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文 张军
伴随中国社会从乡土封闭型的传统社会迈向开放多元型的现代社会,众多隐性且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迅速涌入城市,期盼寻求个人发展机遇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而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约制和计划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使诸如文化教育、医疗福利、住房保障等基本性社会福利的机会平等和制度公平,很大程度上仅止步于文本层面,进而引致了人口自由流动因存在收益与成本上的经济效用差异而受到阻滞,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内的弱势主体便在“制度选择”的作用下成为农村“三留守”群体。依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推算,全国留守儿童规模为6876.6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占总数的76.3%(段成荣等,2017)。当前,情况的差异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了包括党政界、学术界等持续关注和共同省思的重大议题之一。
鉴于中国本土现实域情的复杂性特征,“制度”始终成为学界认识社会问题生成动因及其提出有效治理方案的关键词和切入点,而摒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便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所拟构出的制度化方案之一。然而,需加指出的是,时下中国社会致力于稳步转型和常态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难以让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在短时期内获得实质性发展和突变性飞跃。此外,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治理过程的渐进性、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治理方法的综融性,而是否采用切合农村社会底层生态和地方知识的介入视角,成了上述理论构想和路径创设成败的关键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