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

曹 为

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后，引起广泛争论。这场重要的理论争鸣，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而告中断。近年来，顾颉刚的民族理论重新受到关注。然而，论者或将其作时下理论争鸣的历史注脚，或以之为六经注我的口号或口实，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的全貌为何，尚有待深入研讨。本文试以顾颉刚的论著、笔记、日记、书信等为据，参以时代变迁的线索，揭出顾颉刚独到一贯的中华民族理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是时务策吗？

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富情绪的批评是：它不过是顾颉刚为迎合当局而作的一个时务策。这种批评看似有所依据。1939年2月，顾颉刚抱病用一周时间写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较之顾氏其他体大思精的著作，这篇檄文显得过于仓促。从20年代开始，顾颉刚就以古史辨闻名，一个古史专家忽然转而讨论民族问题，就连顾颉刚自己也坦言，他是一个闯入者。[注]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宝树园文存》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9页。这篇论文的写作，固然受到抗战时局的影响，但直接的动力，似乎更来自傅斯年的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傅斯年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提出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傅斯年的意见激起了顾颉刚探讨的热情。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思路相当一致，以至顾氏在论文开头，就转述傅斯年的观点以为作文缘由。“‘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