翟振武和陈卫合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一文中提出：预测结果显示，到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2026年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到2053年中国的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从2041年到2064年，可以称为中国的‘老年高峰’，老年人口数每年都将在4亿人以上。此后开始进入缓慢减少阶段，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这意味着本世纪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上最庞大的老年人口。

中国老年人口比重，预计到2010年会达到12.7%。2010年以后则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到2032年，老年人口比重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1%，21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趋势是在2100年达到34%。

又过了10年，期间经过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有了新的调查数据。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2014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因此，翟振武等在2016年对10年前所作的预测做了一些修正。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大约是2.2亿人，以此为基础作出预测：到2026年将达到3.1亿人，到2036年将达到4.1亿人，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达到峰值，是4.7亿人。

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16.1%。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在2024年前后超过20%，在2041年前后突破30%，到21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可达34%。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也作出了预测。在最新发布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重要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在以后的25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将从2010年的12.4%（1.68亿）增长到2040年的28%(4.02亿)。”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发展，使中国社会普遍感到惊惶。尤其是媒体常常炒作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世界之最”，深深地误导了公众。显而易见，“世界之最”的说法，并不是全部的事实真相，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有两个结果。

其一，毫无疑问，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但这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第一造成的。在没有迈过老龄化门槛之前，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就是世界第一。譬如，199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8.36%，但绝对数是9697万，难道这样的人口规模不是世界第一吗？所以，这个“世界之最”可以说是早已命中注定的。

其二，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却并非世界之最，即使到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也只是在30%—35%的世界平均水平左右。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在上述翟振武等的论著中就提到：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42.5%，韩国也会陡然增加到41.5%，这两个东亚邻国的老龄化程度都将超过中国8—10个百分点。所以，这个“世界之最”并不是事实。

现在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常常把“老年抚养比”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按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为“15—64岁”的口径计算，从2006—2015年10年中，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从11.0%上升到14.3%。根据全国老龄办2026年的预测：总的来看，2030年至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在翟振武等的文章中对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发展趋势作出的预测，形势更为严重：老年抚养比将于2023年左右突破30%，2019年左右突破40%，2036年左右突破50%，2047年左右突破60%，并于21世纪中叶抬升至66.2%的水平。要说明的是，联系翟文中叙述的逻辑和脉络进行判断，这里的“老年人口”应该是以“60岁及以上”作为统计口径的。

讨论老龄化问题，“老年抚养比”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决不是一个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经济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指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国情。

其一，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缺乏劳动力。但这对于世界上唯一的10亿量级的老龄化国家而言，因为人口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按照最不乐观的预测，在没有考虑“全面二胎”新政效果的前提下，中国到老龄化最高峰时，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也有6亿至7亿人。如果仅仅按抚养比来看问题，可以说十分悲观，几乎是1∶1.5。但是，如果按一个15亿人的国家所需要和所能创造的经济规模来说，6亿至7亿劳动力并不少。随着高科技、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逐渐走向成熟，可以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靠人多取胜。如果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老年人的不断增多，消费需求也相应增长，为什么不把人口老龄化创造的巨大消费市场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呢？同时，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样的深化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少用人。因此，中国在过去、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障碍一定是失业而不是老龄化。中国千万不能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其二，中国的税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是以直接税为主，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甚高。譬如OECD国家，2010年至2014年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23.62%，其中排列前三位是丹麦、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为52.97%、39.35%和38.49%。同时，从2010年至2015年的6年中，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增长，丹麦增长了2.58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增长了2.65个百分点，美国则增长了5.94个百分点。中国不同，中国的税收是以间接税，尤其是流转税为主的，2015年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66%。展望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税制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上的比较可否说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作为税基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会更大、更直接。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进程。但是其负面影响，并不像当前在中国常见的传言，包括一些国外学者的评论中所描述的那么可怕。

在20世纪80年代，邬沧萍曾说：“我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而预计在本世纪末人口就会变成老年型。”“有人比喻我们是‘穷国患了富国的人口病’”。后人根据这段话，演绎出了“未富先老”的说法。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10.4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已达到8016美元，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今后能持续保持6%以上的增长幅度，就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而言，“未富先老”正在成为即将翻过去的一页，而“未备先老”才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真正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