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编总则“赋商”路径之探索

苏成慧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1847年意大利学者摩坦尼利“民商二法统一论”的提出，大陆法系民法典编纂即存在着“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之争。我国法典化进程中，民商关系也向来是一个争论不休、且备受瞩目的核心命题。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到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已经顺利完成，各分编的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可以说，民法典各分编中合同编是与商行为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部分，合同编规则的设置固然绕不开的问题是应如何处理与商事行为的关系。只有在理顺民商关系，并以民法总则所确立的立法模式之基调为前提，才能正确处理合同编中的民商关系，保证民法典整体上的逻辑性和体系协调性。

一、法典化模式下民商立法体例概述

（一）法典化进程中民商立法体例学说争议述评

如何处理民商关系是民法典编纂工作应该首要回应的问题。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可谓见仁见智，表现在立法模式上，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种：一是“民法典＋商法典”模式。学者认为，将总纲性的商法规范纳入民法典将严重破坏法典的整体逻辑性，故《民法典》和《商法典》并行的立法模式才是最佳模式。①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民法典》立法背景下商行为的立法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01期；蒋大兴：“论民法典（民法总则）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