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万建中

民俗书写是民俗学的主要任务，也是民俗学工作者热衷于从事的工作。一批批田野民俗志生产了出来，成为民俗学各发展阶段的主要业绩。当然，学者们并没有一味沉溺于民俗书写，反思的呼声也在不断涌现出来。但这些反思都不怎么彻底，原因在于只关注民俗书写的科学性和深度，而未能意识到书写也是一种权力。权力分析盛行于现时代的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都提出了权力分析的一般性范式，但民俗研究几乎没有真正触及权力，似乎权力和权力关系只出现于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和民俗文化无关。在民俗学领域，权力分析则是颇为新鲜的视阈。本文的反思来自于两方面的动机，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民俗书写成果——民俗志的不满；在理论层面，则受到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每一次反思都是对认知主体的绝对性的放弃”[注][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 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这一论断的启示。民俗书写与权力的关系是反思的焦点所在。

一、二元对立的书写状态

民俗书写面对的是底层社会，要求研究者深入民间、理解日常生活。然而，就研究的现状而言，其出发点应该是学术界张扬的精英主义。因为民俗学领域被精英主义所主宰，学界贯彻的一直是单边主义思想，即学术成为学者的独白。……