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随心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修改问题引发的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激烈讨论以至争论,反映出对劳动管制与自治的不同立场。共识性的结论是:对于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管制与自治均不可少;分歧性的论争是:严格抑或放松管制。然而,对争论焦点的分析会发现,无论严格管制还是放松管制,多是一种“情绪化争论”式[注]董保华:《我国劳动关系解雇制度的自治与管制之辨》,《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4期。的“板块思维”。究其深层原因,这种“板块思维”,无差别、整齐划一地适用一种权利—义务设置,来规制多维立体的劳动力市场。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劳动法治精准化要求,很大程度上导致劳动法治精准化缺失。基于此,本文拟以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解决为中心,分析我国劳动法治的失衡与完善,从而实现精准劳动法治,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劳动关系及其调整模式的现代化、法治化,即劳动法治,涉及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注]陈步雷:《劳动法治应注重保护劳动基本权利》,《人民日报》2015年2月12日。劳动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基本内核在于,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既承认一定范围的自治,又奉行一定程度的管制。而管制与自治的内在平衡,亦即精准劳动法治,成为劳动法治的关键。当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