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嬗变之间
——以梁启超孟子学研究为中心

张少恩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过渡时代（1895-1919）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规模磅礴、中西合璧，被称为“思想界之陈涉”，其学术可以分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变化性。他不仅不同的时期于同一问题会“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产生不同的评论，即使在同一时期有事也会产生多种说法，各持戟矛，互为鼓簧，正如梁氏自己对其清代学术的评论“多模糊影像笼统之谈”[1]。梁启超思想的变化性在其在一系列的孟学阐述中多有体现，从早期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论中西学术思想之变迁》（1902），到后来的《读〈孟子＞遗稿》（1918）、《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之编纂者及其篇数》、《孟子之内容及其价值》、《读孟子法》等著作中。探究梁氏的孟学诠释似乎无章节可循，其实不然，梁启超的孟学研究与梁氏其的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理路的一致性，这条不断变化的思想脉络与时代的发展和任公自己的思想轨迹相关。本节即尝试根据纵向时间的演进分析其孟学思想的变化轨迹。

一、从政治哲学到教育主义

梁启超早年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致力于变法改制的需要，关注孟子政治哲学的解读。在《读孟子界说》中梁启超通过诠解孟子来奠定维新改制的理论基础，指出孟子的贡献主要在于经世致用，传承《春秋》的微言大义，而《春秋》微言大义主旨在于阐释太平世的社会理想，发扬大同社会思想，以实施“春秋”改制为目的，推动社会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太平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