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性情与工夫
——生活儒学之性情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在南宋已降的儒家思想史上，一直有学者不满意于宋儒的性情言说方式，试图通过揭示先秦儒家性情本身的意义，彰显原始儒家与宋儒在基本思想方面的差异，其中既包括心学一系对于理学“性即理也”的批评，也包括基于气论立场对于理学理气论的辩难。但是，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本义，尚未能通过这些讨论得以充分显现。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借助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对此问题作出了富有思想力度的阐发，使得先秦儒家与宋儒在性情观上的不同，从更深的层次上彰显出来。如果说朱熹的性情论是形而上学性情模式的理学表达，牟宗三对性情关系的解读是形而上学模式的现代心学表达，那么，生活儒学客观上提出了二者之外的第三种性情关系模式，在把握原始儒家的性情关系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可是，生活儒学的性情论述本身也存在局限，它既没有深入辨析存在论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性情模式的内在差异，更没有继续探讨此种差异的成因，本来有可能显现的原始儒家存在论特征及其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区别，也就因此暗而不彰了。在生活儒学性情论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先秦儒家生存论在性情关系方面的内涵与特质，探索它与形而上学性情思想差异的成因，指出它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不同之处，进而深化对于原始儒学根本属性的认识，正是本文力图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